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黃花崗選刊首頁

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选载)

  王 炳 章

黃花崗雜誌《革命與改良》文選之五       

原编者按﹕本刊曾选载过王炳章博士《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的部份章节。现在,为配合对历史剧《走向共和》的宣传,本刊将连续选载该书的有关章节,以使我们的读者能够从这本书里,看到王炳章博士的心和国人的心是怎样一起跳动着的……

六十七问:你主张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手段达成目标?用和平演进呢,还是革命?

答: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我的答案有两点。其一,我们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手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终专制社 会以什么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综观人类文明的 发展史,社会的迈进可能沿着两个不同的轨迹进行。一个是演进,一个是革命。演进,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冲突。突出的例子是英国。英国原 来是一个国王专制的国家,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王室作了让步,先把权力转移给了贵族;然后,在人民的压力下,贵族又作了让步,被迫把权力完全转移给了平民 (下议院)。结果,皆大欢喜——王室保留了,贵族院(上议院)也保留了。其间,虽然也有流血冲突,但毕竟没有发生 法国那样狂风暴雨式的大革命。法国进入民主时代,则经历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会改革大潮面前,不肯让步,拼命抵挡,触发了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大 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近年,也有正反实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弹压民主运动,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后尘。临近的匈牙利共产党,则顺乎潮流,进行民主 改革,避免了革命的瀑发。海峡的对岸台湾,蒋经国从训政走向了民主政治,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不远的菲律宾,马可斯死不让步,被人民赶走,客死异乡。这些 例子说明,执政者对人民要求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模式。让步式的良性回应,建立了良性循环。社会沿着演进的轨迹前进。反之,执政者执迷不悟,对人民的 要求恶性回应,严重镇压,则导致恶性循环,早晚触发暴动,社会沿着革命的轨迹发展。美国前司法部长甘乃迪曾说,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战争的最佳办法。有 句话说,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时候爆发的。意思是讲,革命发生与否,并不主要取决于主观的人为策划,主要是看有没有发生革命的客观社会条件。而革命 的条件,住住以是执政者倒行逆施创造出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演进性发展,对人民,对执政者本身,都有好处,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福祉。革命性发展,执政者的 下场可能会极为悲惨。值得提出的是,现在,有个别知识份子提出,要“告别革命”,要当一名”“改良派”。这种宣称,有着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要推动社会的 进步,一般有两条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当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只有掌权者才能 作出改良。政治改革,说穿了,就是执政者将剥夺自公民的权利还给人民,如办报纸、办刊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结社组党的权利等。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 么“放权”给人民,“怎么实施改革方案”,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反之,“革命”确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 政者不进行“改良”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

我们希望社会以演进的轨迹迈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执政者如何回应、能否放权、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作为民运的积极参与者,要做好两手准备——既呼吁“改革”、推动演进,但也不能放弃革命、更不能反对革命。当革命大潮来临时,要敢于迎接革命,并将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

  六十八问:你确信民主运动一定成功吗?好象在什么地方,你提过民运的双赢前途?

答:我已说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民主运动一定会获得成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中共的下台。这一信念并非建立在盲目乐观的基础上,而 是建筑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筑在共产党政权一个一个崩溃的事实基础上。就是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之前,我都持这种乐观的看法。让我来分析一下。这 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演变之路。如果共产党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决定开放民主选举,民主人士就有了很大的合法斗争活动的空间。按照中共的法律,县、市区 以下的人民代表和行政首先实行直接民选。前几年,中共开放无非政权的村直选,结果百分之四十七的村长由非共产党员当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层已经变 天。一旦开放县级和市区级选举,肯定民主人士将大有斩获。乡镇、县市为基层政权机构,有公安局和武装部,有法院,你可以想一想,由民主人士掌权后,将是什 么局面?有了突破口,大堤就会一泻千里,中共就会不得不开放更高层次的选举。渐渐地,民主人士将掌控政局,最终在全国建立民主政体。第二条路:革命之路。 中共死抱政权,残酷镇压人民。政权继续腐烂,终将触发革命。在革命到来时,由于民主人士作好了准备,将出面收拾残局。你看,两条道路,真正的民运人士是双 赢的架势。我为什么对民运没有信心?

  六十九问:很多人担心,革命将造成社会的巨大损失,不可为之。你的意见如何?

答:刚才说明,革命,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该来就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创造不创造革命条件的问题。既然担心革命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 奉劝执政者:聪明一点吧!让步还不算太晚。至于革命比演进造成更大损失的假设,也未必正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装部队,采取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逮捕顽固不化的执政者,宣布实行大选,势必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种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的社会损失最小的行动。实例也证明,革命行动未必造成 巨大的社会损失。菲律宾人民推翻马可斯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如果罗慕斯将军不采取果断措施,派飞机向总统府扔下一颗炸弹,马可斯可能负隅顽抗,派他的 卫队向人民开枪,反而会造成损失更大的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争,也未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八九学运,学生们并未有革命的念头,但共产党机枪坦克的 血腥屠杀,给人民、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假如当时策动部队哗变,把老顽固们抓起来;或者,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占领电视台,占领广播电台,占领北京市委 大楼,甚至占领中南海,一场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据说,当时确有想哗变而支持赵紫阳和学生的军官,但中共党内改良派的犹豫错失了良机。

  七十问:有人担心,用革命换来的政权,仍然是一个专制政权。革命会不会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这种担心,是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是因果绝对论。革命不见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古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近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革命,人家建成的并不 是专制政体。反过来,用和平手段获得的政权,也不一定是民主政体。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马可斯是怎么上台的?他们并没有采用革命手段,他们上台靠的是选 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无比残暴的政权。结论已很明确:手段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关键是运动领导者的素质和运动领 导者的目的。

  七十一问:体制内的改良与体制外的革命有什么关系?可否相互转化?

答:这个问题已在六十二问中基本上作了交代。还可以再明确一些,补充一些。首先,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的提法有时令人困惑,有必要把概念先搞清楚。政 权内、政权外容易理解。进入中共的政权之内,做幕僚,或者做官,再进行改革,叫政权内;在政权之外,以平民身份,从事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事业,称政权外。体 制,不一定指政权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都叫体制。一般而言,讨论社会变革时,体制内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内活动,称为改良,或叫合法斗争,并非特 指进入政权体制之内去做幕僚或当官。体制外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外运作,称为不合法斗争,或称革命。

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暂时借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表达方式,并作出如下定义:凡绝对排斥革命,主张承认现有法律,一切都在中共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或 利用中共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运作,称之为体制内改良或简称为合法的斗争:凡是根本不承认中共的既定法律,或因策略之考虑而暂时利用中共的法律抗争,但 同时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称之为体制外革命,或简称为不合法的斗争。中共法律的自相矛盾,有时增加了定义上的困难。如中共宪法中规定有结社和言论的自由, 组织民运团体似乎属于体制内的运作。但它在宪法中又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关键条款,民运团体拒绝服从它的领导,等于否定了它的宪法根 本。从这一点说,组建民运团体基本上属于体制外的活动。有时,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交叉,两者也是可能相互转化的。六十二问 中,朱嘉明的例子是从体制内转化到体制外,从政权内转化为政权外。台湾许信良是从体制内转化到体制外、又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的例子。许氏曾为国民党员,任 国民党的桃园县长,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美丽岛事件后,被国民党通辑,流亡海外。其后组建台湾革命党,致力于武装暴动,成了彻头彻尾的体制外。台湾开放组党 后,许氏放弃革命,返回台湾,在宪法内从事选举,又进入了体制内。策略是灵活的,应视条件而调整。体制外的民运,不排除体制内即合法的斗争,或者说,这是 策略上的运用。同时,做好革命的各种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如可以进行最高权力的公开选举时,可转化为完全合法的运作。主张完全合法斗争的体制内人士,也 不应一味排斥“非法”的体制外运作,因为,体制外的活动在革命未有爆发时,可以逼迫当权者作出让步,给合法斗争扩大空间。如果绝对反对体制外,当革命形势 来临时,合法斗争派可能成为反对革命的急先锋,甚至作出破坏革命的不智举措,就象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党一样。有些例外值得说明——我们将民运人士派遣到中共内部;或者,中共政权内有人秘密地参加民运团体;再者,中共内部之人士虽未在组织上参加民运团体,但在思想上参加了民运,并从事与革命类似的活动,都应算是体制外。

  七十二问:你阐明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在民主运动中,有激进派,有温和派,如何相处呢?

答: 首先说明,体制外的革命派并非激进派,体制内的改良派也不见得是温和派。我被看作是体制外革命派的人,但我在策略上、做法上一直主张要温和,不是冒进。同 时,我也不会僵化地固守体制外的路线。假如有一天中共的政治改革开放了,以致可以组织反对党,可以进行国家最高职务的竞选,那我会放弃体制外的路线。可以 看出,体制外、体制内,指的是政治路线;激进、温和,指的是态度的策略。不可否认,体制外的革命分子一般都是比较激进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 派别都会卖力地表演,这属于正常现象,不足为怪。犹如一个光谱,五颜六色。也象一队乐队,高音、中音、低音都有。正因为如此,乐队听起来才悦耳。变革中的 社会,是一个立体的大工程,各种角色都有其作用。民运队伍中,不同意见、不同路线、不同策略的争论,更是家常便饭。我历来主张,体制外的一派不要排挤体制 内的一派,体制内也不要看不惯体制外;激进派和温和派也要和平相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发挥角色互补的作用。如同一个乐队,哪能唱一个单一的调子?知名 的北京政治反对派人士徐文立,在接受作家安琪的专访中,明确指出:“在一个政治生态的环境当中,不应该只有一种单一的方式,不应该由于我们坚持公开、理 性、和平非暴力这样一个政治路线,而轻易地去否决别人的做法,因为政治生态当中需要多种形式,才能产生应有效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没用王炳章和其他先 生的一些做法,我们这种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难以存在,或者难以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一般印象是,我是激进派和革命派的代表,而徐文立是温和 改革派。在徐文立二次被捕前,我们时有沟通,就重大事情交换意见,并商议合作方式。我们并没用互相排斥的感觉,反而有合作互补的感觉。不幸的是,民运队伍 中两派的争论时有发生。一般的规律是,温和派、体制内的改良派看不惯激进派和革命派,然后,激进派起而反击。这也难怪,体制外一派,不排除体制内的运作, 所以对他们是容忍的。犹如吹高音喇叭的人可以容忍吹低音喇叭的人。反之,体制内的一派,由于在他们的计划中没有体制外的运作,常常认为体制外的做法过于激 进,担心会破坏体制内一派的所谓战略部署。在任何一个运动中,温和派一般容忍不了激进派,这好象是个规律。大家记得,八九民运时,有几个工人用油漆泼了天 安门毛泽东的挂象。当时,属于激进之举。是谁把这几个工人向公安局报告,以致使之被捕的?是温和派的学生。因为温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自己的头上。但 是,温和派因此被记功了吗?最后幸免于难了吗?没有!因此,各个派别千万不要互相排斥,更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据说,当年使那几个工人入狱的学 生,在“六四”屠杀之后好象十分后悔。 (待续)

 

返回黃花崗選刊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