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獻給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創建九十週年

 

 

《誰是新中國》北美洲巡回講演錄 〔上篇〕

 

               

辛灝年 講

 

            

中國現代史研究所錄制

 

 

編者前言﹕

 

  自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在美國出版,迄今已近兩年。兩年來,雖然在某種“無形力量”的左右之下,中國大陸境外的某些勢力,一直於明明暗暗之中,在對這本嶄新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進行著“聯合圍堵”,非但使得臺灣的一些華人書局拒絕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甚至能使美國圖書館的華人負責人明確地拒絕接受這本書,其在海外形形色色媒體所發揮的作用,只能令人慨嘆。一些臺灣讀者對跑遍台北重慶南路的書店都買不到“誰是新中國”,感到不可思議(參見2001年七月二十四日舊金山世界日報)。但是,這本書的影響,還是在迅速地不脛而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得力於北美各地僑、學界和一些著名大學,還有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海外團體,為作者舉辦的五十餘場“誰是新中國”講演會。而也正是這些講演會,不僅一再地取得了轟動效應,而且,各地許多華僑幾本、幾十本、甚至上百本的購買以贈送親友,特別是贈送臺灣親友的景象,中國大陸留學生居然也能夠在講演會後排隊購書的情景,使得這本書在北美洲的銷售量,為許多同類的學術著作所羨慕,更為吸引中共境外讀者閱讀一位大陸

學者的歷史反思著作,特別是為許多中國大陸留學生系統地瞭解中國現代歷史的真相,打開了十分良好的途徑。大陸學界暗中評論這本書“完成了一件大事、並且完成得很好”的話,雖然使海外讀者朋友感到鼓舞;大陸普通讀者一句“就這麼回事,總算有人把事情講清楚了”的評價,尤使這本書的作者深感安慰。從而有效地反制了大陸境外各種曖昧勢力的“聯合圍堵”,其影響已經遠播至歐、澳和東南亞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有志讀者們,引起了廣泛的共識。於是,期望作者出版簡寫本、特別是講演稿的要求,也就愈加迫切。

 

  這是“誰是新中國”一書講演稿終於誕生的來由,也是作者數十場講演之辛苦結晶,更是《黃花崗》創刊伊始即要發表該講演稿(上篇)的原因,並以此獻給辛亥革命爆發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創建九十週年。

 

 

各位留學生朋友們﹕

 

  謝謝你們能夠邀請我來和大家一起探討“誰是新中國”。我承認,每當我要給自己祖國的留學生們講演的時候,我的心裏就總有一種很“虛”的感覺。因為我知道,我所面對的,都是當代中國一批既聰明、又優秀、並且也是最幸運的青年知識分子。但是,正因為我同樣知道,你們又都是真正的“中華兒女”,不再是“馬列子孫”,就是將來老了,也絕不會再說“要向馬克思去報到”的話,所以,我才特別希望,能夠與你們一起來探討我們祖國這一部紛繁駁雜、迷霧重重的現代歷史,一起來探討我們人民艱難困頓的過去。因為,誠如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言﹕“向後看,就是為了向前進”。因為,“若要邁向正確的未來,必需先有一個正

確的史觀”。

 

  但是,在我正式講述“誰是新中國”之前,我似乎應該先向大家作一些簡單的說明、聲明和介紹。

 

  首先,我要向大家說明的是﹕我本人,既不是共產黨,更不是國民黨;既不是一位民運人士,更與台灣的朝野、特別是李登輝時代的臺灣中國國民黨,沒有任何的關係和聯係。我只是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普通學人,並且來到海外的目的,或者說自我流放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寫作“誰是新中國”這一本書。

 

  其次,我要向大家聲明的是﹕今天,我將要為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辯護。也就是說,要為失敗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辯護。而為失敗者辯護,應當沒有“勢利”之嫌。但是,我要辯護的對象,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和曾創建並捍衛過這個民主共和國的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我所要辯護的,絕不是那個“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卻企圖誘導整個台灣走向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經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這兩句話,白紙黑字地印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作者聲明”裏面。那個時候,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還沒有在來年的大選中失去政權。

 

  再就是,我特別需要向大家介紹的是﹕第一,我本人之所以決心赴海外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親身捲入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潮流。大家都知道,“四人幫”垮台後,在中國大陸曾迅速地掀起過一波又一波歷史反思的浪潮。痛苦的大陸人民,曾因反思中共文革而否定了中共文革,曾因反思中共“反右”而否定了中共“反右”,亦曾因反思文革前十七年中共的所謂極左路線,而痛感自一九四九年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是生活在紅旗之下,浸泡在苦水之中。然而,只因為一九八五年中共為推行對台灣的新一輪統戰,而突然公開宣佈八十五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士,才破天荒地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知識界和廣大民間,從反思“抗戰究竟是誰打的,究竟是誰領導打的”這一重大的歷史是非出發,走向了對於辛亥之後整個中國現代歷史的再認識。直至將這一場民間反思潮流,推向了對於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及蔣介石先生進行再認識的嶄新歷史階段。難以計數的歷史反思著作,歷史紀實文學,雖然被加上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包裝”,卻如長河潰堤,一發而不可收。其潮流所向,確已影響了中國大陸的整個社會與人心。

 

  第二,正是因為受到了整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潮流的巨大沖擊和深刻影響,我們,中國大陸的新一代歷史學者們,才從日漸深入的歷史反思中,逐步地認識到,唯有使用共同的歷史標準,才能懟我們祖國這一部紛繁複雜、迷霧重重的現代歷史,進行根本上的澄清。因為,中國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無疑已經帶來了一個“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而自中國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是推動了民主進步、還是造成了專制倒退”這樣一個“進步還是倒退”的大問題。也就是說,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勇於犧牲或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凡是在辛亥之後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主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反之,則是賣國的和倒退的。留學生朋友們,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而也只有擁有了這樣的“共同標準”,我們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象,辨別實情

,回答種種的誣蔑和詰難。

 

  第三,也許正是因為“共同標準”的產生,才為我們提出了“誰是新中國”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反過來說,就象有些朋友所說的那樣,對辛亥之後先後創立的兩個新中國提出“誰是新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所發出的“天問”。而“共同標準”恰恰就是辨別“誰是新中國”的一個科學方法。

 

  留學生朋友們,這,才是我在中國大陸時,便要努力研究“誰是新中國”的問題,到了海外,便要奮力寫作“誰是新中國”一書的根本緣由所在。這本書的資料,幾乎全部來自大陸民間的反思成果,是大陸民間和作者自己對歷史覺悟的產物,既不依賴海外和臺灣的資料,也為海外、特別是臺灣的一些學者所難以理解,甚至難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