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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史实与袁伟时先生商榷

子乔

 

【摘要】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充耳不闻”。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日前,《中国青年报》刊载了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历史教科书的误人之处,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意义重大,值得有关部门关注。然而文中涉及义和团运动的部分,却存在着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和缺漏,在纠正旧说的同时,又会对读者产生新的误导,似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不揣冒昧,草就此文,以与袁先生商榷。本文就事论事,不涉及袁先生的其它观点。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

  袁伟时先生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这段文字犯了和教科书一样的错误——为了证明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而忽视了1900年5月27日之前的一些重要史实。袁先生大概忘记了,义和团的作战对象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清政府。请看有关时间表(以[12]P.102-115为主并参其它):

  【子乔按:本文日期一律使用公历,引文除外。引文中的旧历日期后会注明相应的公历日期。】

  5月1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该案因宗教信仰冲突而起,因教会干预中国司法而导致矛盾激化(详[05]P.448;[06]P.373)。

  5月13日:义和团转移到定兴县仓巨村,烧毁十数家教民房屋。直隶当局派兵前往镇压。

  5月14日: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莲芬到达涞水,立即致电直隶总督裕禄:“拟请饬派杨分统再带马队—二哨,多带枪子前来;并饬罗提督派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二三哨,由塘沽搭火车至高碑店驻防,以遏京师门户。”

  5月15日:涞水县令祝芾于高洛村抓捕团民多人。

  5月16日: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八十余名由天津乘火车赶往涞水。因天津至涞水无直达铁路,故需经津卢铁路至卢沟桥,再由卢保铁路至涿州或高碑店。

  5月17日:张莲芬、杨福同捕杀团民多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营官李瑞带步队四百名由塘沽乘火车开赴高碑店。

  5月21日:应裕禄之请,直隶提督聂士成加派武卫前军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马队二营赴保定一带防缉义和团。

  5月22日:附近义和团纷纷前往涞水助战。义和团伏击杨福同,将其杀死。

  5月23日:裕禄调聂士成部步队三营、邢长春部中营一哨及左营全队(均为马队)、原驻津马队一营、原驻高碑店步队一哨开往涞、定、涿一带,会同剿团。

  5月24日:涿州义和团纷纷开赴涞水,准备与清军对仗。

  5月25日:张莲芬在涞水追查杀死杨福同的凶手,并劝团民解散,团民不允。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从高碑店乘坐火车去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怒而将高碑店铁路拆毁,并拔去电杆。

  5月27日: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并开始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一直持续到6月上旬。这是运动开始一年零七个月以来,义和团第一次大规模拆毁铁路(此前“高密反筑路运动”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其中5月26日拆毁高碑店铁路主要是报复铁路员工,有一定的偶然性,规模也不大,故当时很少有人记载,相比之下27日毁路的记载就很多。据《高枏日记》载,义和团“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票),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转引[14]P.55)

  可见,有一部分义和团不但乘坐火车,而且还照章购票,只因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才怒而毁路。其行为虽然过激,但与“敌视现代文明”毫无关系。

  至于从5月27日开始的行动,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清政府继续由卢保铁路调兵前往涞、定、涿一带,其次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也与“敌视现代文明” 基本无关(此说以陈振江先生为代表)([15]P.241-254)。从时间表看,清军通过铁路的迅速调集对义和团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义和团又杀了清军分统杨福同,他们料到清政府还要增兵,故先毁路以阻之。据日本人佐原笃介等编辑的《拳事杂记》说:“二十九夜烧琉璃河,初一日早晨复有长辛店之事……涞水……团匪专志焚站毁路,果何为乎?答:正以见团匪之愚也。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等举动,非至愚至蠢者必不出此。”([08]P.245-246)

  再请看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因作战需要而拆毁铁路的记载:

  《拳匪纪略》([清]艾声):(6月5日)“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05]P.454-455)

  【子乔按:可见,北河铁桥在6月5日之前仍是完好的,而此时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蓬勃发展好几个月了,白沟拳焚毁北河铁桥是为了阻止清军调动。】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近日京中到有西兵,为数虽微,而居民等已均甚惶惑。拳匪大队,近已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并将黄村之车站纵火焚烧,铁路桥梁亦遭毁去。”([07]P.122)

  【子乔按:这些义和团如果真的“敌视现代文明”,就不会乘坐火车。】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闻有俄兵四人,因遭团匪杀伤,俄国现特调派可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07]P.123)

  其实,在运动的高潮之前,义和团破坏外来事物的程度是有限的。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完全丧失理智,滥杀无辜,应该谴责,但“文明之邦”的正规军又何尝不是呢?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仍以铁路、电杆为例:

  从1898年至1900年4月底,除山东高密县外,各地义和团和其他民众并没有大规模拆毁铁路、电杆的行为,连这类口号都较少;从1900年 4月底至8月中旬,“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和直隶、东北一些地方,广泛地掀起拆毁铁路、电杆和焚砸其它洋物洋货的活动,还采用遍贴传单的形式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14]P.246),而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际行动,中外学界一致认为是从5月27日开始的。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不但义和团拆毁铁路,清政府也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01]第26册P.144,NO.564);从1900年8月中旬北京陷落到1902年各地义和团运动失败,“拆毁铁路电杆的活动与宣传转入尾声,而日趋销声匿迹。”([14]P.249)

  可见,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这绝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卢保铁路1897年4月就已开工,1899年2月就已通车([13]P.81),义和团为何要等到1900年5 月底才拆毁呢?周锡瑞先生也认为:“在5月的最后几周里,涞水冲突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义和团占领涿州和首次破坏铁路线的事件。义和团最先攻打北京至保定的铁路线,其动机无疑是期望阻挡前来镇压的官军。”([09]P.332)

  这位以客观严谨闻名学界的美国学者应该没有为义和团开脱之嫌吧?

【子乔按: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

  下面这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

  《畿南济变纪略》([清]刘春堂):(6月底)“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然匪首持权搜杀教民,与他厂无异,观察不敢禁也。”([03]P.314)

  当时八国联军战争已经爆发,但因为铁路官员支持义和团——哪怕是被迫的——而且保定也不是对敌前线,所以义和团就不拆毁铁路,并能与洋务人员即“二毛子”和睦相处。此外,义和团也不拒绝洋枪洋炮,清军就曾从山东义和团手中缴获过多支洋枪([04]P.341)。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将一些洋枪洋炮发给天津一带的义和团,后者遂用以攻击八国联军([11]P.179)。

  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观念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但这肯定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观念。显然,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被敌人用作镇压工具和侵略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物,如为敌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当然,其中也有很强烈的对洋人的报复情绪,因为列强在修筑铁路时严重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

  义和团虽然也参与了早先的“高密反筑路运动”,但不是主力,不过该运动对义和团此后的口号、行动应有一定影响。以下为《筹笔偶存》所记载的德国欺压、屠杀高密民众的情形:

  “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04]P.248)

  “五月十一日,有铁路公司小工在集上买鸡,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是日适逢集期,致触众怒,群起殴辱。该小工回诉公司,德人即以拔标阻工等情,以耸其听。此系当时肇事实在情形。而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仗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日。……德兵遂由大吕庄到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攻入圩内。共轰毙民人十五名口,其余受伤甚众,至今尚未医痊者尚有三、四十人。二十日在刘戈庄搜查军械,又轰毙民人五名。另有挑卖果子二人在庄外,亦被轰毙,迄未查出姓名。查以上所毙各庄民,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猝遇轰毙,妇稚无依,情形极为惨酷。再十八日德兵入高密县城,借住书院,将书院所存书籍桌櫈悉数焚毁。又向城乡各团局、民舍搜查枪械,扰累滋多。”([04]P.30-31)

  袁伟时先生不提那些铁路被毁前清政府以之运兵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帮凶在修路时对沿线居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04]P.30-33、248;[16]P.88-90),更不提由此引发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拆毁铁路的肇始“高密反筑路运动”([16]),而只顾指责义和团,说什么“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种疏漏或隐匿必然会对部分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笔者前些年就曾拜读过袁文,当时信以为真,后来又读了一些义和团研究专著和历史文献,始觉袁说之误。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充耳不闻”。

  袁伟时先生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这段文字有些失实和片面,至少是表述不清。从义和团运动兴起到1900年5月底,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为主。当然她可能不太情愿,因为义和团自称忠于朝廷,但她毕竟惹不起列强。慈禧只是在剿灭策略上和列强有严重分歧。列强要求全面镇压,凡参加义和团的人一律逮捕,就连帮助义和团的人都要处决([12]P.108)。但打击面如此之大,显然不利于慈禧的统治,而且义和团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以现有的机动兵力,也难以实现全面镇压,如果抽调防守要地的精锐,又必然会影响国防。因此,慈禧主张区分首从良莠,对肇衅者进行镇压,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对未肇衅者则比较宽容,至多是强制解散。但有些地方执行时却有偏差,滥捕滥杀、戕虐良民者有之,姑息纵容者亦有之。

  慈禧想以此来分化瓦解义和团,这样既能对列强有所交代,又不致大开杀戒,激起民变。总之,列强主张“肉体消灭”,慈禧则倾向于“组织消灭”,须知“解散”也是一种“消灭”,而不是“利用”。这些在慈禧发布的有关上谕中体现得很清楚(详[01]第26册,部分见下文)。

【子乔按: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为何慈禧一再下令查禁义和团,而义和团运动却愈演愈烈?那些上谕会不会只是敷衍列强的?慈禧是不是在暗中支持义和团?限于本题范围和篇幅,就不多说了,可参看笔者的《从几道上谕看慈禧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政策》。】

  袁世凯上那份奏折的时间是1900年5月19日([02]上P.92-95),并非袁先生说的“义和团兴起之初”;慈禧接到奏折后也没有“充耳不闻”,而恰恰是采纳了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请看有关时间表(限于篇幅,列强和义和团的举动从略):

  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折。他首先说明义和团反教的原因是教民仗势欺人;然后强调对义和团一律拿禁属于“为渊殴(驱)鱼”,姑息纵容又恐“酿成巨患”;接着汇报了不利局面:“大吏非出示严禁,即派兵弹压,数月以来,仍复固结如初。”;继而指出其严重后果:“一旦激成变故,……其祸曷可忍言。……(洋人)若以我之所不能制者,派兵干预,高丽党案,可借鉴也。”因此他议将义和团编为团练:“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患于无形耳。……尤需择公正有为之绅士为团总,……申明专备大敌之用,不得相率寻衅,或蹈私斗之嫌。……转致外人有所藉口。……备极牢笼之术,隐寓箝制之方。”([02]上P.84- 85)

  郑炳麟的建议不管是否可行,其目的主要是防止义和团肇衅惹祸,其次也可能有国防上的战略考虑。

  同日:慈禧就可否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一事,征求裕禄和袁世凯的意见:“所奏是否可行,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复奏。总期消患无形,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亦不得强勉从事,徒滋纷扰。”([01]第26册P.84,NO.320)

  郑炳麟的建议对正在为义和团问题头疼的慈禧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关重大,她不敢草率行事。

  5月8日:慈禧就山东文登县民众阻止英国自行履勘威海界务一事,发布上谕:“文登百姓不服,聚众阻止,经袁世凯电请英员缓勘,……英员竟置不理,现已酿成衅端。……万不可一味操切从事,以致不可收拾。……先行设法解散,并详切开导绅民,勿再自贻伊戚。是为至要。”([01]第26册, P.91,NO.343)  这一时期,慈禧对涉外事件的处理非常谨慎,有关上谕往往措辞软弱,诸如“不可操切从事”之类的告诫更是屡见不鲜。

  5月9日:慈禧下令查禁义和团:“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深恐良民被其诱惑,以致勾结为患。……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01]第26册,P.92,NO.347)

  5月17日:裕禄上折,称直隶剿团已见成效,反对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似此无知愚氓,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藉口。”但他同时也指出:乡民参加义和团是因为,“谓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渐广,……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正本清源之计,尤要在遇有民教争执之案,该地方官持平审断,只论是非,不分民教。有洋教士出而干预者,申明约章,以理辩骄,……”([02]上P.91)

  同日:慈禧再次下令查禁义和团:“前因义和拳会延及京师,……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谣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处,著步军统领衙门……并著裕禄一体严禁。”([01]第26册,P.100,NO.377)

  5月19日:袁世凯上折,全面批驳了郑炳麟的奏折。他说:义和团“其用以惑人者,……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见袁伟时先生所引)山东剿团已有成效,“实无全省殆遍,势不可遏各情形”。“总而言之:该拳会……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安足以备大敌。……安望其保教堂。”([02]上P.92-95)

  此后至5月底,慈禧又多次发布查禁义和团的上谕。29日和30日发布的两篇上谕,措辞之严厉前所鲜见([01]第26册,P.110, NO.423;P.114,NO.433)。显然,慈禧并未采纳郑炳麟的建议,而是加紧了对义和团的围剿。其原因除了列强的压力之外,裕禄和袁世凯的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

  可见,袁伟时先生笔下的慈禧和原始档案中的慈禧有一些差距,下文也能体现出这一点。当然,慈禧本质上肯定是专制的,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供今人批判的符号或泄愤的工具。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袁伟时先生说:“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尽管如上文所言,但1900年6月上中旬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促使慈禧正式招抚了义和团。这是因强敌入侵、兵力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主动向列强挑衅。慈禧虽然憎恨列强干预她的废立大计,但她更害怕列强直接用武力推翻她的统治。不错,慈禧在列强的重压之下是说过一些狠话,如“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云云(1899.11.21)([01]第25册,P.312,NO.1220)。然而事到临头,她却极力避免和列强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从以下上谕的措辞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态:

  1900年5月29日上谕:“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01]第26册,P.110, NO.423)

  【子乔按:有人仅根据“解散协从”四字,就将这份上谕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甚至鼓励,真让人哭笑不得([17]下P.146)。】

  1900年6月13日上谕:“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乃近日焚杀之案,仍复层见叠出。……试问自来立国之道,有纵容乱民籍以自固者乎?……朝廷但论其滋事与否,以为良莠之别,此等匪徒,亟应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至派出各营,务宜严申纪律,不准籍端滋扰,以清奸宄而安良善。” ([01]第26册P.128,NO.496)

  【子乔按:慈禧一面斥责顽固派对义和团的纵容,一面又告诫剿团的官军不要“籍端滋扰”良民。有人认为后者是纵容义和团,这是很片面的。清军纪律涣散,经常“戕虐良民”([01]第26册P.482,NO.1872),结果将不少本非义和团的老百姓也逼成了义和团([02]上P.124),故而慈禧才进行必要的告诫。】

  1900年6月13日上谕:“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镇压。毋致再有抗拒。[01]第26册P.127,NO.493)【子乔按:尽管慈禧在6月3日的上谕中已经称义和团为“朝廷赤子”([01]第26册,P.117, NO.446),但在6月中旬的一些上谕中又称其为“匪”,下令镇压。从口气看,不像是在敷衍列强,很可能是为避免战争而做的最后努力。当然,清政府同时也在进行防御性的备战,这无可厚非。】  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01]第26册,P.134,NO.521)。怎奈远水难救近火,慈禧不得不考虑利用义和团来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同日,她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01]第26册,P.133,NO.518)

  当然,这还不是正式的招抚。第一、慈禧仍要求将义和团“解散”,只是将其中的“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还未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第二、慈禧对义和团的战斗力仍有较大的怀疑,故有“万不可孟浪从事”之语。

【子乔按:不少论者根据野史笔记或自己的猜想,说慈禧早就相信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打算利用他们扫除洋人。依笔者之见,还是这道上谕更可靠一些。】

  清政府内部决定对外作战是在6月19日([11]P.129-130),正式招抚义和团是在6月21日。21日的一篇上谕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召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01]第26册,P.140,NO.544)

  列强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对皇宫构成威胁在前(5月31日至6月2日),而慈禧放松对义和团的围剿,倾向于顽固派在后(6月3日至 10日);列强组成联军强行向北京进发在前(6月10日),强行索要直至攻击大沽炮台在前(6月16日至17日),而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在后(6月19日-21日)。这些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详[11]P.91-137;[10]P.212-356;[12]P.114- 188)。

【子乔按:关于大沽炮台之战,西方资料都称清军先开炮,中方资料有的称联军先开炮,有的称清军在备战时走火,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列强已经计划夺取大沽炮台。索要炮台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个把戏,清军接到通牒之时,列强的军舰早已就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而清军也不可能按列强的要求在17日2点之前交出炮台,可见当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详[10]P.286-294)。】

  严格来讲,不论是6月19日的“最后通牒”([02]上P.152)、20日围攻使馆的命令,还是21日的“宣战诏书”([01]第26册, P.141,NO.547),都不是正式宣战。其实双方在整个战争中都未正式宣战,也未正式断交,都留有余地。那么,首先不宣而战的是列强还是清政府呢?显然是前者。列强在5月底6月初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就已经可以视为对中国新的军事侵略的开始,此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防范义和团。而6月10日强行派兵向北京进发、12日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参下文)、16日强行索要大沽炮台、17日攻陷大沽炮台等等,就更不用说了。既然列强率先动武,清政府是否“宣战”就是次要问题了。

  至于围攻使馆的真实意图,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目前尚不明朗,连长于考证的林华国先生也只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假说”([11]P.167),我们在这里就不作任何推测了。从客观效果来看,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袁伟时先生说:“《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

  如果孤立地看待围攻使馆事件本身,可以说它是违反“国际法”。但是,对于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多方互动过程,用截取某一片断的办法,单独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不公平的(当然,链条的起始无疑是列强侵略)。笔者也认为围攻使馆应该否定,但理由不是“违反国际法”之类的空洞说教,而是它对反侵略战争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袁伟时先生言必称“国际法”,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一张废纸。试问:“国际法”规定了一国可以随便向别国首都派遣卫队吗?规定了外国使节可以擅自逮捕、关押、屠杀所驻国公民甚至政府官员吗?规定了这种卫队可以在所驻国首都“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吗?

  1900年5月28日,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调集卫队进京,清政府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后来被迫同意,但限定“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 (转[12]P.120)。然而由于各国互相攀比([10]P.219-222),到6月2日,八个国家共派来400多人,几是限量的两倍([02]上 P.111、114),而且还有增加的趋势。此前,北京城里的所谓“义和团”大多是少年儿童,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练拳,并无任何针对使馆、教堂、洋人、教民的暴力行为,有关记载很多(如[07]P.111-114)——正因为没有暴力行为,人们才会如此关注少年儿童的练拳活动。慈禧仍在严令查禁义和团,城外大批“正规”的义和团根本无法进入重兵把守的北京城,使馆教堂实际上是安全的。

  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相蓝欣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并非明智之举,甚至是过激行为,更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 ([10]P.219;[09]P.333);林华国先生也认为此举影响到了慈禧对义和团的剿灭政策,顽固派势力得以抬头,城外义和团得以大批进京 ([11]P.91-96)。的确如此,卫队进京极大地刺激了慈禧。稍有军事常识和近代史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对腐败无能的清军和手执刀矛的义和团而言,一支400多人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是什么概念,它驻扎在与皇宫近在咫尺的使馆内又意味着什么。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这么想:你们真是来对付义和团的吗?这 400多人其实是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完全可以视作侵略军,可见是列强率先违反了“国际法”。

  1900年6月上旬,北京周边的义和团十分活跃,制造了若干焚杀事件,清军进行了严酷的围剿([12]P.122-139)。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切实商阻”([02]上P.142)——请注意是“商阻”——强行向北京进发,一般认为这是八国联军入侵的标志。在京使馆人员闻讯,以为联军次日必到,一片欢腾。同日,慈禧命顽固派载漪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01]第26册,P.122,NO.467),京津间电报中断,北京西山英国使馆别墅被焚([12]P.141)。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奉命出城迎接联军,在永定门外与奉命防范联军的清朝甘军遭遇,甘军怒而杀之([19]P.308)。事后大学士荣禄亲赴日本使馆赔礼道歉,并代表慈禧致哀。也许因为杉山彬是黄种人,欧洲各国反应并不强烈,日方也比较克制。可见此事对时局的影响并不太大(详 [10]P.257-258)。

  由于电报中断,使馆人员并不知道西摩尔军已遭义和团阻截,以为大军近日即可到达,于是肆无忌惮起来。6月12日,他们开始了所谓的“猎取团民行动”。早晨,德使克林德主动袭击了两名路过使馆区的团民,逮捕一人,打跑一人。这是义和团首次出现在使馆区,故克林德十分惊讶,也很冲动([18] P.19-20)。同日早晨,义和团首次在北京内城焚烧教堂([12]P.145)。

【子乔按:不知这两件事孰先孰后,有无关联。克林德袭击团民,中方文献说在13日午间([12] P.148),而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在12日早晨,应以后者为准。因为普特南·威尔是这么写的:“……此乃昨日之事,至今日则更可惊骇,……” ([18]P.19),“昨日之事”即杉山彬事件。这种表述使笔者觉得他是不会记错的,可能是克林德在13日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故中方以为事发在 13日。】

  6月13日午间,克林德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称“过两点钟,匪命休矣”,清政府官员前往要人,克林德不放([12]P.148);傍晚,大批义和团从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冲入内城,在意、奥使馆附近焚杀,使馆卫队开枪开炮,打死多人([18]P.21-23);随后,使馆卫队开始巡街,屠杀义和团和北京市民([18]P.23);晚间,义和团在北京城内大肆焚杀([12]P.149-150)

  从此双方冤冤相报,暴力活动升级,局势失控。

【子乔按:本日傍晚义和团的焚杀确与克林德囚禁团民有关,主剿派官员袁昶说:(6月13日)“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酉正,……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20]

  比利时使馆随员德麦洛特说:“直到六月十三日为止,对中国教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十三日那一天开始,形式起了根本的变化。”(转[10]P.273)

  英国人赫德说:“六月十三日,哈德门(引者按:崇文门)的教堂被焚,是拳民大规模摧毁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的开始。”(转[10]P.277)

  《拳乱记闻》也说:“拳匪于13号之晚,在京城内起事,……”([07]P.132)】

  “猎取拳民行动”的参与者有各国公使、使馆卫队和普通在京外国人(“志愿者”)。他们对义和团和北京市民的屠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阻止义和团对教堂的直接攻击。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第二种是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或关押的教民。解救教民无可厚非,但外交官和卫队往往在救出教民并控制住局面后,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团民一律杀死([18]P.28;[12]P.276)。这无疑应该谴责,为何不能将他们逮捕并交给清政府审判(清政府对肇事的义和团是要治罪的)?对“文明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第三种则完全是主动杀害,甚至不管是否义和团。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转[10]P.276)

  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见前面有人,予等群呼曰‘止步!’闻一悲颤之中国语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匆骤而逃,予等思彼必为一拳匪,遂群向其逃走之方开枪击之,至少放有一百枪之多,……”([18]P.23-24)

  另外,克林德甚至在大学士徐桐的家中将其逮捕,英使窦纳乐出面后才放了他([10]P.275)。列强的暴行只能使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事态更加恶化。至此可知,所谓“使馆卫队”实即侵略军。

  在“猎取拳民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杀,现已难于统计,但至少也有200多人,而外国人则无一伤亡(详[10]P.271-280)!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城里使馆卫队和义和团的实力对比,而列强的决策者们也完全应该、完全能够预先估计到这种对比,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显然不缺乏以快枪利炮对付原始武器的经验,难道他们也相信了义和团“能避枪弹”的神话?这是对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借口——“保护使馆”——的莫大讽刺!不少论者喜欢以 6月20日的围攻使馆来证明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必要性,其实是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继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八国联军的入侵又把慈禧向义和团方面推了一把。

  “猎取拳民行动”的性质,正如相蓝欣先生所指出的:“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任何所在国家的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文明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猎取拳民行动’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京洋人的心态:由于大家都以为西摩联军即将进京,中方对他们采取的任何激烈行动都会无可奈何。‘猎取拳民行动’已大大地超过了治外法权的范围。”([10]P.275)

  我们应该谴责任何名义下的滥杀行为,不管实施者是谁,受害者是谁。袁伟时先生在文章中只提其一而不提其二,显然会对部分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正如他所批评的教科书(前文已言,笔者数年前也曾被其误导)。尽管该文是在批评教科书,有所侧重,也不应如此,故而笔者认为有澄清的必要。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在弄清了列强率先践踏“国际法”、率先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后,我们再来说西什库教堂的问题。袁伟时先生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如果“侵略”不仅仅指军事方面,也包括文化、宗教、经济、司法等方面的话,那么在华基督教会无疑具有侵略的性质,即便是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否认,如周锡瑞先生的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一章的标题干脆就叫“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09]P.73-106)。 “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结盟”([09]P.82),教会势力屡屡侵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最典型的是教民中的歹徒欺压平民([24]P.472- 474),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司法、袒护为非作歹的教民([09]P.91-94;[17]上P.626、631)和侵占房地产([24]P.463- 468)。基督教还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藐视儒家文化,不尊重中国传统宗教,企图进行文化征服([17]上P.622-624)。西什库教堂并非“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而是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

  再看军事侵略。众所周知,义和团对西什库教堂的围攻始于6月15日([07]P.188),在“猎取拳民行动”开始之后。西什库教堂驻扎着 40名法国和意大利卫兵([07]P.188),他们是从5月底强行入京的使馆卫队中分出来的。如果笔者在前文将使馆卫队视为“侵略军”并无不妥的话,那么这40名卫兵也显然是“侵略军”,而且他们很可能也参与了“猎取拳民行动”(强行入京已属侵略,“猎取拳民”更是侵略)。其实,是否参与了该行动并不是关键,因为他们和使馆卫队是一体的,只是物理位置不同。按笔者粗浅的理解,一支军队中某一单位的对外军事行动,将被视同为整支军队的对外军事行动。这个原则对于其他人群也许不适用,但对军队应该是适用的。

  然而另一方面,西什库教堂中还有3200名避难的华人教民,数量远多于外国人([07]P.188)。尽管教民在教会的袒护下为非作歹、欺负平民并非个别现象,有些歹徒甚至以入教来逃避审判([09]P.99),但大部分教民应该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他们的生命不应就这样被剥夺,教堂卫兵当时确实保护了他们。这使情况变得复杂了一些。不过从根本上看,与其说教民是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还不如说他们和团民一样,也是列强侵略、清廷无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围困期间粮食有限,教堂首先要保证教士、修女、卫兵的口粮,然后才是华人教民,有些教民饥饿难忍,遂从围墙缺口逃出。看来西方教会对自己的东方教友并不是平等对待的。

【子乔按:顽固派大员毓贤([02]上P.24)、赵舒翘([02]上P.109-110)、主剿派大员裕禄([02]上P.91)、袁世凯([02]上P.28)、基层官员徐赓陛([22]P.24-25)、力主学习西方的郑观应([23])等等,都一致认为,反洋教运动兴起的根源是:教民良莠不齐,莠民欺压平民,而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司法,地方政府不能持平办理,致使平民受屈,群思报复。几乎众口一词,很值得注意。现在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则较多地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找原因,但基本上并未忽视上述原因([09]P.73-106; [17]上P.626、下P.141)。】

  这样看来,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固然有可议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能说是“信口开河”。当然,即便西什库教堂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据点”,也并不意味着义和团围攻它就一定正确,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写到此处,史实问题已经说清,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程歗先生说:“历史学的诫鉴功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11]P.9)  林华国先生说:“只有在弄清历史真相后,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11]P.19)

  这些话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平淡无奇,想来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感触,但它们却是两位义和团研究专家几十年历经风雨之后的金玉良言,不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就无法体会到它们的份量。

  在近来阅读义和团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当代人眼中的义和团,有太多的迷雾、太多的功利、太多的成见。应用层次自不必说,研究层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笔下的义和团——不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用王学典先生的话说,都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而非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21]P.18),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则是,“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11]P.231)。

  是的,义和团研究的“语境”,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就此打住。本文一孔之见,冒犯之处,尚祈袁伟时先生宽宥。

  2006.01.21

 

【参考文献】

  [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0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

  [03]:[清]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P.306。

  [04]:[清]佚名:《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05]:[清]艾声:《拳匪纪略》,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P.441。

  [06]:[清]祝芾:《庚子教案函牍》,载同[05]第四册,P.363。

  [07]:[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拳乱纪闻》,载同[05]第一册,P.105。

  [08]:[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载同[05]第一册,P.235。

  [09]:[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印)。

  [10]: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

  [13]: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2000年重印)。

  [14]: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P.44。

  [15]:陈振江:《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说明了什么?》,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P.241。

  [16]:马庚存:《山东的铁路修筑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P.85。

  [17]:[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96年重印)。

  [18]:[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9]:[清]柴萼:《庚辛纪事》,载同[05]第一册,P.301。

  [20]:[清]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载同[05]第四册,P.157。

  [21]: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P.13。

  [22]:张守常:《教民小议》,载《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P.20。

  [23]:[清]郑观应:《传教》(《盛世危言》14卷本),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P.409。

  [24]:王守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载同[15],P.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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