《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講演錄之二

 

中華民國象一個新中國

 

  

我要講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從兩個中國的歷史來看,誰才是新中國?

 

  讓我們首先來檢驗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將她試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階段,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第三階段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在她的第一階段,又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後期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探討本階段前期的中華民國,和她的兩個鮮明特征。

 

  第一個特征,就是剛剛創建的中華民國,象一個新中國。

 

  首先,在政治上,連中共御制的教科書──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都這樣地稱贊中華民國說“……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注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到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當時,倘若不存在一個妄圖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則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嘗沒有一個十分光明的前程。而這個民主憲政的性質,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更何況,孫中山先生還親自主持製定了史所未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主持創建了史所未有的、擁有上下兩院的國會。而由參眾兩院的議員們,於一九一三年擬訂的“天壇憲草”,不僅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其開宗明義的第

一章就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它的第一百一十條更專門規定說,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永遠不得為修正之議題”。大家看一看,這個由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到底象不象是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共和性質的“新中國”呢?

 

  其次,在經濟上,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於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事情,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委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

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工商聯”,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裏,是不是也象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呢?

 

  再者,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同樣用這本教科上的話來說,就是“民營報紙猶如雨後春筍,蓬勃而起,至一九一三年,已經達到五百多份”。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五百家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成為歷史的事實。在中共的“四人幫”時代,如果中國大陸人民也能擁有五百家民辦報紙,不說毛婦江青橫行不了十年,就是橫行十個月也做不到。如果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人民能夠擁有五百份自己的報紙,那麼,毛澤東的種種倒行逆施,中共的一次又一次的屠殺和迫害,還有可能發生嗎?如果在所謂“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已經擁有了辦報、辦刊的自由,則中共大大小小的貪

官污吏們,還敢於“吃完被告吃原告,吃喝嫖賭都報銷”,直至“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其吮吸人民血汗,動輒便是百萬、千萬、上億萬嗎?

 

  誠然,“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勝利在辛亥之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新中國。

 

  朋友們,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我們只需要將初創時期的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的歷史進步性,和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統治下中國

大陸的種種大倒退,比上一比,誰是新中國的問題,是不是確實值得我們提出來問上一問呢?

 

  本階段前期的第二個基本特征,就是剛剛誕生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如同世界上所有剛剛創建的嶄新共和國一樣,立即迎來了專制勢力的公開反撲。其時,雖然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歷久難泯,所謂“一息尚存,此心不已”,但是,復闢的最大危險,卻來自那個既曾權傾舊朝,又曾兵迫革命的袁世凱。因此,袁世凱希圖復辟帝制所引發的形形色色復辟要求,以及其後張勳的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復辟混戰,實在是給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帶來了長期的紛擾和混亂,也給國民帶來了很深的痛苦。然而,它非但不能說明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新中國,相反,它恰恰說明,形形色色的

專制勢力,企圖復辟舊中國和舊制度的必然性和瘋狂性,並由此證明了,中華民國才真正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中國。

 

  所以,一切以辛亥之後的“歷史陣痛”,也就是局部的歷史混亂來指責辛亥革命,甚至指責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新中國者,都是因為沒有窺見這個“歷史發展的本相”,才產生了種種錯誤的歷史認識。更何況,在本階段前期所出現的這種“歷史混亂”,它雖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瘋狂製造,卻又為一切真正的民主力量所堅決反對。人民因此而“厭棄專制之心,遂以明確;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陳獨秀語)從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波瀾壯闊的反復辟浪潮。這一巨大的反復辟浪潮,不僅戰勝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戰勝了張勳的復辟滿清,而且在歷經中國人民的兩度“護國和護法”,也就是為捍衛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而進行的兩度反對軍閥復辟混戰之後,而終因蔣介石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而使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初步地獲得了和平與統一。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認識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那個“混亂”的中華民國時,我們無疑應該認識到的是﹕混亂只是她的“表象”,而她的“本相”卻是“國民革命和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和公開較量”。並且,這個較量完全是由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公然挑起和製造的。

這,才是我們賴以解開辛亥之後和中華民國創建之初,之所以會產生歷史混亂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