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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修改稿)

庞永

 

 

  1793年7月,英国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从而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这个庞大的使团共有700余人,他们于1792年9月,分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道好望角,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第二年的夏天到达了中国。英国政府对这次出使非常重视;使团首脑马戛尔尼勋爵是位著名的外交官,曾任驻沙皇俄国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使团人员犹如皇家学会成员,其中有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中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英国使团的目的,是想利用前来给清朝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和清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使团在天津登陆以后,经过多次交涉,马戛尔尼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但清朝安排的短暂会见并未给马戛尔尼提供说话的机会。会见结束后,在清廷的要求之下,使团匆匆离开中国,无功而还。

 

  在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以前,中、西之间并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在中国没有使节,中国在西方也没有使节。地理上的隔绝在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中国乃是“天朝”帝国,一统天下;本土周围的“蛮夷”小国,都是中国的属国;只是他们形同牲畜,只知图利,不知礼仪人伦,天朝羁縻之而已;只要他们尊崇天朝,天朝可以给些利处,任其自生自灭就是了。如果他们胆敢藐视天朝,那就要将其剿灭。对“蛮夷”剿抚并用,长久以来都是天朝的国策。满清统治者本属“蛮夷”,但与西方人接触之后,便以中华正统自居。在满清朝廷看来,英使来华,虽然是给天朝进贡;但特使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已有桀骜不逊之意;不治其罪,已是法外开恩;英使若想再提其他要求,岂非痴心妄想?至于机器、贸易,大清并不需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语)。

 

  不过,如果说清朝皇帝纯粹是妄自尊大,那也完全不合实情。其实,直到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首位,这时英国还没法和清朝相比,虽然英国已经是西方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过,当时的英国一个世纪前已经发生了光荣革命,从而成为一个近代立宪国家。个人自由的扩展,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相继发生,社会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的清朝则还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比之于新的工业文明,无疑正在走向没落。和满清朝廷类似,英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在与清朝的贸易中,英国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这很让英国人耿耿于怀。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但对中国的出口却微乎其微。特别是,英国商人到了清朝犹如进了监狱:外国人只能在广州经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个商家——十三行来往。外国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触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不能坐轿,不能学说中国话,不能带女眷来广州,不准在广州过夏和过冬,有事只能通过十三行转禀。十三行行总和穷凶极恶的官吏对商人们随意敲诈勒索以中饱私囊;每批货物该交多少关税,也由官吏们随口说定。英国方面认为,中英贸易不畅,皆因中国官吏(特别是海关官吏)贪赃枉法而致,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和中国政府直接沟通,敦促中国政府改革吏治。另外,英国政府还认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落后的帝国,使团携带的先进的科学仪器、兵器和工业机器,必能满足中国方面的迫切需要,因而会有助于使团任务的完成。但是马戛尔尼不愿如奴隶般地伏在满清皇帝的脚下,清朝方面现在也还没有人认识到英国人这些“坚船利炮”的价值,使团当然是劳而无功。

 

  1816年,英国再派阿士美德率团来华,然而英使仍不愿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们刚到北京便被驱逐出境。相比于阿士美德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可谓幸运,可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仍愤愤不平:“我们象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象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象是盗贼”([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八十一章)。在使团成员们看来,清朝人愚昧、麻木、贫穷、妄自尊大,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停滞的帝国》第二十四章)。此后,在一些英国人看来,对于这个不可以理喻的老大帝国,必须以武力加以教训了。

 

 

  十九世纪,西方从中国的进口继续快速增长,但除了鸦片以外,外国货在中国仍然不好销。为了拟补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种植、制造鸦片,然后运到中国销售。抽鸦片在中国也逐渐成为时尚,满清贵族、宫廷宦官、政府官员、军队官兵,乃至民间的小地主,都有人成了瘾君子。1799年朝廷曾下令禁止商人贩卖鸦片,但并未认真执行。1813年后,朝廷开始认真禁烟,此后不断发布禁烟谕旨,并对售卖者和吸食者施以重刑;但效果却是适得其反。鸦片的公开销售确实是没有了,但是走私现象却出现了;鸦片成了奇货,利润大涨,售卖者迅速增多,鸦片销量快速增加。此时英国等国家的鸦片贩子们在广东海面上先将鸦片卖给中国的走私贩,中国的走私贩子们然后在清廷军队和政府官吏的暗中保护下,再将鸦片运至国内分销。1820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4570箱,1838年则增加至40200箱,平均年增长率达43%。

 

  鸦片的走私贸易使清朝的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通货紧缩,因而1839年清政府再派钦差大臣林则徐至广东查禁鸦片。6月,被林则徐围困于十三行的英国人被逼交出了鸦片,这些鸦片随之被焚毁;随后所有外国人被逐出了广州。

 

  1840年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舰“士密”号舰长同时宣布封锁广州港口。但是,双方相同的做法却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清朝方面认为英国人买不到自己的茶叶、大黄将会腹胀而死,英国方面认为对清朝的贸易禁运将会削弱清朝的实力;两种想法代表了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过,英国方面并未满足于仅仅封锁港口,不久后他们就开始向清朝进攻。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着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廷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一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至此,英国人终于用武力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

 

  今天看来,条约的内容,赔款、割地无疑是对战败者的掠夺;治外法权则完全因中国司法系统的残酷与黑暗而产生;而通商、税则公开、国与国平等,则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近几十年,鸦片战争在中国大陆被宣扬得几乎无人不晓,但那是别有原因;其实在当时,这场战争的结果对朝野并无任何触动。割点地、赔些款,都是抚夷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是条约规定大清今后要和外国平等相待,使朝廷失却了脸面,未免使人心中不快。交涉过后,满清君臣们发现,除了做生意,夷人那儿还搞什么议会、法院,完全缺乏天朝的礼仪道德,想想也实在不值得和他们计较;可是,对自己的看法是否准确,却未作任何检讨。这个老大帝国被打以后,仍然没有任何长进。

 

  不过,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应被低估;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是战胜者的意愿,也出乎战败者的预料。它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帝国体制已经日薄西山,现代化的幽灵就要降临。被割让的香港,就要从南海边的小渔村变为远东极为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它是今后中国和世界联系的纽带。开埠后的上海,一个无比兴旺的巨型城市将要从长江口处的沙滩上拔地而起,它将成为今后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1844年以后,清朝陆续和美、法、俄、意等其他列强签署了相关条约,也给予了这些国家在五口通商的权利,当然也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而且开始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传教。不过,条约虽然签定了,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洋人方面此时也认为条约的内容很不完善,他们觉得,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为了解决双方已有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西方人认为应当在北京设立使馆,以便随时和清朝方面交涉;在各西方国家之间,他们早就这么做了。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回了他们的军队。

 

  但是,清朝方面对条约仍不当真,英法政府这时也仍由鹰派人物主管对清朝的事务。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达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双方在大沽口再起冲突。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援,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9月16日清军逮捕联军谈判代表,会谈破裂,联军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初联军占领北京,天朝帝国的首都,此时竟沦陷于区区两万“夷人”之手。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上个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枪炮机器,在皇宫封尘六十多年后,也被英国军队重新运回了伦敦。

 

  10月底,清廷与各列强签定《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对英法的赔款增加到1800万两,并割让九龙予英国。沙皇俄国这次更是满载而归:除了获得与其他列强相同的利益而外,俄国又自称有调停之功,还从清朝骗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包括今日之伯力和海参崴;1864年又割取了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两者合计约100万平方公里。

 

 

  就在与外部列强开战的同时,满清朝廷还要面对内部的叛乱,其中影响最大的即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曾于广州阅读了西方传教士的一张传单,后来他即以上帝之子的身份到广西的穷苦农民中进行煽动。1851年,洪秀全自称天王在金田发难,他立誓要消灭“清妖”,满清官兵当之则破,触之则溃。1853年洪秀全攻取武昌,夺到了大批战船,此时他已拥有部队50万人。随后他们顺流攻占南京,将其改名为天京并在此定都。

 

  然而,太平天国对西方基督教的借鉴并未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力量。实际上,比之于清廷,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更为腐败庸劣。天国禁娼妓、禁赌博,倡平等、倡共产,但其领导人却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花天酒地、妻妾成群。天国斥责满人玷污中国衣冠,但其领导人却自称耶稣之弟。于是曾国藩得以以正宗之中国传统为号召,募集湘勇,于1864年攻陷了天京。

 

  曾国藩出身于清朝翰林,其出众的道德文章,使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宗师。太平天国起事时,他在家乡湖南组织团练(朝廷承认的一种民间武装)抵御游民土匪,当朝廷的部队一败涂地后,清廷令他带领所部出征;因为作战成效显著,而逐渐成为前线的最高统帅。曾国藩的部队靠宗族关系而组成,讲究农民的诚实、耐劳与亲情;他的官佐,也以诚实、认真、勇敢著称。1854年之后,湘军和太平天国相持于长江中游一带,拉锯战持续数年,双方犹如进行杀人比赛,屠城、杀俘,层出不穷。1860年后战事推进到江、浙一带,除了上海弹丸之地以外,东南千里膏腴之地,一片萧索荒芜。

 

 

  不同于鸦片战争后的无动于衷,近几年的内忧外患,特别是1860年首都的失陷,大清帝国终于感觉到了切肤之痛。许多人已经明白,清朝只是世界万国之一,而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洋人来自于强大的国家,也不是过去只能在帝国边境作些许骚扰的蛮夷。李鸿章发现,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实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当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国必须幡然变计,借法自强,否则只能坐以待毙!此后,学西制、变成法,即将成为大清帝国的新潮流。就这样,在列强的炮口之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无可奈何地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苦难历程。

 

 

  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他所深恶痛绝的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在上一年已经成为事实。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大都以能和他国建交为荣,因此我们现在已经难以体会当年清朝皇帝的心情。北京沦陷期间负责和洋人交涉的恭亲王等人,见到《北京条约》签定后洋人即自动退兵、交还首都,而且表示愿意向清朝出卖武器,也愿意传授制造武器的秘密和训练军队的方法,这令他们感到喜出望外。外国人控制下的海关,也将快速增加的关税收入交给清廷,以前这些钱大都进了贪官们的口袋。看来洋人虽然恃强凌弱,但却相当讲究信用,不太象奸滑无赖。况且,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想废除条约恢复外夷进贡的局面已无可能;那么遵守条约以保持和平,借用洋人的办法,抓紧时间进行自强,维持清国今后的地位,就成了他们的选择。此时太平天国也即将平定,在与太平天国对垒中涌现出来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吏,有眼力,识时务,也以他们地方大吏的地位鼎立襄助,自强运动就此展开。

 

  自强运动又称为洋务运动,其主旨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以增强清朝的国家地位。1861年,清朝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处理外交事务和自强事务的领导机关。1862年,李鸿章于苏州创设西洋船炮局,开始仿制洋枪洋炮;因为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枪炮机器已被英国军队运回,李鸿章的样品只能重新向国外订购。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就这样开了头,李鸿章今后也将成为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1865年李鸿章又于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附设的译书局,开始翻译现代科学和技术书籍,从此译书之风慢慢兴盛,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逐步得到传播。1865年,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成立。1867年,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人也开始经营国内和国际水上运输,政府的民用企业开始起步。1875年,清朝竟到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从而开创了中国向外国派遣使节的历史,这在以前人们绝对无法想象。1875年官方开办台湾煤矿,1879年唐山开平矿务局开局,1880年兰州织呢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1890年兴建汉阳铁厂,自强运动就这样拓展到了经济领域。同年,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现代通信事业就此产生。1881年,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开通;它标志着中国现代交通的开始。

 

  自强运动也很注重人才的培养。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了北京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西方语言、科技;中国的新式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1870年,三十名中国学童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其意义更如开天辟地。1877年,李鸿章又选派学童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成立,中国已开始自己培养现代军事人才。这些在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今后将推动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自强运动的核心是军事的现代化,因而首先设立的是兵工厂,但随后发现兵器的制造需要钢铁,而钢铁厂设立后又需要煤炭,有了煤炭就需要铁路来运输,修造铁路又需要其他的许多工业行业来配套;这样运动就由兵器工业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基础工业领域。这些领域的建设又都需要经费,因此必须开办民用企业以积累资金。而要办好这些事情,还必须培养相关的人才。自强运动就这样逐步地扩展了它的范围。

 

  1888年是自强运动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自强运动的主要目标、李鸿章等人为之呕心沥血多年的帝国北洋水师正式建成。这一年,北洋水师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整个舰队共有军舰二十多艘;再加上南洋、广东和福建水师,以总吨位计,清朝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四(另一说为世界第八或第九)、亚洲第一海军大国。

 

 

  1894年,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在朝鲜牙山海域遭遇,北洋舰队失利;随后的黄海海战,舰队又受重创,最后于1895年在威海港被日军所灭;自强运动的主要成果、清廷方面颇为自诩的庞大的北洋舰队就此片甲无存。随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规定,清朝要将属国朝鲜转给日本,而且清朝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并赔款白银2亿两,另外日本还可驻军威海。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预,清朝再加赔3000万两将辽东赎回。但1897年辽东却入于俄国之手,7年后又为日本夺占,二战以后又为苏俄攘夺,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之后(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

 

  甲午败于日本,满清朝野大为震惊。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乃一化外小岛,长期仰耐中国鼻息;不意1856年被美国敲开大门后,向西方学习不到四十年的时间,竟将夕日的上国打得落花流水;这确实让沾沾自喜于自强成果的清朝君臣惊诧莫名。实际上,和日本的“脱亚入欧”全然不同,清朝的自强运动是一场为了旧体制而进行新努力的运动,运动的目标相当有限,因此其成果也不多。当时国内开办的自强事业,多为官方举办,民间的工商事业受到官方的限制,其创造力根本无从发挥。太平天国平定后,各地的关卡并未取消,国内的商品市场也难以出现。而官方举办的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想销路,不求质量,不计利润,没有计划,没有核算,冗员充斥,推诿扯皮,盲目指挥,任人唯亲,和官场几乎同样的黑暗。英国人马士到轮船招商局做顾问后,发现该局人浮于事,利润多入了私人腰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爱尔兰人)去海军部队视察时发现,舰队里有的大炮没有炮弹,有的炮弹中装的是沙子而不是火药。

 

  随后几年,清朝似乎已经日暮途穷。甲午之前,清朝外债不多,财政上还能勉强度日;甲午战后,朝廷几乎不名一文,2亿3千万两的赔款已经无法筹措。此后只能举借外债,国家关税等主要收入都成为外债的抵押而转入外国人之手。1898年,英法德俄日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城市、港口甚至整个行省,都可能租借给外国。1899年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总算在形式上维持了中国的主权。

 

  自强运动始终局限于物质层面,追求的是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这个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都优于西方,只是在物质层面上需要向西方学习。可是“自强”过后,中国仍在继续衰落。看来中国不仅仅是物质层面落后,制度层面也很成问题。因此中国今后的改革,必须进一步扩大范围。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北京下《明定国是诏》,清朝持续100天的戊戌变法就此开始。在1874年同治身亡的时候,3岁的光绪被爱好弄权的慈禧太后立为皇帝,此时他早已长大成人。经受甲午失败后一连串的刺激,他下决心要使帝国重新振作。实际上,还在三、四年以前,戊戌变法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一起,已经在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他们的维新主张。康有为并没有去过国外,但他到过香港、上海,外国人治下的租界,秩序井然,街市繁荣,这使他意识到,外国的行政与社会制度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现在皇帝既然信任自己、立志改革,康有为也就尽其所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戊戌变法的重点,已不再是自强运动的坚船利炮,而涉及到了政府与社会的改革。变法运动期间,朝廷发布了200多道诏旨,宣布裁汰旧式衙门,设立近代经济管理机构;宣布振兴农学,鼓励科技创造;谕令整军经武,采用西法训练;废八股,试策论;参照西方大学模式成立京师大学堂,并要求各地开办中小学。

 

  但是维新人士的做法触痛了朝廷权贵的神经,他们即将面临丢官去职的危险;也使全国的士子们无比气愤,他们十年寒窗的努力也要全部白费。慈禧太后乘机发动了政变,囚禁了亲政数月的光绪,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戊戌新政全部取消。政变前后,康有为在英国兵船的护送下匆忙南下,梁启超也登上前来救援的日本军舰鼓轮向东。

 

  虽然有人认为康有为们做事孟浪,其实维新人士也看出了改革的困难,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愿出逃,因为他发现要救国就必须付出鲜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就在六君子壮烈成仁的次日,康有为抵达香港。此后,他在香港、东京作秦庭之哭,乞求西方各国政府出兵中国,废黜慈禧、保救光绪。然而时代非春秋,列强非秦庭,仅仅为了正义而去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在近代世界似乎难得一见,康有为只能劳而无功。而这时的梁启超,则在日本创设报纸,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为中国的革新而大声疾呼;他的雄文,将唤醒无数后起的改革新秀。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企图废去光绪这个成年皇帝,而以另一个幼童代之。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和绅商表示反对,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可以获得在租界的外国势力的保护,太后对之无可如何。还有国外华侨,不断电奏要求慈禧退位。特别是各国驻京公使,更声明只承认光绪为帝。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宣布光绪病重,但英国公使派医生入宫诊断后却宣布光绪并无大病。洋人处处为难,独裁者的意志不能实现,自然无比愤怒;义和团在中国北方的出现,终于让太后找到了对外国人进行报复的力量。

 

  义和拳本是山东民间的会匪组织,他们号称练其巫术即有神仙附体,因而能够刀枪不入。十九世纪末基督教传入中国,这“无父无君”的宗教受到中国官绅和部分民众的抵制,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百姓的生活本来就乐趣不多,洋务运动所需的费用,官方也从百姓头上进行搜括。因此与洋字沾边的东西似乎都给中国人带来了痛苦。义和拳这时以洋人、洋教为主要打击对象,在山东就受到了不少官绅和乡民的欢迎。1899年前,山东巡抚也是一个仇外者,他干脆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作为山东的团练;在其支持下义和团在山东迅速扩展。1899年团民被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驱至直隶,又受到直隶总督和朝廷亲贵们的广泛支持,此后发展更为迅猛。义和团在河北、北京一带骂洋人、咒维新、杀教民、砍学生、扒铁路、毁学校、烧车站、剪电线、焚楼房、砸轮船,痛恨洋人、洋务的大学士徐桐见之喜不自禁曰:中国自此强矣。

 

  举着引魂幡、阴阳瓶出入于北京大街小巷无数“神坛”上的义和团队伍也使太后深受鼓舞,她感到向洋人报仇的机会已经到了。1900年6月21日,当几个极端顽固的朝廷亲贵将伪造的列强要求其归政的照会上奏后,慈禧向各国同时宣战,然后命令军队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她要把这些外国使节彻底消灭,以一舒自己的心头之恨。在此之前,义和团已将北京烧得火光蔽天。6月11日,一位日本使馆官员被害;20日,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清军所杀。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各国使馆都向本国政府发出了求救信。

 

  8月初,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联军18000人仓促在天津集合,于13日便进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馆区,外国使节获救;清军和义和团完全溃散。15日晨,宫监告诉慈禧联军已经进城,这个夕日不可一世的满族独裁者,匆忙换上汉族老农妇的服装,丢下她的亲信同党,挟持皇帝坐上骡车,出神武门向西狂奔。

 

  14日,联军攻入北京城内,其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部队均四处烧杀抢掠,俄国更乘机扩大了对东北的占领。南方13省的督抚们置朝廷的作战命令于不顾,与上海各国领事签定《东南互保约款》,南方人民得免战火,清朝的国运也得以延续。

 

  1901年,清朝和奥、英、法、德、意、日、俄、美、比、荷、西班牙等国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内容包括惩办拳乱祸首,停止拳乱地区科举考试5年,清朝就杀害外交官一事向日本和德国道歉,外国可在北京驻兵以保护使馆,清朝拆除京津间的军事设施。条约中中国最难以承担者为巨额赔款,清朝共需赔偿各国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偿还期限为39年,年息4厘,实际赔款本息合计为九亿八千余万两。赔款总额中,俄国获得二亿八千多万两,德国获得一亿九千多万两,法国获得一亿五千多万两,英国获得一亿一千多万两;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后来经美国提议,英法等数国响应,庚款余额约3亿两被退回中国,清华大学、北平图书馆等现代教育、文化机构得以建立。1943年美英废除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才正式作废。

 

  1901年初慈禧太后逃至西安之后,迅即发布了变法上谕,事实上即宣布恢复两年多前被她所镇压的那场改革;大概逃难路上的饥渴、寒冷、风雨和惊惶已让太后感觉到,除了变法,清廷现在已经无路可走。1902年太后返回北京,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正式展开。清末新政在戊戌变法的基础上又更向前推进,这是一次真正的变革。当时新政的范围,远较中共今天的改革为广。

 

 

 

  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以统筹工商事务,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在崇本轻末、蔑视工商的中国,其意义非同寻常。传统上从事工商业在中国一直被看成是下贱的工作,工商业者地位低下,官吏们可以对之任意盘剥。五口通商以后,洋货涌入中国,许多传统工商业者又受到另一层冲击。但是有一些代理外国商品的买办商人,例如唐廷枢、郑观应等,靠着卖洋货却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利用从西方企业学来的经验,他们使中国第一批自己的工商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得以建立,现代工商业终于在农业中国的大地上诞生。客观地说,在物质层面上,不是所谓的某个先进“阶级”,也不是所谓的“人民”,更不是某党或某个什么“爱国”人士或什么“领袖”人物,而是这些买办商人,才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真正奠基人。

 

  自强运动开始以后,民营工商业也开始出现。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肇兴公司,公永和丝厂,都是当时的著名企业。但是,一旦官方开办了一个企业,往往就不准民间资本开办同类企业。对于民间开办的企业,朝廷也往往实行“官督商办”,在给予垄断特权的同时竭力加以控制。那些办得比较兴旺的企业,几乎无一不有官吏们的插手;贪污、索贿、挪用企业资金,甚至仅仅为了显示权力而故意刁难,将许多企业逼上了死路。中国的工商业,在权力的重压之下,始终无法成长。只有象胡光墉(即胡雪岩)那样依靠官场关系来做买卖的人,才能大发横财。

 

  新政时期,朝廷终于取消禁令,允许私人投资于军事与民用企业,包括铁路、矿务、出版、银行、通信等领域,并鼓励商办而非官办;而且既支持外资,也鼓励内资。商部成立后,清廷发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开始打破垄断,规范市场,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04年开始,《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推行划一度量衡章程》等法律陆续出台,一个与先进国家大体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框架开始形成。1904年,朝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要求各地工商业者自组商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在厉行社会控制的中国,更是石破天惊。

 

  和以前相比,新政时期的工商业,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不仅外资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内棉纺织业、丝织业、面粉业、榨油业、机器制造、火柴业、卷烟业、百货业、水电业、印刷业、酿酒业等行业的内资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也成长了起来,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大生纱厂、保兴面粉厂、南洋烟草公司、扬子机器制造公司、耀华玻璃厂、商务印书馆、张峪酿酒公司、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纷纷建立,其中的一些企业直到今天仍是名闻遐迩。矿业、轮船、铁路,虽然朝廷仍严加控制,民间资本也开始进入;也正是由于朝廷和民间在铁路权益上的对立,最后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十一

 

  清末新政其实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新政开始后,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在同时进行。1901年清廷停止了武科举,开始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军事人才。1904年,清廷开始在全国编练新军。1906年,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全面废止,并依据西方模式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同时大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1905年,小学已在各地大量设立,1907年女子教育正式开始。到1909年,全国高等学校也有了24所。同时,行政机构的改革也全面开始,老的衙门逐步撤消,新的部门逐步设立。1908年以后,《调查户口章程》、《清理财政章程》、《全国预算章程》相继出台,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体系也开始建立。1905年后,清廷宣布革除酷刑,停止刑讯逼供、依据证据进行审判,随后,新刑律、民律、民事诉讼律、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等相关法律相继出台,中国专_制社会的人治现象开始消失,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司法制度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十二

 

  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辽东激战;第二年,日本战胜俄国夺占南满。日本立宪国战胜了俄国专_制国,使立宪胜专_制论一时风行全国,清廷也受到很大触动。与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也是一个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国家。1853年美国海军强迫日本开国;1856年双方签定的《通商条约》规定,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公使,给予外国人传教自由,并给予美国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不久后,日本也和其他西方国家签定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与中国同列强所签者基本相同。1858年至1865年,日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列强发动了进攻,不久后军事行动归于失败,外国人开始在各地建立租界、割占领土。1868年,日本决心认真改革;当年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宣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正式开始了日本“脱亚入欧”的进程。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宣布保护公民的财产和自由。以后进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上的改革,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近代国家。1894年到1899年间,鉴于日本司法系统已经比较开明和公正,西方国家陆续归还了租界,并结束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也是在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占领朝鲜、台湾;1905年再打败俄国,占领中国东北,从此它也成为世界强国。日本古来就具有好战的传统,此后它依仗其实力,开始了向外扩张的历程。

 

  日本的由弱变强,给了满清朝野以巨大的启示。看来,仅仅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还远远不够;中国学习了四十年,仍然还是一个弱国。“广兴会议”、实施宪政,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此后就成了新政的中心。在摸索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清朝终于开始找到了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十三

 

  1905年7月16日,在朝野人士的不断要求下,清政府宣布准备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作清朝立宪参考。其实除了日本的强盛给了朝廷以启示之外,进入20世纪之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力量也有很大发展;清廷的改革步伐不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了革命党的信徒。为对付革命党起见,清廷也需要给国人一个开明的形象。因而,清末新政突然加快了节奏。1905年11月,朝廷成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开始编撰西方政治书籍。9月24日出洋五大臣在前门车站登车时为革命党炸伤,但这并没有影响清廷派员出国考察的决心。12月19日,考察大臣离开上海,沿途访问了日、美、英、法、比利时、德、奥、俄、意、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国,广泛了解了各国的政治制度,搜集了许多政治类图书和参考资料。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大臣们深深感到,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戴鸿慈和端方在上奏朝廷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明确指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衰弱不振,“实以仍用专_制政体之故”。中国欲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声明朝廷准备“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仿行立宪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廷的预备立宪工作已经正式展开。随后几年,清廷进行了认真的政府机构改革,并着手筹建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而且开始考虑制定宪法和进行咨议局、资政院议员的选举。

 

  这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前两年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依据现代政府职能,设立了农工商部、民政部、学部、外务部、邮传部等现代机构,太常寺、光禄寺、翰林院之类的旧式机关多被撤消。而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则是废除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分权以定限”,构建出现代政府的雏形。在这个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立法权由议院行使,在议院成立之前,先设立资政院代行;行政权由内阁与各部大臣行使,各部大臣“分之为各部,合之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司法权由大理院行使,大理院负责解释法律,主管审判,大理院内并设总检察厅,负责检察事务;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不隶属。地方也仿照中央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机关为省议会,在省议会成立之前,先设立咨议局代行;行政机关为总督、巡抚;司法机关为高等审判厅。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11月6日,慈禧审定了中央官制,除了不同意成立责任内阁外,其他原则基本上得到了确认。

 

  1907年10月19日,清廷要求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7月22日,清廷批准了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拟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要求各省在一年内开办完成;而实际上在此之前有些省份的咨议局已经成立。到1909年10月,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都已经组成。江苏等省则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选举,直接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员,选出的议员也多是有能力、有品德、敢于为民请命的人。

 

  当时的许多咨议局,例如江苏咨议局,其立法程序与议事规则,办事机构的职能和组织形式,与现代民主国家的地方议会基本一致。中国100年以前第一次建立的议会机关就有这样的民主秩序,也是对今天仍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言论的有力回击。尽管当时的咨议局还没有完全的立法权,但仍具有一定的立法作用,在许多省份,不经其决议,地方政府不能颁布法律,地方的预决算、税收、政府借贷等都要经其认可;而且它可以弹劾地方行政官员。今后,咨议局还将成为人民督促清政府迅速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主导力量。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清廷中央的宪制也有了很大进展。资政院议员由钦定议员和人民选举的议员混合组成,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占一半。根据规定,资政院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决算、税收和公债的职权;除了宪法以外,其他一切法律均由资政院制订和修改;中国皇帝自行颁布法律的独裁权力就此消失。另外,资政院还可以弹劾大臣、核议地方咨议局与督抚的争执。在民选议员的主导之下,持续100天的资政院首次会议讨论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议案,特别是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清廷军机大臣也曾到会接受议员的质询。这表明资政院决非是象中共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的橡皮图章,而是已经开始发挥现代议会的作用。

 

十四

 

  1908年8月27日,清廷批准了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订立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以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形成了中国宪政建设的第一批正式的法律文件。但是,清廷的行宪,并非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真正的改革意愿、真正的民主力量,从来都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民间。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清廷即害怕失去大权,而拒不同意成立责任内阁。《钦定宪法大纲》中虽然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但其中的一大半内容,都是强调皇帝的权力。《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拟订了为时九年的“预备立宪时间表”,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16年举行全国议会选举,1917年正式召开国会。实际上在民间宪政派人士的有力推动下,除了边远地区以外,国内许多省份的宪政建设进度比清廷的计划都有所提前。而中央宪政进展不大,也使地方宪政建设无法可依。早在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等人即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并创刊《预备立宪公报》、《宪志日刊》等刊物,并创办讲习所、编辑出版宪政书籍,向朝廷呼吁速行立宪。从此以后,民间的立宪组织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请愿活动开始蓬勃发展。1908年初,宪政讲习会向清廷上呈要求速开国会请愿书,民间的请愿活动拉开了序幕。1910年1月,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决定派孙洪伊等50余名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迅速召开国会。10月,请愿团再赴北京,参加请愿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全国各地函电交驰,对请愿进行声援,许多省份出现游行队伍。10月25日,17省督抚也联名上奏,要求立即组建责任内阁和明年召开国会。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奏章。清廷不得已,而于11月宣布提前三年,即于1913年召开国会。

 

  清廷虽对民间的请愿活动有所响应,但还没有满足民间明年召开国会的愿望,民间的各种团体仍然在继续请愿。1910年12月22日,天津学生罢课;24日,东三省国会请愿代表团来京。1911年1月,直隶、四川等省学生散发传单,要求速开国会。

 

  立宪、民主本身是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人们只有通过实际的政治活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当时统治者反对速开国会的理由,主要的是说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比较低,不理解宪政为何物,马上给他们以政治权利必然会把国家搞坏。宪政派人士则反驳说,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确实较低,但从民选的咨议局、资政院议员的结构上看,人民选出的代表的知识水平都非常高,其中不少人都是宪政专家,由他们代表人民去参政,肯定会把国家搞得更好(见《各直省咨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其实,即使人民的宪政水平很低,也有必要马上推行宪政,因为立宪犹如游泳,不下水的人是不可能学会游泳的,不管你给他讲述多少游泳的理论;况且你也并没有下过水,你讲的理论并不见得正确。统治者反对速开国会的第二个理由,是说政府的宪政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因此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宪政派人士则指出,正因为宪政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才要速开国会,由国会来切实督促政府,让政府抓紧工作(见《各直省咨议局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确实,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当时(和后来的)政府官员与民选议员的素质,我们不能不说,议员们的文化素质和宪政知识,比政府官员们要好得多;没有这些民选议员们的教育、引导、督促,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好立宪的准备、国家的治理工作。必须承认,中国人民的政治水平确实比西方国家的人民要低,但中国政府的政治水平比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水平则更要低得多,因此中国的政治更应该依靠人民而不是政府。显然,清政府说“人民程度不足”、“预备尚不完全”,不能马上实行宪政,这种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今天我们对当时清廷的做法也不应苛责,毕竟清廷对民间的请愿、示威活动基本没有进行镇压。即使对于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的革命党人汪精卫,清廷也只是把他关进监狱,汪在狱中有饭吃、有报看,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如果是在两年以前,清廷必会将其诛灭九族。清政府知道立宪乃世界大势,中国今后肯定要实行立宪;但他们又不愿因立宪而失去太多的权力,因此他们一直在寻找既有立宪之名、又能保留较大实权的办法;在废除军机大臣、成立责任内阁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民间的压力之下,1911年5月,清廷终于成立了责任内阁,内阁设立了总理国务大臣;然而内阁总理和大部分大臣都是皇族亲贵。民间对清廷的立宪大为失望,革命党的影响则迅速上升。立宪派人士如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虽然一贯不喜革命,但到10月份,他们也将为民国而奔忙。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月底,一些新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清廷至此正式醒悟,又要立宪、又要大权两者其实不可兼得。10月30日,清廷宣布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开“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宣布切实实行立宪。《宪法十九信条》基本采用了英国的“虚君共和”制,君主的权力实质上已所剩无几。几天后,由袁世凯担任总理的完全责任内阁也正式产生。但是对清廷来说,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全国各阶层人士中,绝大部分对清政府都已经完全失望。其时国内半数省份已经宣布独立,清廷军队也已不愿为清室战斗。1912年2月12日,清廷只好宣布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随之结束。

 

十五

 

  1911年底,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

 

  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年轻时在香港和檀香山读书,回国后即决心用西法改造中国。1894年6月他曾带着自己的一份改革建议至天津求见李鸿章;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他觉得要改革中国就必须用武力推翻满清专_制政府。孙中山的大本营当然只能设在国外,因此除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之外,早期的追随者主要是华侨和会党。从1906年开始,革命党在国内多次发难,许多烈士因此丧生。随着满清政府的改革渐失人望,革命党的同情者不断增多。后来,他们在海外留学生和清军中进行活动,居然效果不错。1911年10月,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名单暴露,迫使新军仓促举事。因为事前并无准备,武汉此时也没有革命党的高层领导,革命党人便逼迫清军高级将领黎元洪充任总指挥。此前湖北许多军队被调至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昌兵力不多;满清总督又闻风而逃,革命党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昌。一个月后,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响应湖北宣布独立,满清朝廷随之瓦解。

 

  随后南北统一,临时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革命领袖基本退出了政坛。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两千年的帝制之后,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第一次得到了肯定。约法还规定,政府组织以“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以参议院为立法机关并选举大总统和副总统,弹劾总统和国务员;以临时大总统和内阁为行政机关,总揽政务、统帅军队;以法院为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和其他部门的干涉。《临时约法》确实体现了现代宪法的民主精神,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因仓促成章,个别条款因人设法,因此留下一些重大疏漏,埋下了今后政局动荡的祸根。

 

  1912年下半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除了个别边远地区之外,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时参加投票的选民有4000多万人,无疑这是中国一次广泛而伟大的民主实践。当时中国既无广播电视,文化、通讯、交通、出版事业也很不发达;各政党的候选人们只能走街串乡,向人民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据当时人的回忆,“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喊‘某某党某某人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405页)。选民们就是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了解了各政党候选人的政治主张。虽然贿选、舞弊现象也有发生,但当选议员们大部分还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产生。即使是通过贿选、舞弊而产生的代表,也得考虑民意,而不是象后来中共的“人民代表”那样只是顺从官方的意志。随后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基本中断,直到80多年之后才又在台湾得到恢复。

 

  1913年初,大选结果公布,国民党大获全胜。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雄心勃勃,他决心让国民党“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使当权者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威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

 

  4月26日,江苏都督公布了宋案证据。证据显示,作案嫌疑人之一为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且事连总统袁世凯。据此,江苏省上海地方检察厅向这位总理发出了传票。

 

  一个地方司法机构向国家总理发出传票令其到庭接受传唤,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的事件,它标志着民国初年的司法系统确实已经独立运转。随后,袁世凯背着国会违法借款以自我武装,孙中山也决心撇开法院武力讨袁,“二次革命”随之爆发,中国刚刚建立的民主体制重新淹没于血雨腥风之中。

 

  1913年底以后,袁世凯宣布取消议会;1915年12月,袁氏在所谓的“国民”的“推戴”下称帝。然而袁氏的帝制既得不到外国的承认,也招致国内的反对,南方数省则组织护国军北上讨伐。1916年袁氏无奈取消帝制后,于6月6日命归黄泉。

 

十六

 

  袁世凯乃清末改革的新锐,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靠着在清末新政中的核心作用和网罗人才的非凡本领,而成为晚清政坛声誉良好的实权人物。南北统一之后,一般社会舆论已认为民国总统“非袁莫属”。清朝末年,地方督抚位尊而权重,朝廷已呈内轻外重之势;辛亥之后,地方势力更是尾大不掉,新疆和西藏则更试图脱离中国。再加以国会的约束,袁世凯觉得他这个大总统徒有虚名。为了实现整合国家的理想,情急之下便屡屡违宪,又是私下借款,又是擅自用人,“二次革命”后终于用武力控制了大部份省份;随之又解散国会和各级议会,甚至准备废省,希图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直到最后利令智昏,公然叛国(背叛中华民国)称帝。

 

  然而袁世凯并不是要恢复中国的传统帝制。虽然难免挟私行事,但他当时确实认为,只要他做了皇帝,就能使国家重新强大和统一。其实袁氏并不喜欢阿谀奉承,即使在他称帝之时,亲信们对他讲话一般仍然直言不讳。但民初之后,社会上一般人已认帝制为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这就象把一个木雕当众扔进粪坑,你再把它取出之后,无论怎样打扮都难以再使人虔敬;除非象中共几十年后所做的那样另造新神。因此袁氏称帝不得人心,后来的宣统复辟下场更惨。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实现中央集权,派他的党羽带领重兵占领内地各省;袁氏死后,其北洋系的这些党羽随之分裂,他们成为各占一方的地方军阀。其他一些军阀则在西南、东北占领地盘。军阀一般以私人关系相分别,实力强者希图使用武力统一中国,实力弱者则互相联络以求割地自雄。北方几股主要军阀轮流打进北京,将国会、政府当作玩物。其实民国成立之后,这个国家早已破产:国库里面不名一文,巨额外债还待偿还;内有政府雇员索薪罢工,外有部队军人持枪闹饷。此后中央政府成为军阀的筹钱机器;军队对老百姓直接进行抢夺,政府则向外借债以充战费,中国当然只有以主权相让。军阀们时常沿交通线开战,交通不便处则土匪横行。孙中山等此时联合西南军阀,在广东另组护法政府与北京对抗。

 

  军阀并非个个满脸杀气,其中有些人也声称要实行民主宪政。军阀并非个个想割地自王,其中有些人也希望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军阀并非个个目不识丁,其中不少人就曾经留学日本。军阀并非个个鱼肉百姓,阎锡山就有力地推动了其控制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军阀也非个个贪污腐败,段琪瑞下野后几乎一贫如洗,吴佩孚也做到了“不蓄私财,不借外债,不住租界”(吴佩孚自誓语)。然而,他们的破坏性却至为深重。当时衰弱的中国急待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军阀们却不停地使用武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只有住在租界中的人们,才能免于死亡的威胁。晚清自强和新政的成就也早已灰飞烟灭,现在只剩了个军队现代化的成果北洋军;清廷灭亡前袁世凯即靠着它对朝廷桀骜不逊,民国初年袁氏又仗着它解散国会帝制自为,袁氏死后它更象一群脱缰的野马拼命祸国殃民。清廷片面追求物质现代化、拖延宪政建设进程而造成的恶果至此全部显现。

 

十七

 

  洪宪帝制之后,中国国内对中央政府的颟顸、无能普遍感到恶心,对袁世凯及后来北京政府的集权措施普遍反感;认为正是中央政府为所谓“统一”而实施的集权措施导致了帝制的重现和军阀的混战。民初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重演,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参照欧美的经验,进行政治分权,实行联邦主义,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安定。章太炎提出,中国应当废去总统,虚化中央,以便权力分散,使枭雄之辈不能专权害民。陈达材指出,权力越大越集中,监督便越困难;特别是中国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自古就很薄弱,因此中国政府总是腐败、作恶。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监督政府,就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多加分割。在横的方面,进行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分立;在纵的方面,将政府权力在中央、省、县、乡之间进行层层分割。这样不但可以使从政者彼此互相制衡,使他们为恶不足,为善有余;同时也可把政治拉到国民的身边,使他们通过对自己较为熟悉的乡、县、省等地方政治的参与,最终对中央政治发生影响,并提高他们的参政能力(胡惠春《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332至333页)。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政治变革,政府和军阀都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而必须靠国民自己去奋斗。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1920年前后,知识分子们和地方士绅一起,在中国发动了“联省自治”运动。

 

  民初政治的焦点在中央,地方政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当时的国会议员都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但议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开支却都要仰耐于总统或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的自由和生命后来还不断遭到当局的威胁,因此不少议员逐渐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再加上国民、进步两党在国会内党同伐异,经常不顾大体,因而也给政府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死后,许多国会议员到处流浪,寻找能够乞食的地方,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军阀们穷兵黩武,全国人民则仍旧麻木、顺受,国家政治陷入了黑暗。如果是在和平宪政环境之下,人民主要依赖他们选出的议员来行使其政治权力,也许能够使宪政制度正常运转下去;但在军阀称霸的民初,一旦这几百个议员难以自由行使职权,宪政的希望将完全落空。看来,必须让人民都来关心国家政治。正如陈达材所言,要使人民懂得参与国家政治,首先应从他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地方政治着手。所以,“联省自治”的重点是地方政治。实际上,人民如果能够控制地方政治,则军阀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联省自治”运动首先发端于湖南。1920年7月22日,湘督谭延闿在率湘军驱走北洋军阀张敬尧后,顺应湘省士绅的建议,宣布在湖南实行地方民主,湘人自治。随后,湖南各界人士竟相提出各种自治建议,其他各省的社会贤达,也都不断为湘省自治、民主选举、废督裁兵献言献策。9月13日,湖南省第一次自治会议开幕;10月10日,湖南30余团体联合在长沙举行了万人大游行,鼓吹迅速制定省宪法,并唤起民众对自治问题的注意。11月25日,湖南省议会选出了临时湖南省长,开中国民众自己选举省长的先河。1921年4月20日,省宪筹备处的专家们提交了省宪草案并向社会公布;随后由全省民选的150位宪草审查委员开始了对宪草的审查。经过激烈争论,9月9日宪草审查通过。12月11日,宪草交给全省人民投票公决,最后省宪法以1800余万票赞成、57万票反对获得通过;1922年1月1日,省宪正式公布施行。这部湖南省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使用的宪法。

 

  根据省宪法的规定,1922年1月27日,湖南开始了新一届省议员的选举,到3月31日,选举结束,新的行宪省议会正式成立。无疑这次省议员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但选举舞弊现象也相当严重。这次选举急于实现全民政治,对选举权的限制非常少,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但省内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在农村)都不识字,对自己的权利茫然无知,根本不知道选票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因此他们的选票难免会被当局者利用。在有些县,选举承办者自己填写选票,然后举着投票箱转上一圈,就算选民投了票(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93页注)。还有一些人,由于过于贫困,竟然为了几个铜板而将自己的选票卖给他人。比之于清末的咨议局议员选举,那时对选民文化水平、财产状况的要求相当高,因此基本没有发生选举舞弊现象;因此当选议员的个人品德非常高,参政能力非常强,对人民利益的保护也非常到位。民初的国会选举,对选民的资格限制大为放松,选举舞弊现象也就出现了。

 

  1922年9月15日,湖南省议会选举赵恒惕为第一任行宪省长,11月,省议会选出了其他的省政府组成人员;至此,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地方行宪政府。

 

  在湖南发起省自治运动之后,全国其他许多省份也开始了省自治运动。1920年,浙江各界人民都开始卷入到省自治运动的潮流之中。1921年6月16日,浙江省议会成立了省宪起草委员会,宪草完成后,于7月12日提交省宪法会议审查,9月7日宪法会议通过了省宪,史称《九九宪法》。但由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九九宪法》未能实施。后来浙省人士又提出了三色宪法等其他方案,都因为前后控制浙江的军阀卢永祥、孙传芳等的压迫而未能实现。同样,广东、福建、四川、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广西、贵州等其他各省士绅,也都不屈地进行了省自治运动的宣传和试验。

 

  各省在进行本省自治活动的时候,人们也在考虑以联邦制形式将自治各省联合起来,废除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组成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中央政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22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此次会议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出席者有各省省议会、各省教育会、各省商会、各省农会、各省工会、各省银行公会、各省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之代表。会议由著名宪政专家张君劢执笔,起草通过了两个联邦宪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布。

 

  鉴于共和政治在中国虽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人民的自由和生命却毫无保障的现实,各省的宪法草案,均不厌其繁地列举了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浙江等省宪还规定,拘捕机关在捕人后,必须在6小时内将拘捕理由通知本人;本人或其他人都可以请求法院审查其理由。各省宪法都规定,政府各级官员都必须由民选产生。由于军人干政是民国时期一切灾难的根源,因此浙江等省宪规定,军人当选者必须解除军职;国事会议宪法草案更进一步规定,现役军人不准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人必须退役3年以后才可以参加总统竞选。各省宪法也都列举了省的权力,一方面作为省政权机构的运作依据,另一方面作为将来制定国宪时中央政权和省政权的分权标准。

 

  这些宪法方案,大大完善了民初的临时约法、天坛宪草等宪法方案,体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宪政水平的提高和对国家和平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希望。当然,这样的方案不可能得到军阀们的同意。即使是实施了宪法的湖南省,军政当局是以民选的形式上台的,他们对省议会的决议也不怎么执行。等到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占领湖南,湖南省的自治即被取消,省议会被解散;其他各省的自治运动同样也被迫终止。此后,民间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始停滞,1948年后则进入了倒退时期。

 

十八

 

  联省自治运动在国内的巨大影响表明,许多中国人已经觉悟到不能一味依靠政府,而应该自己行动起来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实际上在联省自治运动发动之前,国民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1918年6月,各省省议会即发表宣言,要求南北双方停止内战;1919年4月,山东人民因青岛主权,召开了国民请愿大会;5月4日,北京13个学校的学生,因为山东问题而举行了大规模示威;6月24日江苏教育会等15团体要求解散北洋政府召集的新国会;12月,湖南省请愿代表团要求北京政府罢免湖南督军张敬尧;1920年4月,上海国民大会发表通电,声讨“毁法”、“卖国”、“残民”之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6月,开封民众集会宣布驱逐河南省长王印川;10月,江苏省议会要求废除督军;11月,直隶省议会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制定省自治法;随后,联省自治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虽然民间的这些运动有时不无偏激和不完善之处,但在一个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国度,这些缺陷其实也难以避免。这些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表明,体制内的改良道路被堵死之后,人们只能求之于体制外的力量。而体制外的力量的出现,则有待于新思想的激荡。从1917年开始,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兼容并包,讲学自由,北京大学从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中心。此时胡适等人也已从国外归来,一股新思潮在北大开始涌动。文科学长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后改称《新青年》),此后他成为思想界的新星。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他告诉人们,“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他开始大力提倡个人主义思想:“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98页)。”他还告诫那些反对学习西方的遗老、遗少们,我们“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从这些原则出发,他动员人们起来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号召人们挣脱一切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束缚,以获得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就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发展。然而不久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偏离了自己的初始方向。新文化运动后期,留学生们纷纷回国,他们把世界上的各种学说都带入了中国;这让中国的思想界犹如万花筒,班驳陆离,正误杂陈,令普通中国人眼花缭乱。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抨击,既过分偏激,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此后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甚至自由、民主也已经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些学说在西方已不新鲜;而那些时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则让他们心潮澎湃,其中的有些人已在渴望着依靠这些学说使中国立即超过西方。后来某些时髦学说的实践,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二十年前严复翻译的、当时风行一时而且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无限启迪的几部经典著作,例如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这时已经被不少人看成古董。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就开始相信,还有比科学与人权更好的东西,那就是苏俄的马列主义学说(晚年他又基本回归了青年时期的人权思想)。李大钊则觉得,为了在中国实现马列主义,就必须进行暴力斗争。胡适则继续坚持民主理念和重视证据的学术思想,从此他们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无疑这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风潮,而这些社会风潮也使新文化运动传播更远。此后,一帮热血青年奔赴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激励着他们去实现自己改造中国的奋斗理想。

 

十九

 

  1920年,苏俄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上海会见孙中山,陈独秀、张申府等则开始了对马列主义的热烈研讨。1921年初,孙中山返回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则来中国组党。几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召集李达、陈公博、张国焘、周佛海等人在上海租界内成立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_产_党,陈独秀被确定为中共的领袖。此时苏俄与中国北洋政府在边境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孙中山也因西方不承认广州政府而寄希望于他方。这样就有了孙中山和苏俄的合作。1924年,孙中山接受苏俄的建议,仿效苏共的形式改组国民党,并且委派蒋介石等组建党军(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此后中国社会深受苏俄的影响。孙中山从本年开始在国民党内实行联俄容共,允许苏俄派人担任国民党顾问,并让中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中共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令其成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再将其推翻。

 

  1925年孙中山去世,第二年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之后,中共在军队后方发动农运,并在工厂组织罢工;许多北伐军官的家属被斗被杀,前线的供应也大受影响;两党的磨擦正式产生。孙中山去世后,苏俄代表鲍罗廷对国民党颐指气使,党的负责人汪精卫等则对之唯唯诺诺。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与鲍罗廷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展开舌战,蒋愤而指责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双方的关系从此决裂。不久后,国共两党投入了生死角力;其中的一方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另外的一方则以共产主义作标榜。

 

  1927年,中国的政局犹如螳螂捕蝉:

  4月6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突入苏联军营,逮捕了中共重要领袖李大钊,不久张作霖将其杀害。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政要人蒋介石、白崇禧等在上海实行“清党”后,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随后指挥部队跨过长江北伐到达徐州。5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两个多月后蒋介石通电下野。7月底,武汉政府张发奎所部东征到达九江、南昌一线后,中共策动其部分军队倒戈,“南昌起义”发生,倒戈部队进至福建、广东边境后被李济深所部击败;年底,武汉政府汪精卫等被迫辞职。

 

  1928年,南京、武汉政府合并,蒋介石重回徐州。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以日本作后台的张作霖败回东北,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年底,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之后,各个省份终于全部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当然租界这时还是例外。

 

二十

 

  外国的租界在口岸城市产生,它们分布在沿海和沿江,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上海公共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外国人开始来到上海。1845年清廷公布《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外国人居住区即租界的范围,并且规定“华洋分居”,互不影响。然而1851年的太平天国之乱,1853年的小刀会之乱,逼使许多中国人逃到租界躲避战火。1854年租界中的西方人与清廷谈判,取消了“华洋分居”的规定,租界逐渐成为上海的中心。

 

  1869年之后,上海租界的体制也逐渐成型。在租界的外国人,按照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原则建立了租界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租界无疑相当于一个国外的地方自治政府。租界建立的这种“自治”、“法治”、“安全”、“自由”的体制,给许多中国政治家以多方面的启示;租界当局的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路桥建设、市政管理、水电交通、消防绿化,乃至租界内西方人的工作、娱乐、生活方式,都逐渐成为租界外中国人的效法对象。新式马路,从租界不断向外延伸;电报电话,从租界连到四面八方。奈克工程和海德生工程建成的外滩,至今仍令上海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上海,似乎成了中国的心脏。此后,无数的中国百姓,心目中出现了“大上海”这个偶像,“上海”这个词给了他们以无限的遐想。

 

  上海,不仅给普通百姓以遐想,也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影响。开埠之后,它成为中国的现代商业中心;1890年后,它又成为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在清末报纸、杂志大量出现之后,它又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的舆论中心。租界,也是那些不为当局所容的政治活动家的避难所。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大量难民挤过外百渡桥至租界避难,而在广大内地则只有基督教堂或西方人建立的“安全区”才能庇护一二。看来租界提供的自由而安宁的环境确实是中国“不幸中之一幸”(陈天华语);然而租界给不少中国上层人士留下的印象却无比灰暗。达官贵人们在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让许多道德家痛心疾首,外国人把上海当成国中之国也令民族主义者们无限愤恨。1943年,蒋介石把上海称作是邪恶的污水坑;20世纪下半叶,中共又把上半叶的上海称为美国人、国民党和资本家的天堂。

 

  无疑,上海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西方人将他们的工业品运到上海,又在上海成立公司,当然也带来了现代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有些中国人用心观察、细心模仿,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民国初兴,军阀横行,也只有租界所在的大城市,才能给企业家们提供安定的创建企业、发展经济的环境。

 

二十一

 

  然而,民国早年,中国的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而是在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工业方面,发展非常迅速。铁路建设方面,1927年前所建不多,但清末开工的路线已经基本完成,到1927年,中国铁路总长已达到1万3千公里,1937年则达到2万1千公里(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铁路运力也大幅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至为明显。公路建设北洋时期确实微乎其微,但1927年后发展很快,至抗战前夕已达到11万公里(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航空、电报、电话、银行、邮政等也有快速的发展。农业方面,通过改良品种,推广经济作物,农业的商品化水平也有相当的提高。

 

  在经济立法方面,北洋政府做得也卓有成效。民国成立不久,就根据清末的相关法律,修订出台了《公司律例》、《商人通例》、《破产法草案》、《公司法草案》、《商标法》、《保险契约法草案》、《中国银行则例》、《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条件。北洋政府也在人才培养、产品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政府还组织国货出国参展,一些产品获得的巴拿马金奖,直到今天还被相关企业拿来作为宣传推销的法宝。

 

  当时国家负债累累,政府财力非常有限。除了在法律方面对工商业加以规范外,政府并没有资金进入经济领域,因而经济建设方面完全依赖于民间自身。今天看来,当时又小又弱的政府,倒是中国经济的福音。其时国有企业非常之少,民间可以自由开办企业;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有些国产商品在洋货面前也不逊色。据统计,1912至1936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9.4%;其中1912至1920年,年均增长率更达到了13.4%(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无疑这个时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在军阀混战时期,设在口岸城市的企业因有外国势力的保护,也能免于军阀的掠夺和战火的破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政府有效控制范围的增加,国家实力不断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同步增加,经济发展速度相应地有所下降。随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被迫中断。

 

  现代自然科学实际上到民初才正式大规模传入中国,经过中国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到二、三十年代,在许多方面,中国已能和世界并驾齐驱。李四光在1926年开创了地质力学,1934年中国建成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华罗庚1936年在数论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俞大维在拓扑学上,陈省身和苏步青在微分几何方面,还有曾炯之、赵访熊、许宝禄等,在数学上都取得了世界水平的成果。在人类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医学等方面,中国科学家也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二十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政府机构。但此时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却是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即国家建设应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进行:国家统一以前必须实行军法管制;国家统一时就是“训政”的开始,这时必须由党(国民党)来领导国家;等到国家政治安定,人民得到了基本的民主训练,那时党就在国内实行民主、还政与民。国民党这样一“训”就是70年;虽然1948年国民党宣布开始行宪并实行民主选举,但其后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却以需要剿灭中共武装叛乱为由宣布内战时期政府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此后国民党政权成了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的这种一党统治的“党国”体制,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倒退,专_制思想换上了新的画皮后在中国还魂。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使这种体制大大强化,而且以“专政”取代了“还政与民”。

 

  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其本质与晚清政府迟迟不愿真正实行立宪的想法同出一辙。事实表明,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或是中共政府,其民主意识都比他们所反对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要低得多。再加上当权者对权力的贪恋,指望他们去推动宪政、实行民主,无异南辕北辙、与虎谋皮。

 

  不过后来的国民党在“训政”阶段也并没有完全一党独揽政权。30年代之后,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担当起了国家建设的重任。此后,国家开始了银行、货币、税收、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工业建设的现代化建设高潮。在城市中,经济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城市已不是中国老式的破旧木房,西方式的大楼已经拔地而起。街道两边的银行、商场和交易所连绵不绝;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厕所的出现,也使城市的生活、卫生状况大为改观。

 

  但是,国民党并不欢迎自由市场经济。国民党的经济思想是“民生主义”,或者叫“和平的集体的社会主义”,也即重点发展国有经济,特别是对重要经济部门,实施严格的国家控制。抗战之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可观,但是重走洋务运动的老路,抑制了民间的经济活力,使经济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传统的官商作风、政治腐败也随之产生。

 

  国民政府乃是一个不新不旧的政权,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因为其不新不旧的作风而被反对者讥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无疑,这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比满清时期要松不少,但在政治、经济方面政府仍不愿放手。抗战时期到来之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许多私人企业被强制接收,民营企业几乎成为国营企业的附庸。在清朝自强运动之后,国家力量持续衰落;至此,政府的权威又开始变得强大起来。而由于民主制度的缺位,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作威作福也就无法避免;清末商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也开始变得不易保持。实际上,就在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次年,对清末改革和民初革命影响巨大的上海总商会即被迫改组,最后基本上为政府所控制。虽然民众和在野党派一般仍可以批评政府及执政党,但政府和执政党却很少听取批评者的意见。以前中共声称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府从来都是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的政府(今天在台湾的民选政权也许是个例外),说它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或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甚或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纯粹都是欺人之谈。

 

  但是这样说也不是要否定南京政府的经济成绩。确实,南京政府在发展官营工商业方面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特别是从1932年开始建立的资源委员会,在争取外援、建立中国的钢铁、电力、机械和兵器工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些工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对付日本的侵略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另外我们还要知道,国民政府当时能够切实控制的范围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东南数省。1935年后,国民政府以追剿中共军队为名进入西南,才基本控制了四川、贵州等省,此后这一带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在其他省份,有些是原来的军阀宣布服从政府,有些则为国民党内与总裁蒋介石不同的其他派系所控制。

 

  蒋介石正是靠着他善于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政治技巧,将中国四分五裂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国民党的名义下聚拢在一起而成为中国强盛之希望,而中国强盛之前景又让日本军阀觉得今后之中国可能难以吞并而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日本在北平、天津和上海向中国全面进攻,国民政府被迫西迁,中国绝大部分工业城市沦入敌手。1937年12月日军攻下南京后,大肆烧杀奸淫,南京成为一片废墟。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20万以上的南京居民和溃散的士兵遭到日军残杀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定和1942年滇缅路的被截断,使中国的形势更显恶化。此后两年,中国抗战急需的外援只能依靠驼峰空运;虽然中、美空军勇士们前仆后继地血洒喜马拉雅山,但是运到中国的物资仍属杯水车薪。不过,此时的中国也已经今非夕比。民初以来中国的工业已有相当发展,再经过国民政府十几年的经营,中国的国力也已经粲然可观。不同于晚清以来的每战必败,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比日本支持得更为长久。沿海城市沦陷之后,虽然中国的经济与工业体系受到空前的破坏,但人才资源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人对敌我形势的认知水平与清末更不可同日而语。战争中后期,双方的战线僵持于中国中部;待到美国在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中国也在中、缅、印向日本反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宣言》,命令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两枚原子弹投向日本;10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首次抵抗住了外部强敌的野蛮侵略。

 

  1945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扬眉吐气的年代:中国的凶恶敌人日本彻底失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战犯正在东京受审,后来他们被处以绞刑。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在中国进行杀人比赛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等战犯也被中国军事法庭逮捕,随后他们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待到抗战后期,中国已经废除了清末以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西方各国也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除香港外的所有租界。除了外蒙、东北仍在苏俄的占领下之外,清末以来割让的土地都已收回;而且苏俄也不得不承诺今后将把东北交还中国(只是东北的物资和工业设备被苏俄劫掠殆尽)。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它屈辱挨打的历史已经过去,今后将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缔造者和常任理事国,行使它处理世界问题的权利和义务。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要领导者,也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而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欢呼。

 

  然而人们的兴奋过于短暂,国内政局这时正可谓阴云密布。1936年政府军追击共军至陕北之后,双方因为日本大举侵华而再度携手,抗战胜利之后内战重新爆发。抗战时期在西北近10年的发展使中共羽翼已丰,在苏俄军队的保护下东北又入于己手,此时毛泽东已想问鼎全国。随后两党军队展开激战,有时双方在狭窄的战场上投入上百万人互相拼杀,另外还有更多数量的老百姓也被逼在战场服务。一场战斗结束之后,战场往往尸集如山、血流成河。1949年底,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中共占领了整个大陆。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则败退台湾;此后,世界上出现了两个中国。80年代,台湾完成了经济的工业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90年代,台湾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真正完成了“训政”阶段向“宪政”阶段的过渡。2000年民进党在选举中获胜,国民党退出了国家政权,至此终于完成了民主制度下政权的和平更替。在大陆,则仍由中共独享政权。

 

二十三

 

  中共成立之初,只是一些有“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的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俱乐部。在1922年的“二大”上,共产国际代表指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从此中共转向了政治革命。此时,共产国际为中共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首先中共帮助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然后再推翻国民党,由中共掌握政权,实行社会主义。1927年武汉政府“分共”前夕,共产国际抛出陈独秀作替罪羊,更改了他们在中国的策略,命令中共立即武装打击国民党。然而南昌起义后未能等到苏俄的武器援助,朱德等只好率余部走向井冈山与10月上山的毛泽东的农军汇合,此后根据苏俄习惯他们的军队改称红军。不久后他们在闽、赣边界割据数县,并宣布成立了一个洋味十足、让老百姓感到无比古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然而这个苏维埃“不合时宜”(张国焘《我的回忆》),在政府军的攻击之下,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中共只有率领红军和苏维埃国政府向苏俄转移。经过96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中共到达陕北,进入高岗所部占领的地区,从而结束了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时红军已经十不存一,军队人数锐减至一万多人。

 

  三十年代后期,日本在中国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有时也在东北中苏边境和苏俄交战,因而导致中苏关系改善,共_产_党宣布服从政府,政府则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国、共两党开始重新合作。延安时期,中共的生存条件大为改观,除了象以前一样可以继续获得莫斯科的经费而外,中共还从政府手里得到了相当可观的经费与武器装备;另外中共从此也可以从容地从控制区征集物资。延安时期相对和平的环境也给中共提供了发展和定型的机会;经过莫斯科的认可,毛泽东此后成为中共的领袖。早期的中共一直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发号施令,共产国际代表按照苏共的组织形式建立了中共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共的党员、干部都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则听命于莫斯科。三十年代,斯大林忙于在苏俄内部进行“肃反”(苏共党内的政治大清洗),无暇再向中共派出代表;中共也因为进行长途跋涉和与政府军交战,一时难以与莫斯科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代表留下来的巨大权力真空便为中共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所填补。陕北安定的环境,使中共有时间彻底控制解放区的政治、经济、舆论出版等各种领域,把自己的组织结构复制到社会上面;党当然也在一切场合全力塑造了党、特别是其领袖的慈爱、神武形象和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衷心拥护。显然,实际上的领袖并非如此;只是解放区的地主、富农等“反革命”分子早被杀光,党内不能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的人也已经被清洗殆尽。毛泽东、康生等还参照苏俄的“肃反”,发明了“审干”、“整风”、“思想改造”的方法,以图消灭党的各级工作人员的独立人格。这“思想改造”的方法是,对于上级感到有可能对党和领导不忠诚的人,首先由这个人的单位领导或整风小组出面,劝说此人坦白自己的“错误”或“罪行”;如果此人不承认,则进行逼供。然后,在他的工作单位召开小型的批斗会,组织他的同事对他进行侮辱和批判,在他周围造成一种对他的敌视气氛。第三步,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批判大会,他的家人、亲戚、熟人、朋友、同事也要参加;在批判大会上继续对其进行侮辱和“揭发”。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对其亲人施加精神压力,促使其亲朋私下劝说其“认罪”,或当面对其进行侮辱和“斗争”。随着这样的“揭发”和批判的持续进行,他的精神压力逐步增加,最终必然会精神崩溃。此时他如果不自杀,就将承认所有人指控的一切“罪行”,而且能够说出未受到“揭发”的其他“罪行”。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还能够“揭发”他的家人、亲戚、熟人、朋友、同事的“罪行”。最后,对那些“认罪”态度好、并积极“揭发”他人的人予以释放,对那些“认罪”态度不好的则关进监狱、劳动改造或者剥夺其生命。经过这个过程,活下来的人即被彻底改造,能够自觉自愿地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当然对于党外之人,只要觉得是“反党”、“反革命”就可立即杀头,一般不再需要象“思想改造”这样麻烦的过程。无疑,思想的统一大大加强了今后中共针对国民政府的打击力量,但它也决定了中共取得政权后往往只能进行破坏而不能进行建设。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后来回忆说,“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每到夜晚,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漂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十章)。当时中共有的领导人则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整人的原则并不是“逼供信”而是“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韦君宜《思痛录》)

  40年代的延安虽然让内部的人“不寒而栗”,但毕竟处在铁幕的掩盖之下,因此外部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照样把它看成了今后的希望。在北平,富家小姐韦君宜带着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而奔赴陕北;在延安,农民的儿子王实味因为批评中共领袖“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而被砍了头。此后的中共党内,只有“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人才能“受表扬、受重用”(韦君宜《思痛录》)。不过今后党的领袖会更显“伟大”,“伟大”的领袖看来更容易夺取政权。

 

  毛泽东可谓治世之蟊贼,乱世之枭雄。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以“打AB团”的名义,将手下那些疑有不同意见的人杀戮殆尽,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当然,毛泽东总是声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和“人民”。在他以前的同僚眼中,毛泽东“满脑都是帝王梦。……他的成功在于动用一切矛盾,他的失败也在于玩弄矛盾。他以下的所有干部,都是他随时任意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中一如草芥”(张国焘《我的回忆》)。

 

  然而仅靠“玩弄矛盾”并不就能取得胜利。其实,中共夺得天下,部分地靠着苏俄的援助,部分地靠着精巧的算计,部分地靠着好运高照。日本对中国的进攻,给了处于国民政府围剿中的中共以喘息的机会。中共迅速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在战场边缘尽力发展,日本投降时其正规部队已达一百万众。抗战胜利之后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之惨烈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对日战争。依赖独特的思想控制和勇于牺牲人命的决心,中共在战场上收获极丰;到1949年初,中共已要求政府无条件投降。

 

二十四

 

  和中国近代的那些军事强人一样,毛泽东也把其个人野心与救国救民的理想混为一谈,认为只有自己的独裁才能使中国国富民强。不过他和其他强人也有不同,那就是他还有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做样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忠恕、宽容思想和当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都嗤之以鼻,但他却对中国古代最残酷、无耻的那些专_制思想和当代西方最激进、浪漫的某些社会理论情有独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共宣布“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从此开始了他们对“旧中国”的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式走上了歧路。从1946年开始,中共在其控制区恢复了土地改革运动,新政权建立之后,土地改革在整个大陆全面展开。中共土地改革的情形,在韩丁的《翻身》、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中都所有反映。土改是严格在中共派出的工作组的控制下进行的,这和中共其他运动的形式基本相同。土改的大致过程是,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发动村庄的那些流氓无产者(即当地不务正业的地痞无赖)将村庄控制住,然后确定那些较为富裕的人为斗争对象,下面便对这些斗争对象进行侮辱,并限制其行动;然后挨家挨户动员、逼迫村民参加斗争。几天后召开村民大会,在会上对斗争对象进行侮辱、殴打;并要求村民对其进行“控诉”。通过制造这种攻击性的气氛,许多村民由于精神压力和从众心理,即会参与对斗争对象的攻击。在此过程中,斗争对象的土地、财产也被剥夺和分配,他们的成分被定成地主、富农,许多人在此过程中被杀或自杀。那些幸存者及其子女的生活此后无异猪狗,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每次都首当其冲受到迫害,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们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中共通过这种划分成分的方法,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就法律和社会意义上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人与人不平等的先例,大概只有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才可以与之相比。

 

  中共的土改带给中国农村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国传统上一直是“王权止于县政”,农村始终处于自治状态,县以下一般没有受国家控制的政权机构;因此虽然人民的权利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但除了战争时期而外,中央政府的动荡和暴政对广大人民的生活一般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今后随着中共政权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党的领袖打个喷嚏,全国老百姓都跟着遭殃;今后的中国将难有宁日。但对毛泽东等人来说,这却并不是坏事。土改之后,中共在各个村庄都建立起了受其控制的机构,因此后来的征粮、征人都容易进行,这种策略有力地支持了针对国民政府的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机构也让中共能够比较自如地动员全国力量来实现诸如合作化、反右、大跃进等各种领袖的意图。

 

  显然这土地改革的方法是延安时期“思想改造”方法的扩展,以后的“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反右”等运动的进行方法也与此类似。毛泽东后来将这种做法总结为“阶级斗争”、“党的领导”、“群众路线”。1949年随着军队在大陆的胜利,中共决定将其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共虽然一直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1949年以前其队伍中来自工厂的人几乎没有,因此进城以后,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业和城市;毕竟工厂和城市公共设施不能象农田一样一分了之。因此中共进城之初,仍然使用原来的知识分子、商人、企业管理者、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恢复工厂的生产和城市的生活。但中共对这些人的利用只是暂时的,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中共就开始逐步用自己的干部来替换他们。1950年在苏俄鼓动下中共开始介入朝鲜战争,1951年中共又在国内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前与国民政府有联系的人大批遭到镇压。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使城市工商业者受到羞辱、批斗和关押,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相应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基本被切断。同时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则结束了中国思想界的活动,此后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思想。以后的“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剥夺尽净,今后中国大陆的所有人都必须向当局讨饭吃。从此以后,国内的一切资源,都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全国性的极权体制终于形成。

 

  就在大陆刚刚“解放”之时,中共的宣传部门也同时开始了对于全国人民思想的改造。学校的教科书按照苏俄模式重新编写,以党的思想重新解释自然和社会。过去非党领导的一切社会团体均被解散,据说它们都是“反动”组织;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艰难发展起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萌芽被彻底消灭。过去由党领导的工会等组织经改造后继续保留;另外根据莫斯科的建议,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度支持中共的几个党派也被有条件地保留(“反右”开始后这些党派的许多领导人被整得家破人亡),以便中共有个“民主”的门面。但是中共的起家之本农会却被解散,倒让人们感到非常意外。不久后,古老皇宫的一部分被拆除,建成为俄式的天安门广场,以便进行党组织的集会。今后直到文革开始,任何人对党内的任何一个干部,包括最底层的干部稍有意见,即会被作为反党或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残害;党的各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都有了砍头的权力,杀人一度易如砍瓜切菜。新政权要求人们大公无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为了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经过数年的努力,国内已经只有对新政权的赞颂之声,新政权的领袖统党、党统国家、国家统人民的新体制也建立了起来。看来“旧世界”已经完结,“新世界”的建设可以展开了。韦伯等人早就指出,现代化进程是在破除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各种宗教教条的要求之下的世俗化的过程,它要求把制度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而这时的新政权却逆向而行,希望通过对人民进行洗脑来实现经济的大发展。

 

  这时新政权一边攻击国民党是压迫人民的政权,一边把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官营经济政策推向了极点。中共刚进入城市,便立即开始取缔金融市场,关闭股市,没收银行资产。1950至1955年,新政权宣布垄断粮、棉、外贸和其他主要工农业物资的贸易,对从事这些行业的私人进行打击。这些政策实施后,工商业在经过前两年的战后恢复之后重新陷入萧条。1955年,政府开始实行户口制度,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人口自由迁徙制度被迫终止;这个“工农政权”又在城里人与农村人、大城市人与小城镇人、穷村人与富村人之间建立了一个个等级。政府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低价从农村强行收购农产品,对农民的所得进行了无情剥夺,并企图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来供给政府的消耗和进行工业化。在城市,则开始实行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配给制,以维持市民的基本温饱;当然高官们有充足的配给,只有他们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1954年,新政权仿照苏俄建立起了中央官僚机构,中央负责经济和计划的部委成为工业化的领导机关。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官方确定了一百多个工业项目,随后基本由苏俄、东欧国家的技术人员负责实施。这时的工业计划,基本是苏俄三十年代工业计划的翻版;而苏俄当时的计划,则由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帮助制订。这些项目所需的费用,以中国向苏俄供应农产品来支付;这些项目所需的人力和其他配套物资,也从全国无偿征用。这几年工业化的效果当然也是显著的,据官方公布,大陆1952年至195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学术界估计增长率约为5%。但是,这个增长率的代价是巨大的。此时工业化的重点是重工业(主要与军工生产有关),农业、轻工业方面增长很少,甚至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粮食、蔬菜等农副食品从1955年开始供不应求,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饥荒。

 

  重工业领域集中全国之力,终于有所成就,使中共领导深受鼓舞。毛泽东认为,集体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他号召全党,加速进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便迅速提高经济建设的速度。到1955年底,农村的合作化即基本完成,农民被强迫加入合作社(农民全部无偿交出自己的土地和农具);农村的自由市场被取缔,许多地方出现了砍树、杀羊的现象;第二年,合作社又被扩大、改造成人民公社,它以后成为大陆农村政经合一的基本社会单位。1956年底,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国营(或称国有,其实是官营)工商业基本成为经济的唯一成分,在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农业和工商业体制基本被消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在城市,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都根据党和政府官员的命令进行;劳动力也全部由官方进行分配,劳动者的收入被压到最低水平而且在全国大体平均;一般情况下人们倒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的下岗、失业之虞(当然人们必须学习接受党的理论和对上级作无条件服从),不过后来也有一些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家庭,和许许多多中小学毕业后未能分配到工作的所谓“知识青年”(后来一度又称之为“待业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这在当时被称之为“上山下乡”。在农村,农民也要按官员们的要求进行种植,农民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学习党的理论,在“集体”的土地上一起劳作;收获的粮食交足官方以后,再在公社(后来主要在生产队)范围内按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进行分配。这时,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了起来,经济的巨大增长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

 

  1957年,毛指挥全国人民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当时的中共领导相信,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创造出人们难以想象的业绩。毛泽东决定,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20年内超过美国。到1958年,看来形势的发展远超预期。根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和去年相比,人民公社的农田里,粮食产量有了几十倍甚至几千倍的提高,有的地方小麦和水稻每亩单产达到了十几万斤(其实不会超过几百斤)。农业收成“放卫星”之后,1958年夏秋,中共又决定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再实现工业生产放卫星的目标。于是,全国的工厂、学校、机关、农村公社,纷纷建起土高炉,全国大量砍伐树木,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如锅、勺之类投入火中烧炼。

 

  实际上1958年由于农村集体化而导致农业大减产,而大炼钢铁又使粮食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再加上官方又从农村拼命强行征粮,因而导致了随后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大饥荒时期,全国有几千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亡,非正常死亡人数不亚于人类历史上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数目,也超过了有史记载的古今中外的一切其他饥荒。在某些乡村,人口几乎死绝,晚上阴风一起,恐怖犹如鬼城。

 

二十五

 

  阿马蒂亚·森指出,将饥荒“归罪与自然原因和其他国家的背信弃义”(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79页),是一切专_制国家的共同特征。“发生饥荒的根源在于权威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在政治上无所顾忌”(同上,第176页)。其实“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同上,第42页)。正如森所言,中共后来即将这场大饥荒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俄的背信弃义。

 

  由于户口制度对人身的束缚,虽然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农民也不许外出逃荒,因而并未发生大规模的饥民与党的对抗;而城里人因为可以领取国家配给的少量粮食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大饥荒对他们生命的威胁也不算太大。大饥荒没有带来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大规模饥民造反(信阳等地的抢粮饥民都被立即消灭),这无疑也加强了当局加紧控制的信念。此后,不仅食品、粮油需要凭票供应,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布匹、火柴、肥皂、水瓶,直到自行车、手表,都得根据职务大小凭票供应;当然,“最末一等总是农民”(张贤亮语)。为了将工业品票证变成一件实物,城市居民们不仅要多年吃糠咽菜,而且还要去排长队、挤柜台,甚至还要去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不过,除了一点布票而外,农民们一般见不到其他票证(况且也没有能力购买),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了挤柜台或走后门的“福份”。

 

  供给制并非新创,而是中共的传统。延安时期中共即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野百合花》)。而此时在全国变本加厉地加以推行,除了加强社会控制的想法而外,主要是因为经济衰败而导致的物资紧缺。大跃进之后,中共领导只能允许农村的自留地、集市贸易等稍作恢复,大饥荒的影响逐步减轻。

 

  大跃进、大饥荒对毛和党的威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期的苏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批判个人独裁,也使毛感到兔死狐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毛泽东声称,苏俄已经成为修正主义;因此在和西方决裂十来年之后,中国还必须和苏俄、东欧决裂。以后十几年,中共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然,在极权体制之下,由于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监督力量,因此当权者不可能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行作任何检讨;如果是在中国古代,皇帝这时恐怕也要下一个罪己诏。对于大跃进以来的灾难,毛也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些灾难的产生是因为以前对人的思想改造并不彻底。在党内,刘少奇等人对农村的合作化倒是有所反省;但毛却认为,刘少奇等人这时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看来毛泽东此时对自己从事经济建设的能力已经失去了信心,为了重树自己的权威,他觉得有必要另辟溪径。于是,当局后来干脆宣称,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毛主席和共_产_党的领导,人民就会感到无比幸福;无疑毛这时认为人民缺吃少穿并不算什么事情。毛泽东还告诫人们,必须牢牢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时清除党内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并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才能够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于1968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天中国大陆50岁以上的人,大多对“文化大革命”都还留有相当深刻的印象。文革时期,毛泽东发动无数号称“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红卫兵小将”,将艺术品、文物古迹、各类藏书、特色建筑、各种传统名特产品等作为“四旧”进行打砸火烧,对作家、艺术家、教师、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进行批斗和虐待;也将中共的各层干部作为斗争对象,这些干部中有许多人长期欺压良善,还有些人则是因为失去了毛的信任。为了鼓动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情绪,毛派人到各地煽风点火,甚至8次亲自接见红卫兵,要求他们拿出“革命行动”,对“反党”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派”、“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造反”。文革中,有许多无辜者被侮辱、逮捕、虐待、自杀或被打死;被杀者中也包括了为毛一手提拔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以前打击别人时毫无顾忌,等到自己被剥夺特权、并被批斗和关押时才知道人身自由的珍贵。后来,被毛发动起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又互相攻击(当然他们都打着毛的旗帜),毛泽东在无奈之下只好命令军队将这些组织全部解散,由军队对国家进行军管;军队随后开始清查子虚乌有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又有不少人遭到处决。

 

  文革开始后,官方更是大力营造对毛泽东的崇拜气氛;此时的毛,已将中国过去孔子、皇帝、阎王、上帝的身份集中于一身。呼万岁、跳忠字舞、挥舞《毛主席语录》、对毛像的早请示、晚汇报,让人觉得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个巫神。此时社会的各种生产活动也大多陷于停滞,学校不再教授多少知识,升学也不再进行考试;学校还曾停课数年,不少工厂一度也曾近于停产;似乎人民需要做的就是对党的领袖的极度颂扬。就在这个人民食不裹腹的时代,党的领导还不停地告诉人们:我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生活在古今中外最幸福的时代,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在毛主席和共_产_党的领导下去拯救他们。直到今天,毛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现在中共党内的某些官吏仍希望扯起毛的旗帜狐假虎威;那时的政权用滥了的词句如“革命”、“人民”、“专政”、“打倒”、“斗争”、“共产”、“继续革命”等也仍然能让现在的一些年轻左派激动不已;毛由一介平民变成了中国现代超级皇帝的经历也让某些权力崇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不堪忍受当前官吏压榨的百姓有时也将这个超级皇帝抬出来作为武器,他们知道抬出孙中山、光绪皇帝已经没有效力。从那个时代死亡线上走过来的人们则感到不堪回首,当然那些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是个例外。

 

  以全国性的大串联、大批斗、大集会、歌颂毛泽东、向毛表忠心、狂热地攻击和虐待被批斗者为特征的正式的文化大革命大致于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时结束(当然那时和现在的官方另有说法),但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据估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除了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外,在历次运动中,有数百万人自杀和被杀,还有更多的人被批斗和关入监牢。“犯人”们受到的折磨也非常残酷,例如张志新被杀前已被逼疯,并被割断了喉管;而她的“罪行”只不过是在私下批评了当局的一些做法。无疑,当局的统治手法一方面来源于从苏俄输入的极权主义,它以建立人类历史上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为号召,它要求人们为领袖、党、“国家”或“共产主义”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当局统治手法的另一个来源则是中国传统的专_制主义,除此以外的其他中国传统基本都被当局当作“封建主义”而受到了批判。此后的大陆中国,成了一个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当代西方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民族;今天的一些当局者和某些文人,则在企图用“爱国”、反美来充数。当《停滞的帝国》一书的作者1971年随同一个西方代表团来中国时,他发现“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的思想,皇帝的诏书换成了毛的指示([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前言)。看来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已经终结,中国又回到了它一百多年前的起点。

 

 

 

二十六

 

  实际上,《停滞的帝国》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评论也不全面,毕竟孔子的思想对满清皇帝还能形成某种制约,而毛泽东则可以“和尚打伞”(毛泽东自谓)——无法无天。毛泽东去世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明争暗斗,被毛泽东打倒的邓_小平出掌政权。邓通过否定毛的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的复出找到了依据,也为中共后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当然邓也充分肯定了毛在中国革命中超人的地位,他觉得这样做有利于维护自己的“法统”。此后,建设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_产_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成了中共的新方针。试验新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坚持老的(政治上的保持现状),邓的跛足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在农村,受安徽小岗村农民私下分田单干的启发,邓解散了毛的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农民逐步获得了农业种植的自由,因而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的粮食产量稳步提高,粮食供应短缺的状态很快结束。到90年代,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粮食配给制自动寿终正寝。在城市,文革之后基本停顿的教育系统恢复了运转,高等教育也迅速恢复,不久后还有很大发展。工厂、企业也逐步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工人多生产就可以多拿奖金。邓还让深圳等几个城市试办经济特区,允许外国人来此办厂。不久以后内地也逐步允许私人从事小商小贩,直到后来也允许国内私人开办企业。中共对言论和学术界的控制,总的来说也稍有放松;特别是以国际互连网为代表的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已使中共难以象过去那样能够完全截断国内信息的流动。由于民间经济活力的解放,国家的经济逐渐繁荣,市场上的商品不断增多。90年代后当局最终认可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迅速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商店里的物品琳琅满目,让买东西的人感到目不暇接。无疑,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中国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几十年饥肠辘辘的中国老百姓,大部分终于能够吃饱了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2%;1997年到2001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8%。而据中国官方公布,1978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这段时期,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其成就堪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

 

  同时,官吏们也在不失时机地把他们手中过去用于整人的权力兑换为钞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官吏们就利用手中各种物资的审批权和价格双轨制而大发横财;最近十来年在股市、房地产、物资采购、公共工程、企业的资产重组、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等方面以权谋私的现象更加变本加厉。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由于干部贪渎和税费负担不断加重又日渐萎速,城市也因国企管理者腐败无能而导致职工纷纷下岗,普通百姓不断受到剥夺,当官发财在官吏们当中日益盛行。贪污、受贿、贩毒、拐卖妇女,黑帮、抢劫、卖淫、血汗工厂似乎也日益流行。这其中最为人担心的就是官吏的腐败和黑社会化;农村干部只顾对农民“要粮”、“要命”、“要钱”,有时还公然残害农民的生命(如1993年安徽丁作明案,1998年安徽小张庄案);政府官吏、国营企业的管理者也日益化公为私,其中的许多人正在不停地将非法所得向国外转移。在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们甚至用拖欠的职工工资去大肆挥霍,其行为已经无异于强贼。最近几年,警察为了夺人钱财甚至制造出“处女卖淫”案(如2002年河北吴小玲案)、“处女嫖娼”案(如2001年陕西麻旦旦案)、收容打死人命案(如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有的警察甚至故意开枪杀人(如2000年河北霸州牛亚军案)。一些穷困的工人、农民,仅有的一点财产——住房被当局强行拆除后,因投诉无门、无家可归而被逼自焚(如2003年南京翁彪、安徽朱正亮)。官员们的暴横和腐败,也开始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权力的本质。

 

  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允许人民监督政府,早已成为民间的共识。毛泽东死后,1979年民间就有人提出了批判毛泽东和进行民主建设的问题,1989年民间更大规模地提出了反对腐败和实行民主的问题,但有关活动都被官方镇压。1989年之后,前两年出现的一丁点儿表达民间意见的环境再次消失;此后民间的声音已经没有任何公开表达的渠道,社会矛盾日积月累,许多人对中国的前景已经感到不寒而栗。

 

  提到了邓的改革之后,笔者已经不能说得再多。根据司马迁以后的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总结过去,客观现实要求他对与当前政权密切相关的问题保持沉默,以防止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灾难。当然在中国走出中世纪之后,这样的禁忌将不复存在。笔者衷心希望,中共当局的改革能够比清朝的洋务运动做出更多的成绩;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笔者还不敢乐观。

 

 

 

二十七

 

  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渴求现代化的历史。十九世纪,随着英国对中国的入侵,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似乎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但满清政府崩溃之后,有枪阶级开始横行于世,再加上日本的入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后来的中共政府,不愿再借鉴欧、美历经检验的现代化经验,反而希望借助国外一些最时髦的学说使中国超越现代化的西方;这些不成熟的理论与专_制思想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更深的苦难。在这种苦难和渴望的交织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过了近两个世纪;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离现代化原来还相当遥远。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为政府所控制,广大人民难以主动参与,因此现代化建设往往成了当局者的游戏。对当局者来说,现代化往往只是一个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因此近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统治者都试图将中国的现代化限定于物质层面,政治层面不准涉及。因此,现代化常常被理解成只是经济的增长。但保留专_制制度而又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世界上却难以见到真正成功的先例。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前提。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发挥其才能的环境,而是对人处处约束、设防,那么就根本无法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当然,专_制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其官吏,有些专_制者可能认为靠着他的官僚即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官僚们都是“寻租者”,他们总想着利用自己占据的国家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想靠他们去实现现代化,无异南辕北辙。

 

  今天中共的改革,又开始了中国(大陆)走向现代化历程的第二个循环。不过,虽然中国现在又在追求现代化,但对于什么是现代化,我们许多人到目前为止恐怕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其实,即使我们将现代化限定于经济层面,也不能指望由政府出面来主导经济建设。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现代化的起码标准是,使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经济系统获得独立。国家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主要是提供法律来保障市场的运行,以及在市场机制失调时进行宏观干预(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36页)”,国家决不能对企业进行控制。但学者们研究发现,在许多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现在转型中的中国,各种经济组织,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往往都想通过政府的权力来发财,“比如依赖政府的特殊政策而形成各种垄断、依赖,与政治权力的勾结等;而政治与行政权力又广泛地向经济组织渗透,利用各种借口维护既得利益、获取更大的寻租机会。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可能获得‘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数字的增长只是在延续和巩固各种陈旧的体制(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36页)”。显然,要想实现真正的经济现代化,首先必须进行宪政改革,限制住政府的权力。

 

  况且,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除了财富的占有外,人还需要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参与的权利等。因此,经济增长的概念,不能够单从经济方面理解。经济现代化不是单独进行的,它必须与其他方面的社会变化一致。经济增长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改变,而社会的其他方面的改变又促进经济增长,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互动过程(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33页)”。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政治、社会方面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单独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其实,我们不仅要实现现代化,我们更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实现现代化。人不仅需要吃饱穿暖,也需要自由和参与的权利,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猪。从这个方面来说,现代化还“包括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社会自由(言论、出版、结社等)的扩大,参与组织(尤其是政党)的成熟,民主选举政治领导人,民众对决策的参与以及对政府行动的制约(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52页)”。排除了这些政治方面的内容,所谓的现代化无疑只是一场骗局。

 

  一切现代化都是为了人,必须以人为中心。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指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因此,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扩大人的自由为重点,特别是要赋予人们以政治权利;因为“就政治权利而言,政治参与本身是发展的目标之一部分,缺此无以谈发展(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1页)”。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说法的正确性。二十世纪头十年,清廷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广大人民享有的自由不断增加,因而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共近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因为人民的经济自由有了相当的增加,才出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中国今后的改革,除了需要继续赋给人们以营业、迁徙、保有财产等与经济自由相关的权利而外,还应当将人们的自由权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并通过宪政安排,将人们的自由权利从法律上确定下来,让人们能够行使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重要权利,切实地监督、约束政府,防止在中国出现新的暴政和腐败。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容易实现,现代化也才能真正带给人民以福祉。

 

  在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记住森的告诫:“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7页)”。

 

  后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重点参考了[法]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美]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胡春惠的《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杨奎松的《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夏维中的《百年商业变迁》、耿云志等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沈志华编的《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王俯民的《中华近世通鉴·主卷》、果鸿孝的《中华近世通鉴·经济专卷》、尹保云的《什么是现代化》、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著作,另外还参考了天林的《清末“预备立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倪文尖的《再叙述:“上海”及其历史》、[美]柯伟林的《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华谱的《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杨奎松的《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等论文,本文的有些地方也直接采用了上述作品中的观点,但因时间仓促,未能一一加以注释,特此说明。

 

2003年8-10月初稿

2004年4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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