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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破壞抗戰策動殺害愛國將領的二二兵變

 

  《前哨》二○○三年九月號刊出的《張學良穢聞惡行錄》,指出已往不少史學著作「在一個過氣軍閥頭上籠罩了過於炫人耳目的光環。在資料運用方面,也偏頗得很,隱惡揚善,為『尊』者諱」,這真是振聾發聵的讜論呀!二○○三年十一月底在內地舉辦的一個西安事變研討會上,就有一批年青的歷史學家嚴正指出:「我們以前過度拔高了楊虎城張學良及其製造的西安事變,卻忽略了評估西安事變對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所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就此埋下了國共內戰的火種,這種兄弟鬩牆之爭亙續了三分之二個世紀,至今仍然國土分裂,骨肉離散。已往人們為張楊戴上太多的高帽子,我們在座的人大多是農家的子弟,搞這麼多互相廝殺爭權奪利的事真不知對咱農民有啥好處?」「歷史不能由那批搞事的當事人來撰寫,要塵埃落定之後再作客觀的論定。我們不應該以長期積澱的偏見來評論各黨派的好壞,其實我們父祖輩不管參加哪個黨派,都曾為國家的獨立、自由而獻身。我們不否認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有些愛國的動機,但是愛國也要做人,不能褻瀆綱紀干犯國法!」)

  更令人矚目的是當代中國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北大歷史系教授楊奎松在其力作《西安事變新探》中一改已往關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純為兵諫的說法,指出紅軍寧夏戰役的失利和蔣介石乘勝全力組織剿滅紅軍的作戰,將張學良逼上了梁山,他想聯合中共以獲取蘇聯的援助,而當時的西北軍事形勢因中央軍大批調入,剿共大戰即將開始,紅軍決定南下,致使張學良通過聯共取得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努力將功虧一簣,所以張學良不得不鋌而走險發動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楊教授還指出,對西安事變的研究所以出現偏差是由於「人們對過去的說法已習以為常,因而多年嚴重忽略了那些新公佈的文獻中所揭示的各種新的事實」。

  在西安事變研究領域的另一弔詭現像是,數不清的論文、小說、報告文學、電影、戲劇、電視長期讚頌張楊為民族英雄,而忽略了西安事變中殉難的四百名無辜官兵(包括蔣介石衛隊官兵、中央駐西安軍警憲單位官兵)沈冤不白,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有些已傳到第五代了)在過去三分之二個世紀中所度過的淒風苦雨、以淚洗面的日子。蔣斌將軍就是在西安事變餘波的「二二」兵變中被楊虎城、孫銘九一夥殘殺的。事隔六十七年,民主的曙光已穿透神州大地,許多長期封存的文獻資料陸續得以解密,重新評價歷史事件,為冤死的愛國者平反昭雪以慰他們在天之靈,似已時機成熟。

  蔣斌,一八八九年生於福建長樂縣古槐鄉,十九歲畢業於山東煙台海軍學校。辛亥革命爆發時,在清廷最大的兵艦「海容」號上任三副。他組織同艦弟兄並聯絡另一艘「海琛」號官兵,毅然駛離駐地武漢,宣告起義,抵達革命軍控制的九江。此舉導致滿清海軍十三艘艦艇全部於九江起義,並奉命西上增援武漢,截擊清廷南下鎮壓的援軍,以及控制武漢江面的交通。此舉對辛亥革命的成功,厥功至偉。

  一九一七年,張勛舉兵復辟,悍然解散國會,孫中山在上海運動海軍發難,時任海容艦副艦長的蔣斌追隨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護法。桂系軍閥岑春暄欲搭海容艦搶先南下爭奪帥位,經蔣斌密報中山先生,遂令海容艦暫緩啟航。八月廿五日,中山先生順利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就任護法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蔣斌因功升任永績艦艦長。六年後,他曾與閩系海軍另三位艦長聯名通電反對直系軍閥窮兵黷武。一九二三年,他入保定軍校步科修讀交通與通訊專業,畢業後去東北,歷任連長、營長、交通旅長、東北電政交通總監,深受張氏父子器重。一九二五至三年,他在東北為收回電政主權嘔心瀝血,電話局從蘇俄手中收回後,他親筆題詞「還我主權」,「收回東鐵電政紀念」等;三十年代初瀋陽、西安分別修建郵電大樓時,都是他親筆書寫奠基石。一九三一年張學良開府北平設立陸海軍副司令行營,主掌冀察晉綏遼吉黑熱八省軍政大權時,蔣斌出任行營秘書處少將處長兼交通旅旅長。翌年張學良任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時,蔣斌任北平軍分會交通組組長、北平電報局局長兼軍犬信鴿訓練所所長等要職,在中國現代電信史與鐵路交通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曾有「南邱北蔣」之譽。一九三四年二月,張學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蔣斌任總部參謀處副處長;同年十月,張就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蔣任總部交通處長兼西安電信局局長和無線電台總台長,主管西北地區的有線與無線通訊,且晉升中將。那時的交通處,類似今日的後勤部,不僅負責軍隊電訊與地方電訊,還主管交通運輸,屬於要害部門。

 

二二兵變的主兇孫銘九是大漢奸

  西安事變爆發後,蔣斌受張學良知遇之恩,在西北軍、東北軍、紅軍三位一體組成的「西北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中出任交通委員會主任,隨張學良親信之十員高級將領進駐新城大樓,指揮整個西北的交通與電訊。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一觸即發的內戰頓時消弭於無形,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此時,西北軍內部分裂,兩派意見對峙。以王以哲、何柱國、於學忠、蔣斌、高崇民等為首的高級將領主張按張學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楊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與中央軍貿然開戰,並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編條件,從潼關北撤;但是,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為首的中下級軍官少壯派,則堅決主張中央先放張學良回陝才撤兵,否則不惜與中央軍兵戎相見。

  此時的矛盾已經不是抗日與否的問題,而是孫銘九等野心家亟欲乘少帥不在陝之機而篡奪東北軍的領導權,以及土匪出身的楊虎城企圖製造兵變藉機兼併東北軍駐陝部隊的問題了。於是便有孫銘九命令手槍連連長于方俊二月二日闖入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家中槍殺王將軍的暴行。在「二二」兵變前兩日,孫銘九即以騎兵軍軍長何柱國的名義通知蔣斌開會,就此一去不復返。二月二日清晨,孫銘九派人找蔣斌夫人,勒索十萬大洋,揚言交款才能放人。當時兵荒馬亂,西北又係貧瘠地區,蔣夫人是隨軍眷屬,何來此鉅款?事後才知,一月卅一日晚,有楊虎城、周恩來等出席的三方最高軍事會議散會之際,蔣斌被孫銘九黨羽挾持入汽車,先藏在西安城內,後又關押在衛隊營駐地的西安東城門樓上的一間小屋內。二月二日上午,孫銘九殺害王以哲、剿總副官長宋學禮、參謀處處長徐方以及西北軍交通處處長黃念堂後,親赴城門樓上把蔣斌拖出小屋。蔣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怒斥孫銘九發動暴亂。孫銘九聞言惱羞成怒,瘋狂地向蔣斌連開數槍,打碎了他滿口牙齒,又向他胸膛近距離開槍。更令人發指的是,當蔣斌尚在彌留之際,孫就滅絕人性地下令將他活埋在離小屋僅十幾米遠的城牆腳下。當日何柱國因聞風及時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與蔣斌軍階最高,均為陸軍中將。

  孫銘九為何要殺蔣斌?原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解放後歷任解放軍鐵道兵司令員、國務院鐵道部部長的郭維城將軍曾撰文說:「東北軍內部少數野心家妄圖篡奪領導權,組織新東北軍,蔣斌拒不與他們合作,堅決按張學良手令辦,追隨以於學忠、王以哲為首的正確領導,擁護三位一體,實現和平政策。少壯派為了奪權,首先要奪電台之權,為此,蔣斌被少壯派頭頭應德田、孫銘九私自逮捕......」另一位西北軍交通處長黃念堂被害也出於同樣原因,他們兩人身居要害部門,不殺就奪不了電台權、奪不了軍權。

  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縱兵燒殺擄掠,西安商戶十室九空,且槍殺西安邊業銀行經理王德俊等暴行早已由當時西安報刊報道;「二二」兵變時,他率部搶劫軍需處,擄走了一麻袋鈔票。事後證實,楊虎城曾下令全城戒嚴,可見「二二」兵變背後有楊虎城的黑手。王以哲等死難後,消息傳到渭南前線,一五師師長劉多荃代表東北軍全體將士致電警告楊虎城,聲言如不敉平暴動逮捕叛亂分子,則前方的東北軍將回師西安平亂。楊虎城見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發布命令通緝孫銘九等首惡分子,以便穩定軍心,挽救西北軍分崩離析的局面。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兇見大勢已去,遂連夜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跑到雲陽彭德懷駐防區尋求庇護。全面抗戰爆發後,這所謂「三劍客」全都投降日偽、淪為不齒於國人的大漢奸。孫銘九官至偽山東省保安司令;另一名少壯派、親自赴臨潼捉蔣的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投敵充任日偽「東亞同盟軍」司令,統率八個師的偽軍,一九四一年被日本特務毒死;即如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竟在日寇敗象畢露的一九四三年六月,投降日偽,出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重溫這一頁歷史,所謂「抗日救國」、「兵諫」這一類彌天大謊,究竟還能繼續蒙騙子孫後代嗎?

  王以哲、蔣斌、宋學禮等靈柩於二月十八日由專車運達北平,廿一日隆重舉行公祭,可見當時朝野都對死難者予以崇高敬意。事隔四十多年,漢奸應德田在大陸推出《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一書,稱蔣斌「勾結南京,遲發了八大主張電報」;還有一個東北軍的兵痞岳崇寫了一篇短文《蔣斌扣發西安事變通電前後》,對冤死的蔣斌橫加誣衊;殺害黃念堂上校的楊虎城部西北軍軍法處長米暫沈,一九八六年還藉出版《楊虎城傳》之機,誣陷蔣斌與黃念堂「積壓對外通電」、「走漏消息」,更喪心病狂地誣衊蔣斌、黃念堂是一九三八年才成立的「軍統特務」、「軍統潛伏特務」、「出賣副司令」,在遺屬們剛癒合的感情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花。

 

軍閥漢奸的後代仍在偽造歷史

  為了告慰「二二」兵變中遇難者在天之靈、洗雪強加於他們的誣衊陷害不實之詞,蔣斌後代、張學良甥女王秦、王以哲長女王育罄以及黃念堂女兒黃公芬等,聯名向北京西城區法院控告米暫沈與有關出版社。在綿延數年的訴訟中,郭維城將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曰:「西安事變前我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事變後我擔任宣傳委員會代主任,曾與蔣斌一齊辦公,所有這些電報都是密碼的,都是先經機要部門的秘書起草,經張學良簽字,再由機要部門譯電員譯成密碼後,由收發送電台拍發,蔣斌和電台根本不知道電報內容,也無從扣起。來的密碼電報也是由電台收到後送機要譯電員譯出,由機要秘書送呈,蔣斌和電台也不知內容。或謂蔣斌扣押雙十二時向外發的電報,純係無中生有。蔣斌被殺害是野心分子對一個正直的愛國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應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西安事變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的東北耆老高崇民之子、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高存信說:「『勾結南京』純屬為陷害蔣斌而製造的殺人藉口。現在有不少人重複這個問題,其實來源只有一個,就是應德田、孫銘九等人當時製造的謊言。」高存信將軍的夫人白竟凡說:「為慎重起見,我親自向公安部提出查證蔣斌是不是軍統、中統或十人團、復興社等反動組織的成員。公安部查閱了一九三七年前的特務名單,答覆『無此人材料』。」

  一九八八年四月,蔣斌後人親赴米暫沈家中,當面質問他:軍統成立於一九三八年四月,蔣斌卻早已於一九三七年二月被害死,為甚麼你出書還誣指他是軍統特務?米暫沈當面賠禮道歉,表示內疚,並說要在民革印行的《團結報》上公開致歉。但他把蔣斌後人哄走後,至死也沒兌現他的諾言。多年前我蔣斌後人還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找孫銘九問罪,可他一直躲,不敢見。

  北京西城區法院竟在北京高層人物壓力之下,罔顧一系列確鑿證據,將受理兩年多的訴狀以歷史問題不予受理為藉口退回原告。然而,出版《楊虎城傳》的中國文史出版社還是同原告和解,答應銷毀庫存的《楊虎城傳》(該書作者米暫沈當時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是文史出版社的頂頭上司)。

 

周恩來和託派刻意包庇漢奸孫銘九

  事隔十五年,米暫沈已死,他的兒子米鶴都卻以「美籍學者」的奇怪身份出現在二○○三年十一月底的西安事變研討會上,霸佔了研討會的發言話筒四個小時之久,喋喋不休誣衊「二二」兵變的受害者,恣意為孫銘九之流塗脂抹粉。主持會議的西安事變研究館研究員李敏女士一再阻止他的胡言亂語,但這個劊子手的兒子夥同另一個劊子手竇蔭山的兒子竇培信,蠻橫無理地硬佔了整個研討會(八十多篇論文)的三分之二會期,強制性地向與會學者、教授灌輸他們那套謬論,甚至一再打斷黃念堂女兒、七十二歲的黃公芬女士十來分鐘的質疑發言。

  孫銘九、應德田、米暫沈父子等人如此囂張跋扈,已故的周恩來應負相當責任。那批狗漢奸的殺人、叛國罪,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中都是唯一死罪,即使張學良也曾對新上任的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憤怒地說:「這些暴徒能夠抓住正法就好!」當時楊虎城還裝模作樣地下過通緝令。可是孫銘九、米暫沈等人竟安全躲過了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審查,都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我不否認周恩來對中共有功,但是包庇漢奸孫銘九等人,不能不說是他一生中的敗筆敗行。鄧小平生前曾在黨內高層會議上公開批判過周恩來的風派作風搞壞了黨風,但至今中共未對周恩來一生功過作出公正、理性的結論,所以周恩來積極參與處理的西安事變、二月兵變都留下了太多的「悶葫蘆」,凡是周恩來處置的人與事都成為歷史研究的禁區,這本身就不符合求真求實的學術信條。孫銘九殺了王以哲,孫有功,當了全國政協委員,王被中共正式追認為烈士,一齊被殺的徐方被臺灣方面入祀圓山忠烈祠,宋學禮、蔣斌卻碑上無名,大陸上有力人士稱他倆為「軍統特務」,臺灣卻稱「無資料可稽」,這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烏龍之一!

  目前出土的文獻顯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報曾指出「張楊內部有許多不穩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楊打張」,現有文獻已證實楊虎城在事變後四日曾致函公開投蔣的馮欽哉,邀他去西安「共策大計」,越三日又請馮派人赴西安「會商軍事」;另一方面又欲將蔣劫持至自己的故鄉,還在十二月廿三日同張學良大鬧,要求殺蔣,致使張匆匆於廿五日送蔣返京。楊虎城本是遊移騎牆,只思割據一方,他赴歐考察途中不顧大局到處謾罵抗戰領袖以及在羈押中態度跋扈,以至西南解放前被徐遠舉處死,這倒反而一筆勾銷了他那複雜的一生的糊塗帳。楊虎城被封為英雄,卻給死於楊虎城屠刀下的抗日官兵長期蒙上不白之冤。改革開放已經跨入第廿六個年頭,我們的國家能派人上太空,卻至今搞不清在地球上發生過的事,這都要怪「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這一道緊箍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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