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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伟时文章的史实和逻辑的质疑

作者不详

 

  袁伟时先生是个高知,看完这位专研哲学的高知的大文后,我对一个人的头衔和其实际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这一哲学意味很浓的话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下面是几点浅见,仅供参考。

 

一、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1、马赖之死

  袁公开宗的开场白大谈教育的重要,并声言要把国人所受错误教育纠正过来,可他纠正的到底是什哪?叫我们先看他的第一节《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一文首先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被杀我们是如何理亏,其理由有二,首先是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其次是 1844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

  先说这个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根据并不难找到的资料:

  1852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在传教中,马赖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留下斑斑劣迹。广西壮族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有记述。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潜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土匪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官员。为收买土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强行干预司法,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赖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播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就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

  以上资料随手可得,以袁先生大学教授的条件,对如此易得的有关自己重要研究的资料竟无所知,实难令人相信,果如此袁教授的研究态度又如何负担其开篇正史的豪言,袁先生如对上面这个说法知道但对其真实有疑,大可通过调查与以否定,当然时过境迁如无条件调查也是正常,但也应提出自己的怀疑和理由,无论如何以一句“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一语带过,此言如何今人心服。

  接这袁教授却不得不认可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马赖连清被迫签定的《黄埔条约》都违反了,不过马上又指出这一行为罪不足死,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如马确只是越界那确罪不足死,但如其不光只是越界哪?袁先生对马越界以外的问题已给出了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的结论,果如此张凤鸣确是胡作非为了,但我想袁先生作为一个要以正史为己任的学者,是不是该对马在华有关行为作更充分的了解,对有关马在华恶行的资料提出反证,或其码提出怀疑及理由,再来作出结论哪。如果我说袁先生上面的结论有问题,有隐瞒资料作春秋笔之嫌,或其码有论举证不足之嫌,算不算是一种过份的批评那。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史料是有冲突的,主要的资料中,教会的基本上把马说成了个圣人,这一点是不奇怪的,而清的结论是在炮口下作出的有多可信也可想而之,目前国内正式的资料是在解放后才在当地调查得出的,我个人倾向于国内的,因为当时传教士决不是谁要办就能办的,那怕他们违了约,与他们的亲近与否决也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喜恶能定的(这点具体的我下面会说),当然袁先生对于国内的正式调查是肯定不信的,但又不好直引洋人的说法,所以只果把他的不能确定,认定为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严格的来说,虽然袁代表不了现代人,但总还算现代人之一,,如果我们强拿政府去压他们,这些人只怕是不服,而且袁虽不认国内的调查,但也没敢拿洋人的说法说事,我们也就跟这他抹一把稀泥。

  袁先生无定论也好,胡作非为也好,一大堆帽子,无非就是想说,就是洋人违了约我们也不能处理,如果马违约越界我们不杀他,而是礼送出境,就万事大吉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就连袁自个在下面都指出,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于此,马案不过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系列传教和通商的要求。老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洋人的贼心已起,从以前的情况看,在马越界后,除非清不管他,否则就算不杀他,如袁所说礼送出境,且不说还会不会找别的理由,单就事件本身也还是很可能成为其侵华的理由。

  18483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名传教士就违反"不得越界活动 "的约定,跑到江苏去传教,结果在渡河的时候,与中国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被当地的官员护送回教堂。但是,英方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求必须"惩办凶手",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其实中国那有不答应,几个船工,又不是皇帝的儿子,只是一当时尚没抓到。),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英国军舰奉命封锁中国海口,扣留了1400艘中国漕船。结果,清政府将江苏地方官员"革职",漕船上的10名中国水手 "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被判以流放。首开因教案而拒付关税、封锁海口的先例,一千多艘漕船被阻半个多月;首开因教案而派兵舰进入内河、要挟封疆大吏的先例,首开因教案而惩办地方官员的先例,也首开因教案而任意处罚人民的先例。另外上海道咸龄出身满族贵族,一秉委屈退让的温和精神,在处理教案过程中,他不过据章指明麦都思等人到青浦本系违反约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没有立即应允,其他并无过激之处,但落得撤职下场。这一前车之鉴,使得地方官场由此形成惧怕洋人的惯性。以上事例充分说明,那怕是洋教士违约在先,中国的官员只要敢管那就没好果子吃,所谓管与不管决不是开明与否

    的事,不管你就没事,敢管就要倒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有条约定义,但这些传教士就算是违法越界,连道一级的贵族仅因指出越界为违约和没有马上答应无理要求都自身难保,小一些的地方官更是无法应付,按约法办更是一句空话,张一个刚上任的县令,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单以私心来说是否会仅因自个一时的喜好或几百两银子的罚金就弄死这么个洋教士,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所谓礼送出境就没事了,不过是袁的一厢情愿。

 

2、条约

  在为马赖叫完屈后袁先生又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规定,接这就把这几项条约里几项非常合理无害但未被清履行的条款拿出来,除这些已有条款,袁对清未答应的洋人对旧约的修改要求作出了如下结论: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折冲樽俎,总比兵戎相见好得多;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并引用当时所谓的有识之士深悉内情的薛福成的反思:“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并把这一点未被教科书说明视为咄咄怪事。接这又引用了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指出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并指出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这里面的第四项我们上面谈了下面先说说前两项。

  所谓《江宁条约》大家听这大概耳生,这是因为这个叫法并不广,我不知袁先生为什么不用其广为人知的名字,而用这个相对生的名字,不知是为了显视学问还是别的原因。不过这不是重点,为了大家看这方便我想还是用它那广为人知的名字<中英南京条约>更好些,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是英国第一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 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现在大家是不是有点明白,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因鸦片而起,却被叫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了吧。首先我不知其所谓对条约问题没有反应收自何处,中学教科书虽没提洋人是为条约而来,却明确提到其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通商,事实上我不认为不直谈旧约是为了逃避什么,因为如果教科书有意把通商等事与对《南京条约》的履行挂钩,我想没人会为对这一条约的履行有问题,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反感,书中只谈具体通商问题本身,没提条约以我的浅见,与其说是在给我们自个遮丑倒不如说是在给洋人遮丑,在教科书上把敌人的入侵动机从要求通商改为要求履行《南京条约》,这一变化也许更精确,但对洋人战争的正当性真的是加强了吗?另此战又叫我们背上了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不过这不是本段重点,重点是其对原《江宁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履行情况的作用。应该说其进一步保障了通商和传教,问题是通商后最大最直接的商务活动有两项,一项是鸦片,另一项是华工出口,而上面袁先生提到的合理的商务条约修改中则包括对鸦片贸易的进一步官方确认及保障,事实上因当时西方商品在中国不对路,一些不错的轻工产品如钟表等物,广大的贫苦百姓没有消费能力,或因生活习惯问题用不上,由国家消费为主的重工业产品,清还没有意识道其作用少有进口,许多军用品尚在对华禁运之列,中外贸易中最大宗的就是鸦片,这点一直到洋务运动兴和武器禁远放松后才有所改变(当然国产鸦片的增加也起了作用),各种商务行为及条约中针对鸦片的内容占了很大份量。

  有些人莫名其妙的认为,因为洋人先进,所以贩毒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真是天下奇闻,对此我倒要反问,他认为微软或IBM及中国的联想之类的公司,是不是有权在开发生产电脑之余贩毒,如果他去百货商场,那个柜台的销售员或经销商又有权因他没卖其货品打他并强行贩给他毒品,是卖电脑的,还是卖书的。一个大学教授或公司老总,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打只上过中小学的农民或民工。这根本是在搅混水,其有优势是一回事,但这种优势和侵略与败毒根本不能抵消,持这种思想的人所应用的完全是强盗逻缉。

    3、再次入侵

  在大约描述了一下<天津条约>前情况后,袁为问题总算有个着落,松了口气,但历史并不让他老人家省心,如其所说,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这个节外之枝就是大沽之战,这里其对教科书再次发出了批评,他首先没有指出其所谓教科书的错漏,而是先提出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所谓后果就是打败了,但我不明白打败了的就一定是打错了吗?其说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问题是当时不是中国人去打外军,而是外军以入京换约为由强冲中国要塞,中国军反击有错那放其大军不战而进入就对了,在打不打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要塞军人有选择吗?他们真的该如作者所说因此为后来的一切负则吗?那下面就叫我们看看袁先生的理由吧。

  首先他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问的真是理直气壮,但这个问题好象是双向的,中国军人不该为公使走那条路进京不惜一战,因为这不重要,但洋人要是认为不重要为什么要不惜一战来解决这个不重要的小事哪?笔者更为脑怒的是中国军人首先开炮,但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要塞如外国人想过就过,那这个要塞算什么?要塞军人又算什么?如果只是几个外交人员也还好说,但冲过要塞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支强大的外国舰队,要换的约有多少,外交人员又有多少,就算要走海路,一定要一支舰队来运载吗?袁凭什么认为这支舰队自作主张冲过我们的要塞后,我们不发炮他们就不会发动新的入侵,难到象多年以后南洋水师那样停在港里任法军舰出入军港,最后被象打靶一样全部打掉才是对的。

  接这袁先生拿出了他的法宝,引用当时僧王幕下的郭嵩焘的日记,和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的话证明,这完全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但问题是僧的话“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前提是“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袁在后来的总结中把这个前提简化为“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条件是什么就不说了,为什么哪?其原话是“ 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如把这句话中的条件写明则是 “咸丰皇帝决定在夷人入口不依规矩情况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这两段话有什么不同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分清,可怜啊!我们的国家军队当发现敌入口不依规矩时,不但要先礼后兵,而且这个兵还要偷偷摸摸,敌人可以大模大样不理我们的意见,我们在敌不依规矩,而又对我们的先礼不加理会后,只能偷偷摸摸象作贼一样反击。如此尚不足以足袁先生愿,是不是象后来东北军对日军那样,只有下令洋人不依规矩也不许攻击,有情况只能以礼相待不许动兵,这才是对的,才叫袁先生满意,等洋人大军一直走到北京,再向当年美洲那个被西班牙人烧死的王那样出迎才对。洋人大军动于前,我阻其冲关其攻我,如我不阻谁保证他兵不血刃入境就不攻我了?谁保证?凭什么保证?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不该赞这些守卫要塞的兵,那该怎样?该批,批他们什么?批他们不该向不经允许进入防区的外国军队开炮?批他们执行了守卫国土的职则?又或是批我们的将军命令部队在敌不按规矩入境时可以反击?如此什么又是该夸的,边防对外军不经允许的出入不闻不问是不是该夸?将军命令士兵对不经允许出入国家的外军,就算先礼而不为对方理会后也不能动。

   袁最后的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铁路,电线,和时间。

  在这一章中袁先是引用了一段教科书对联军入京后的暴行的批评,然后就开始责怪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如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但我们这位想纠正历史的袁先生,在责怪教科书只提联军暴行没提联军入侵前团民暴行时,给人的感觉是言果不言因,但同样他只字未提在团民起事前各国那些文明人在鲁冀津等地的劣行。而这些不但在各种相关史料中不少见,在教科书里也是有的,有时我甚至怀疑袁先生对历史书的所谓纠正,是不是专给没看过历史书或看了也不走脑子的人看的。接下来袁先生作了深入的批判。

  由于在袁先生指责的一系列对文明事物的毁坏中,其中只提到了铁路和电线大破坏,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吧。在拆毁铁路这个问题上,袁先生指出,教科书只提拳团在六月十至二十六日间八国侵略军入侵时拆铁道抗敌,却不提五月二十七团民就开始在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焚毁铁路及电线,而这一资料恰恰说明了,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是拳团反文明反先进文化的铁证,是其因无知而毫无理性的疯狂破坏先进事物的铁证,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几乎所有反团贴中都能看到,真可谓铁证如山,天下皆知。

  袁先生不愧是哲学教授加史学天才,一眼就看出时间的重要性和时间引发的逻辑变化,不过我这蠢人还是有点问题不明白,首先洋人的入侵比袁先生介定的略早,五月二十九日,各国舰队就从大沽口派出陆战队闯入天津,当然这仍在拳团破坏的二十七日之后,所以说袁先生认为其早期的破坏不是针对洋人入侵部队的想法是对的。这点我没问题,问题出在,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兴起在次年六月,在一九零零年四月时,其已遍布鲁津冀各处,势力庞大,其所谓迷信落后在以后还被袁先生称道,显然一月之前也好不到那去,但此间其却并没有大规模破坏铁路电线的记录,只有攻击教堂和教民的计录,为什么一个月后就突然向文明事物发起了毫无理由的破坏,问题出在那哪?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从时间和时事上找原因为好。一九零零年四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以内悉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直接出兵“代为剿平”。应此要求清军在四到六月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对拳团展开了大规模围剿,直到五月末外军入侵才减缓,六月八国联军组成并开始进攻才撤底结束并与拳民联合,所以说在四到六月间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拳团一直在和清军包括最精锐的新军作战(事实上早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清军就开始围剿拳团了)。五月二十二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二十七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以上足见所谓拳团破坏铁路电线纯属蠢昧的非理性行为完全是谣言,五月的大破坏是一种阻止敌机动和通迅的战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对文明事物的仇恨的无理表现,当然拳团的口好和名词用法可能有问题,但他们对手中的洋枪等物也有一些另类的叫法,这些叫法并没有挡住他们对洋枪的失用,而拳团对洋务的另类别称也并不是他们催毁这些东西的原因,事实说明这是一种恰当的战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蠢昧。

 

2、对洋人的滥杀

  应该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滥杀都是不对的,在批判完拳民对铁路和电线的破坏后,袁就开始批评,教科书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其首先举出了,山西巡抚毓贤六月二十七对山西境内洋人教堂及医院等设施的破坏,兜拿洋人二百一十一口,并把其中四十四口敢于反抗的洋人及十七口同恶相济的教民杀了。接这袁又以此为引对刚毅等京中大臣的杀洋加一谴则,我不象袁老那样博学,只能就袁老的这根竿爬,首先山西巡抚毓贤对洋人的捉拿及其设施破坏是六月二十七,此时不提外军海军之入侵,单就其陆军,六国外军四百余人未经允许入侵我国国都北京已二十七天,此后零星不断,而八国联军成军入侵,并在大沽首先开火,也已十天了,别人我管不了,我的感想是毓贤的作法不当,在对待入侵的敌对国侨民的关押上,和二战时美国对轴心国移民的作法如出一辙,而其对敢于反抗的洋人及其中国教徒的的处决,更是和后来八国联军剿团时的作比为无异,但这些也最多是不当而以,离袁先生所给的帽子还是差距不小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是联军入侵的果,而不是因。至于其中提到的一些趁火打劫的,这些人各各时期一有乱子就出来趁火打劫,对这种人以反洋为名的有之,后来以反团为名的也有之,为官的有之,为民的也有之,都不是什么好人,相关记录在大批史料和专业书籍中都不鲜见,以教科书之篇幅是否能尽容实在值得怀疑,事实上联军和教会的许多恶行,也并不见于教科书,想来也是这个原因。

  而说到拳团,早在其起事时就一直把教会和洋人作为重点目标,但此时拳团虽多,但相当一部分只是自保,采取暴力行动的相对尚少,而且这些拳团都受到了官军的剿杀,所以洋人和中外教会人物损失尚少,而这些采取暴力行动的一般都是受洋害较重的地区,被杀之教徒和洋人大部分决非善类,不过应该承认,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是难免的,可以肯定这之中无辜的人是难免的,虽然有证剧证明拳团在进行清洗活动是有区分的,作过一定的调查工作,但因为拳团的分散性,这种活动肯定不是所有的拳团都作到了,因标准的无序其范围和准确性也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把拳团介定为滥杀集团是不对的,撇开上面提到的不说,但就客观条件上他们也不足。大规模的杀洋灭教是在联军入侵后清拳合流后发生的,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出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缺乏组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拳变前各处教会和洋人借不平等条约胡为,所埋下的仇恨,和联军的入侵。

  具体到袁所举的例子,全是在联军入侵清拳合流后暴发的,在其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了上万教民和洋人被杀,其说全国各地1900624--7 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 [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袁对这些没写入教科书很是不平,我想写上也不要紧,但凡事有因果,加了这些最好也把因加进去,叫大家知道,为什么教徒和洋人如此招人恨,必欲杀之后快。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以上三位大员,我想没人会认为他们是亲团派,这些大员在镇压拳团和其他反洋活动时都不曾手软,但就是他们,在镇压之余也还是看到了事物的因果,只是害不及身,并不打算施力改变。在拳变前教会已遍不各地,而其所到之处不但四处占地建堂(多为强抢),且各堂大多装备快枪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后就不在向国家交纳税务,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会甚至向当地民众中的非教徒收税派差“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如“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说了,其不但通过官府镇压,还私设公堂,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无权处理违法洋人,连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这些教堂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夺中国地,抢中国财,养中国人,成西洋军。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他们对教民说:“你们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国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事实上因为完全不受中国法规制约教会和教徒可以说良善之人实在不多,在拳变前大批的中国非教民,被他们略夺,欺压甚至杀伤,而根本无人关心。

 

3、对国人的滥杀

  袁先生在例数了洋人和教徒的损失后,终于想起了国人的损失,不过只限于拳团造成的,他首先提到了火烧大栅栏,这确是个惨剧,此事的惨状袁先生说了,那我就说说他没说的,应该说这次大火是拳团起事中最大的一次错误,当时大栅栏一共被烧了两次,大栅栏德记药房是北京一家洋人所开专卖西药的药房,拳团入京后洋老板躲了,但店确未关,一些拳团经过问明原由,一时血气便把它给点了,可大栅栏店挨点,火一起可就不是烧德记一家了,听袁先生的话说“匪禁水会救火”,这话不假,但他老先生却没说,这个匪禁水会救火是在火烧德记时,而当大火真的蔓延开来,拳团不但不阻还参与救火(只是手段差了些,初时以作法为主),这火烧了三天,可说是损失巨大,是在对火不很了解情况下乱放火的结果,我一直说在各地拳团中北京拳团是最糟糕的,在整个拳团运动中好作用最少,反面作面最大,我曾说过袁先生文中对的地方曲指可数,这应该算是一处,但后来袁把此事和对教民的清算,甚至大战后的全部损失连起来算就不象话了,有关对教民的清算因大火与居民冲突造成的错案有一些,把这部分和火事同算没什么,但把所有的都算上就不对了,因大批被清算的是确实的教民,而有关教民和一般人的区别不是我划的,他们有别于一般人的这一特征,是由不平等条约以法的形式确定的,并在好处多多时被长期行使。而战后的损失连算更不对,因大量损失是由联军造成的,怎能一起算,不提战后的烧杀抢掠,仅在战中,火灾区几座未被烧毁的重要建筑多为联军炮火所毁,如正阳门箭楼及城楼被,另外天安门,正阳门,钟鼓楼等重要建筑也均被炮击,其它的就更别说了。

  袁认为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他老人家居然还表示出对民众的同情,真是难得,但他没看到民众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恰恰是因为,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冲突,而是实在的利益冲突,反团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热衷于,把所有或其码大部分引发拳变的原因归于文化和宗教,而对大量直接的冲突避而不谈或极力淡化,因为如不这样,那他们的所谓理论就连他们自个都说服不了了。

 

4、慈禧的骨头过硬吗?

  袁公在文中大叫:“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我对这老妖从没好感,如真有人替老妖遮掩我想我会和老袁一起骂,但我们的教科书并未给老妖什么好脸,对其专制也没少数落,只是没把八国入侵这一滔天大祸算到她头上罢了,事实上也是对的,因为老妖有一万个错,但八国入侵确不是他的错,因为其和其手下的官员,多年来一直对洋人和洋教的横行少有干涉,在国家发展上也很少上心,以至每每为洋人所败,对忍无可忍的民众却一向是毫不手软的镇压,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之祸,老妖难逃则任,但问题是以袁先生一贯的思路,他这个责显然不是替民众追的,不信各位往下看。

  袁首先大讲了一通拳团的毛病,接这就拿出一系列所谓明智者剿团的进言,最后指出老妖充耳不闻,看到了吧,袁先生所谓老妖责任不是因为她不能保民,而是其剿民不利,说到这点老妖是真冤,因为早在拳起前,对各种反洋活动,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清及老妖从未手软,拳团这次也并无例外,从拳团兴起后,清就从没停止过对拳团的围剿,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八九九年六月官府就开始捉拿其首脑,八月暴发了武装冲突,此后互有胜败,后来被袁指责杀洋的毓贤此时尚在山东,因地方部队不利,其派省府马步军各一营助剿,在拳团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官军的围剿就从没停过,在一九零零年四月西方各国下了通牒后,更是动用了中央一级部队围剿,如果说有所松动的,那就是其初时只打算镇压已采取暴力行动的拳团,对只求自保,尚无主动行动的拳团,则打算劝抚,这从主观上是清和老妖不想过大扩大打击面,客观上也是合理的,而洋人认为应无论是否有行动,全应剿灭,按袁先生的想法,反洋就该死,洋人开了口就更该死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不杀又或是杀的慢了,杀不过来了想多容会公夫,杀的不够多了,杀累了想略歇一会,那都是罪该万死的,老妖该死这没错,但袁先生这样的指责她是冤枉了她的,因为袁不是在指责她妖,而是在指导工指责她不够妖,袁先生要求的标准太高了,能达到的怕是连狗都没几条。

  接着袁又指出,连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并指出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真是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总算又想起时间来了,他还知道下诏与各国宣战是 621日,但在这我要提醒,五月底敌海军就闯入我海疆,并不断向各处派兵,在八国联军组成前,已有数千洋兵未经允许进入京津,而六月十日八国联军已发兵进京,616日要求大沽守军投降,因守军不从于617日攻占大沽炮台。看到了吧,对八国宣战时,联军首先开火攻占我炮台已四天了。其非法入侵我国也已一个半月了(清放松围剿拳团大批入京就是在此期间),这到底是清想和八国作战还是八国想和清作战,是清向八国宣战还是八国不宣而战,我想会数数的人应该都不难明白。袁先生说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我也想学学嘴说一句,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时间的先后和因果,掩盖了侵略者的罪恶。更是极端不严肃的。

  5、袁的史料运用严肃吗?

  袁先生一谈到史的严肃就一发不可收,以至专拿出一节来说,其首先以“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这一歌谣为突破,提出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1]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我也是个孤陋寡闻的人,我没有条件去翻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事实上因拳团的分散和组织相对无序,加之很快被镇压,其留下的传单之类其代表性本身就不可能全面,很多是以后人传记,而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但袁先生言根本不足为凭,却有问题,因其有固有疑,但其无难道就无疑吗?袁听到 “遍地红”马上想到******,但红灯照也是红啊!而保国和逞英雄等词也不是近代才有的,要知道拳团以农民为主,平时这些人是说白话的,之呼者也是典行的文言,是知识分子行文冒酸时用的,而且就是这些人平时也是说白话的,当然我们都不是古人,在这一句半句话上纠缠是没什么用的,不过我手头就有一段这样的拳团宣言,是由当时的洋人记录的,应无太多变造,想来也范不上美化。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 ‘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事实上我的感觉,由劳顿引证的这个拳团宣言,比袁先生纠缠不修的歌谣,更该入教科书,也更显革命。

  除了所谓宣言之说,接这是把坛建在于谦庙的问题,这基本就是逗嘴,且无关紧要,对无大对,错无大错,大家自个想就是,我就不多说了,但袁先生有关自我批评精神的问题就一定要好好谈谈,通过上面的文章,大家应看出袁先生是个允满自我批评精神,准确的说应是允满中国批评精神(因为我并没看到他批自个),至于批评的如何,我上面说了很多,大家想来心中有谱。

  袁先生举例说“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袁先生首先指出西库什教堂不是“侵略者据点”,而且围西库什教堂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对于西库什教堂是否侵略者据点,这要看各位对洋教和教民的看没而定,袁先生把这些人看的就算不是天使也善良文明,自然得不出侵略者据点的结论,而有关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鸟,我上面说的够多了,再重复实在是无聊,大家就根据自个的看法自判吧,而有关围堂主力,事实上根据史料,对使馆区的围攻以清军为主,但西库什教堂清军全布于外围,对其的围攻主要由拳团进行,这点在洋人事后的回忆中说的很清楚,而从攻击手段除刀矛外以抬枪,火箭,地道装炸药这点看,装备大量较先进的轻武器的清军,对围攻的插手就是有,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批过后,袁先生开始赞了,一赞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慈禧621日宣战后的“伪诏”(但其前袁还对把老妖下令给洋人送物资称为暗中,愤愤不平,大叫有令在光明正大,看来老妖的令,是光明正大还是伪要看是否有利于洋人)。这个东南各省的督抚公开声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在与强大的敌人作战,而我们东南各省不但不支援抗敌,还与敌人搞和谈互保,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赞的,同样情况,多年后当强大的日本军人入侵我国时,那些不久前还互相算计,相互打杀的地方军阀,他们把自个的部队拿出来,与不久前的对手合作,面对强大的敌人血战到底,淞沪,台儿庄,这些战役有胜有败,其中也不乏冲突动摇,其手段战法也不乏混乱甚至蠢笨,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停止为了国家和民族与外敌战斗。这些后来的军阀与那些大员有很多不同,军阀的军队地盘是自个打下的,大员们的是国家通过任命给他们的,不同军阀间的隶属只存在于名义上,而大员们的对国家的隶属是明确的,但当国家受到入侵时,大部分军阀在为国而战,那些大员却在和敌人搞什么互保,这和后来的汪伪有什么区别,就算在同时代许多官员将军,如聂将军,他们也反团,但还是死战到底(但死后却被定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所谓的明智大员,和同时代的聂将军,及后世的那些军阀比,那点值得夸赞,倒是和后世的汪伪比多有相似。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该夸还是该骂,是该叫明智还是该叫混蛋,各位自个看这办吧。

  袁先生第二赞的就是香港的教科书,而其所夸的大部分东西我们上面都说了,只有一件那就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19006 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闻本国使馆卫兵将至,乘车出永定门迎接,为董福祥所部兵士杀死(大沽尚未开战,但敌已入侵半月,联军也已组建并出发五天)。 1900614日,克林德在北京内城城墙上曾下令枪杀义和团团民约20人(当时拳团和清军均未还击)。6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犯。620日(敌占我大沽三天后)克林德乘轿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恩海击毙,恩海因此被捕。袁认为港的教科书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港的教科我没看过不好评,我也不敢说自个是个不抱偏见的人,我可以肯定的只是,袁先生抱的东西里是肯定有偏见的,而其史料运用,不要提上面各章节,就连这个专章,就谈不上严肃。

 

6、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在《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这一节,袁先生提出没有救世主,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对此本人一百个同意,但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其说: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而事实上这段话完全是空话,首先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希望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列强,我们想要但列强不会给我们,其说义和团对内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但我要问让一大群人不受中国法规制约,不向中国交税而向洋人交税,各地出现装备比政府军都好的武装教民,这难到是社会前进方向,允许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个所谓和平倒底还有什么用?杀洋人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但这些洋人不论是强贩鸦片,还是置身法外的恶行,那条是人道文明的,叫洋人安安生生的建他们的国中之国,中国还谈何自身利益。我们在战败后损失不少银子,不错不打就不会赔那样多的款,可是不要忘了,当时洋人以法外之权吸收大批豪强入教,这些人入教后就不再向国家交税,并向非教民收税派差,长此下去,发展蔓延,每到一处更是强占当地土地房产,我们的仅此一项会损失多少,被躲走的会比赔款少吗?烧杀更不用说了,看看历史就会知道这些文明人的烧杀,到底是因为反抗还是因为其自身的贪婪和掠夺欲。

  有关义和团是否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袁先生当然不认了,而瓦德西那段有名的谈话则被定性为个人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对此我想我们只能用资料来说话了。列强瓜分中国有三次危机,19006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 10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616日公开承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就联军的失败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对非洲那样。但不行,这是因为中国人表现出了旺盛的民间抵抗意志,瓦的想法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见于对国内的上报,和其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列强的代表也不在少数。

  9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2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 “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认为,“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

  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 了。”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于190128 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不过有的研究者撇开义和团运动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7、是革命粗鄙化还是文明奴才化

  袁先生在《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这节中,把拳变问题与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等同,并把孙中山和陈独秀肯定拳团说成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根是可笑,这些人是要宣传某些东西没错,难道他袁先生写这些不是为了宣传某些东西吗?问题是宣传的是什么,是对是错,说实在的,行文至此,以我浅见最该和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想等同的,恰恰是袁先生自个,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袁先生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亡史,他的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有另一个标题《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相应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这个题目往往是作为副标题出现的,我不知这个标题是袁先生还是他的同好加上的,以我的理解这里面的“我们”应该只限于袁先生及其同好自己,而不应包括其他人,其说“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与其行文相对,实在是相去甚远,改成“为了培育奴性的有媚外和自卑观念的现代洋狗,以利于打击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事业,现在是制造谬误破坏历史的时候了”,可能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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