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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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史話》 (連載之五)

歷史狂徒

(黃花崗雜誌來稿先刊)

孫中山先生與革命運動

中國歷史上,經歷無數次的革命,但只是朝代的更替,或是政權的轉移,對國體政制並無任何的改進,依舊是君王專政。到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始將中國數千年來的帝制結束,邁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為中國歷史開創新局面。

先生之幼年與求學時代

中華民國之始創者為國父孫中山先生(1866–1925)。孫先生名文,字逸仙,幼名帝象,譜名德明。1887年旅居日本時曾署名中山樵,故國人多稱他為中山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註1) 學者莊政先生,形容翠亨村為「革命基地」,他說:

 廣東省乃近代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清季反滿的革命運動,無論是組黨結社、籌募經費、集體起義與個人壯舉(暗殺清吏),以至宣傳等各種活動,廣東省民及海外華僑(檀島及美洲各地粵僑胞占絕大多數)參與其事。而香山縣民與西方文化接觸的結果,主張政治改革者不乏其人,且列興中會籍者至多,基於地緣因素,吾人若稱香山縣翠亨村為革命聖地,當不為過。(註2)

而香山縣,因鄰近中西文化集中地葡佔澳門,吸引了大多青年到海外留學。中國第一位留歐學生,香山縣澳門人鄭瑪諾,清順治年間隨傳教士赴義大利學習,卒業後入耶穌會,晉司鐸,為中國人榮膺這種神職的第一人。道光年間,香山南屏鄉人容閎經印度洋好望角渡大西洋至美國,入讀著名的耶魯大學,為中國近代青年留學美國獲得成功的首一紀錄。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的青年黃寬,也是香山人,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1857年返國,在廣州行醫,曾任香港國家醫學院院長,對廣州博濟醫院也多所協助,孫先生後來就在這處習醫。(註3) 這批海外留學的香山青年,從西方學習得來專業知識,貢獻祖國,對中國的現代化,有莫大裨益。

孫中山先生本人,幼年如同中國農村許多貧苦人家的小孩一樣,參加了農業勞動,(註4)因為家貧,繳不起學費,十歲才進本村私塾,讀四書五經。課餘則聽前太平軍老兵馮爽觀講太平天國故事,對洪秀全非常羡慕,他對清廷的惡感,大約從此開始產生了。1879年,孫先山十四歲時,其兄孫德彰在檀香山經營農牧及糧食商業致富,於是返鄉迎接父母及家人到檀就養,並招攬華工到當地開墾。孫先生獲允隨其母楊太夫人前往檀香山,搭乘英國輪船「格蘭諾克」(國父年譜稱「格蘭諾去」,S. S.  Grannock)號由澳門出發,期間所見所聞,對孫先山的畢生影響,至為重大,自稱:「始見輪舟之寄,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註5)抵達檀香山後,首次見到郵政局,並知道只要信封寫上收信人地址,並貼上付資郵票,投入信箱內,就可以把信寄到中國,像大輪船一樣的快,不必等待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找一個歸國的華僑帶回去。而令他感觸至深的,就是當地良好的秩序,隨處地見到尊重法律,信任保護的證據,覺得那裡雖還有一個擁有虛名的王,但是島上原有的居民,顯然已把政權交付了美國人了。(註6)

孫先生抵檀後,初在大哥商店協助店務,旋入讀設於火奴魯魯(Honolulu)之意奧蘭尼書院(Iolani School)。該校為英國聖公會史泰利主教所創辦,初名阿魯賓學院(Alban’s College),後由土王架咩霞咩霞五世(Kamehameha)改為今名,以培養夏威夷土人子弟及當地混血青年,其後兼收東亞人。(註7)初入學時,因不懂英文,經該校英文老師悉心教學,且孫先生悉心努力學習下,英文成績突飛猛進,很快能讀寫英文,到1882年夏畢業時,英文文法成績更榮列全屆畢業生的第二名。於畢業典禮中,獲夏威夷王加剌鳩(David Kalakaua)親頒中國書籍為獎品,當地華僑引以為榮。孫先生在意奧蘭尼求學的三年間,改變他的一生,有下列三方面:(一)改良祖國,拯救同胞;(二)反對種族歧視;(三)基督教信仰。(註8)
1883年,孫先生十八歲,入讀檀島最高學府奧阿厚書院(Oahu College),學歷相等於高級中學,初擬結業後,再到美國留學。但讀書不過三月,孫德彰恐其弟受洗為基督徒,遭雙親斥責,著令他回國求學。

孫先生返回翠亨村後,與幼年同學陸皓東重聚,甚為投契。兩人常談論中國政治的腐敗,某次,陸皓東將在香山濠頭鄉看到清軍操演時腐敗情形告知孫先生,兩人謂若有革命健兒五六十人,則可奪得虎門炮台。又常集合青少年,演說太平天國和華盛頓、拿破崙事實。(註9)孫先生極力破除迷信,因與陸皓東破壞北帝殿神像,為鄉親所不諒,孫先生乃被迫赴香港,陸皓東亦赴上海。孫先生抵港後,在聖公會主辦的拔萃男書院(Diocesan Home, Hong Kong)就讀。課餘又從倫敦傳道會會長區鳳墀補習國文,認識了美國傳教士喜嘉理(Rev. Hagar)。後在喜嘉理見證下,孫先生與陸皓東受洗入教,孫先生署名「孫日新」,蓋取大學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陸皓東署名「中桂」。後區鳳墀據「日新」二字,為孫先生改號「逸仙」。(註10)

1884年春,孫先生以「帝象」之名,轉學於香港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學號「2746」,住址為必列者士街(Bridges Street)。(註11)五月,孫先生回鄉與盧慕貞女士結婚。

該年八月,中法因越南問題發生戰爭,中國費時七年建成的福州馬尾造船廠和十多艘兵船,竟被法國海軍七分鐘轟毀破壞。(註12) 第二年,中法簽訂天津條約,中國自動放棄越南主權。孫先生眼見清廷腐敗無能,遂決心投入革命事業,其自傳有云:「予以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見民國之志。」(註13) 孫先生原想學習法律,或投身海軍,後改變初衷,決定習醫,認為醫生最容易與社會各階層接觸,極易宣傳和推動革命,又容易掩飾身分。在喜嘉理牧師之介紹下,進入了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附設醫校。

廣州博濟醫院於1835年由美國傳教士伯駕(Dr. Peter Parker)所創立。之前一年在新加坡設立,專醫僑居新加坡的中國人,因影響有限,第二年才遷至廣州。(註14)博濟醫院為中國和遠東西醫西藥元祖,先後將割治沙淋、施麻醉法及割腹手術介紹於中國。1855年在醫院內附設醫校,1879年,兼收女生,為中國男女同校之始。孫先生在博濟醫院,努力研習醫學課程之餘,還聘請國學大師陳仲堯,每日教授國文。

在課餘之際,則常談論國事,及救亡之策,不少人視他為瘋子。惟獨醫校同學鄭士良對他甚為贊佩,遂與之訂交。鄭士良(1863-1901),別號弼臣,廣東惠陽人,客家人,其父原在上海經商,後因一宗官司中被官吏陷害,憤激而死。自此,鄭士良對清廷官吏懷恨於心。(註15) 他為人豪俠仗義,自小習技擊,喜歡與綠林豪俠和洪門會黨交往,加入三合會,後成為頭目。鄭士良向孫先生透露與三合會之關係,約定孫先生如有所行動,可以號召會員同志協助。後來孫先生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和第二次惠州起義,均依靠會黨行動。

1887年,孫先生轉學到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西醫書院由廣東人何啟所創立,何啟早年留學英倫,先後取得醫學及法律學位,後娶英人雅麗氏(Alice)為妻。回國之後,歷任香港議政局議員,並操律師業務。雅麗士因不幸死於傷寒,何啟為悼念亡妻,乃捐資於荷里活道興辦雅麗士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為造就醫學人才,何啟亦同時在醫院內創辦了香港西醫書院,廣招中外學生入學,得代理港督金馬倫將軍(Acting Governor. General Camerou)和繼任港督德輔爵士(Sir William Des Voeux)熱烈贊助下,因得與醫院同年成立。其程度則與大學醫學院相等,皆為五年制之醫科學校。(註16) 課程內容非常充實,包括解剖學、生理學、化學、植物學、藥劑學、病理學、公共衛生、外科、婦產科、內科、法醫學等。各科教師除何啟外,其餘皆屬英人,但多居東方甚久,對中國有深厚感情,首任教務長兼臨床診察講師孟生(Dr. Patrick Manson)即曾旅居中國二十二年,通曉中國風土人情,能操流利廈門方言。(註17) 且教學認真,考試嚴格,設備先進齊全,堪稱當時最先進的醫校之一。

孫先生以「孫逸仙」名字註冊入學。他的學費,.除由長兄自檀香山支援,當匯款還未寄到,日常生活費就只好掛帳。及機緣巧合,香港屈臣氏藥房東主夏菲士病重,接替孟生出任教務長的康德黎(Dr. James Cantlie),就選拔了孫先生和江英華兩人充當夜間特別看護。病人痊癒後深表感激,慨捐一筆鉅款,作為西醫書院的獎助學金,部份捐款指定幫助兩人繳納學費及零用錢。有這筆獎學金,孫先生就毋須再倚賴學兄。(註18) 在學期間,孫先生除研習醫術外,還好讀歷史、古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書籍。

孫先生在西醫書院肆業期間,「每當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註19) 當時一般人聽到「革命」兩字,都掩耳而走,在香港,惟獨與陳少白、尢烈、楊鶴齡三人,朝夕往還,暢談革命。因仰慕洪秀全反清,並鑒於成王敗寇之說,乃自翊為「四大寇」。有一天,四人聯袂到廣州觀音山三元宮,大談革命,時八旬老翁鄭安,曾為林則徐之「師爺」,憤清廷腐敗,遁入三元宮潛修,他建議四人,如欲反滿,必須聯絡會黨,始克奏效,更詳述會黨之組織宗旨,及各地會黨分布地址,孫先生一一牢記之。 (註20)
革命思想係香港得來。」:「從前在香港讀書,其教育是香港得來,...
因孫先生勤敏好學,所以每年學科成績,都名列前茅,除第一年考試排第三外,其餘各年都為全班之冠。到畢業時,各科都滿分,只有一科是九十分。教員與考試官舉行會議,說他是書院內最良好的學生。結果是加他幾分,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畢業證書由監督和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與牧師書記等簽字,英文是監督寫的,中文是陳少白寫的,由香港總督羅便臣親為頒發,准以內外產科行世,為香港華人領得醫照的第一人。(註21) 香港西醫書院自1887年創立,直至1913年歸併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Kong),至1915結束,這二十八年間,先後入學計128人,圓滿通過考試獲得畢業僅51人,各科能夠成績優異的,僅孫先生和陳觀聖兩人,這是西醫書院發展歷史最光榮的紀錄。(註22)

借醫術為入世之媒

1892年秋,孫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於西醫書院後,旋即在澳門開設中西藥局,為貧民義診,認為澳門與故鄉翠亨村陸路相連,又與香港、廣州水程暢通,便於革命活動。時葡萄牙人統治澳門,其政策是保證和繁榮當地煙賭事業,以拓殖民地之財源。故當地九成華人皆以煙賭事業為生,而沉淪賭博,破家喪生者,時有所聞,故積弊重重,影響於華僑知識至巨,以視鄰香港之崇尚法治,殆有天淵之別。(註23) 澳門的鏡湖醫院,為當地惟一中醫醫院,孫先生獲得當地華人盧焯之介紹,進入該院擔任義務醫師,成為澳門第一位以西法治病的華人醫生,也是鏡湖醫院首開使用西藥之先河,以外科手術和助產聞名,手術用具,皆由香港政府所贈。(註24) 孫先生在澳行醫數月,因醫術高明,大招葡籍醫生所忌。據澳門法例,非在葡國政府取得行醫執照,不得在當地開業。在此情形之下,孫先生便於1893年,被迫把中西藥局關閉。孫先生在澳門期間,在葡人印刷商和報人飛能地(Francisco Fernandes)出版之鏡海叢報(Echo Macaense),刊登革命宣傳文章,以中、葡文出版,為澳門第一家以中葡兩文出版的報紙,且銷路極廣,香山、廣州、廈門、漢口、新加坡、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分銷處,對華僑的革命思想影響很大。(註25)

1893年春,孫先生遷中西藥局於廣州,改名東西藥局,繼續施藥贈醫。因醫術高明,各地官紳無不前來求診,故業務更盛於澳門。特聘舊友尹文楷幫忙,東西藥局特登報宣傳,以「杏林雙幟」為標題。述明門診出診規定外,結語是:「尹君與孫君並駕齊驅,皆稱國手,久為中外所聞矣。」(註26) 但孫先生認為,行醫目的在於「借醫術為入世之媒」,而「救國」比「救人」更刻不容緩,於是趁閒暇之時,結交同志,經常與鄭士良、陸皓東、尢烈、陳少白、程奎光、左斗山、魏友琴等,在廣雅書局的南園抗風軒秘密集會,商討革命進行的方針。

 

 
(註1)翠亨村,是清朝就有的小村落,原為蔡姓人家所建,因近山坑,故名蔡坑。後人因為此地山林翠綠,溪水潺潺,又在方言中,「蔡坑」與「翠亨」諧音,有萬事亨通的寓意,於是改稱翠亨。(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一冊,頁3,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台北,1994。原文馬中天「翠亨今昔」,台北光華月刊,1992年8月)
(註2)莊政: 《孫文革命思想發展史論》,頁13,國立編譯館,台北,2007

(註3)吳相湘:《孫逸仙先生 – 中華民國國父》,頁9-10,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1971

(註4)尚明軒:《孫中山傳》,頁5,北京出版社,1979年

(註5)《國父全集》,第二冊,頁2,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簡稱黨史會),1973年

(註6)林百克:「孫逸仙傳記」,王雲五等:《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頁445,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1972年再版
(註7)蘇德用:「國父革命運動在檀島」,《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一),頁60,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台北,1955
(註8)項定榮:《國父七訪美檀考述》,頁17,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台北,1982
(註9)陳鍚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35,中華書局,北京,1991
(註10)黨史會:《國父年譜》上冊,頁35;《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36
(註11) 中央書院於1862年為港英政府創立,為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學,亦為一所新式英語學校,設備完善,教學嚴格,多名近代中國著名人物,曾先後在此就讀;1889年改稱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改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國父年譜》頁36;《孫中山年譜長編》頁37
(註12)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頁37,遠東圖書公司,台北,1982
(註13)《國父全集》第一冊,頁491
(註14)李敖:《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頁32,文星書店,台北,1965
(註15)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頁121,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引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註16)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頁5,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李敖:《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頁56
(註17)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編,頁155,國立編譯館,台北,1985
(註18)莊政:《國父生平與志業》,頁104,中央日報,台北,1982; 扈國泰:「孫逸仙在香港習醫之時代」,《爾名何價》文集,香港大學醫學院正名行動組,2006,www.hkumedic.org
(註19)孫中山:「革命原起」,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一冊,頁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註20)《國父年譜》頁52
(註21)陸丹林:「總理在香港」,《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109-110,正中書局,台北,1961
(註22)陳觀聖於1893年進入西醫書院,1899年畢業,同註3,頁68
(註23)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74,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
(註24)李福麟:《澳門四個半世紀》,頁109-110,澳門松山學會,1995
(註25)《澳門四個半世紀》,頁116
(註26)《孫逸仙先生傳》,頁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