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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感:李登辉、毛泽东、江青和蒋介石

西风独自凉

(黃花崗雜誌第23期文章補遺)

敬请读者先读文中的这一段编者按:

编者按﹕[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屠杀了谁家的同志?究竟是“谁家的同志和革命”首先在外国指挥下,先是背叛北伐,发动武装叛变,建立服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后乘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国难当头之时,发动武装暴动,又建立了一个认苏联为祖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苏联在别人国家篡立的“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然后才有蒋介石的清除共产党和围剿共产党――这才是历史的基本事实。至于蒋介石“独裁”和“罪恶昭彰”的结论,在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里早就下过千百次了,还算什么“新研究新论点”吗?难道至今还要认为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所有攻击都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吗?说这样的话、写这样的书、作这样的研究,无非是一个御用文人又要遵命“藉为一个投日的汉奸汪精卫平反,而重新向人民今日已经承认甚至歌颂的抗日民族英雄蒋介石进行恶毒攻击和“反向”攻击而已。要知道,如果为汪精卫的投日汉奸案翻案成功,并证明汪精卫才是“爱国的,要救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人民艰苦抗战不就反而成了“害国的、和要毁灭中国”的吗?那麼,共產黨的“不抗日、假抗日、真擴張”,豈不更成了“愛國的和要救中國”的了嗎?好在这样的话居然也已经被一些要为汪精卫翻案的人在海外帖出来了!……最近在大陆像这样的货色,这样的“研究和著作”委实不少,请读者、作者多看看,就知道其中的背景和奥妙了……!要知道,汉奸对汉奸总是惺惺相惜的,不论这个汉奸是投日的,还是投俄的,其性质都是汉奸。御用学者,总是要被御用的,不论他作怎样的研究,搞怎样的翻案,进行怎样的化妆,哪怕是打扮成了民主的,自由的,独立的,都是万变难离其踪的……

本文作者是很有鉴别能力的,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希望读者能够认真阅读此文。]

《1984》: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我的理解是:与其说我们在关注过去,不如说我们在关注现在和未来,现在和未来或多或少都是过去的投射。因为文化传统和儿时被洗脑的惨痛经历,我对华人书写的历史总是报以怀疑和警惕的目光。兼听则明,看华人写的历史,必须得到多方资料的验证,细加甄别,方可免于被愚弄。

闲来无事,看了一些历史资料,自然有些杂感……好在我一个无名之辈,不怕拿出来献丑,抛砖引玉也是好的……

李登辉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里说:

"过去中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怀抱远大理想的人,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鲁迅一个人而已。鲁迅这个人贫穷、艰苦惯了,不管你再怎么逼他,他也不改其志。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只要能够忍耐,只要踏得出去,就不必再烦脑,就可以维持自己的想法和理想。

"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从我的经验和观察看起来,中国社会不容易民主化,经济上的进步或许可以制造一种空气出来,但这种空气能不能变成一股力量,让领导人有改变的意向?这很困难。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

众所周知,因为高额稿费和版税的收入,鲁迅的个人生活相当富足,每年光是花在买古籍善本上的钱就能让好些小康人家破产,什么叫艰苦惯了?贫穷又从何谈起?

一个追求自由、坚守良知的人与他的经济状况没有必然联系。否则何以解释一个无产者出卖同志,一个资本家献身革命? 而且,民主要靠领导人的头脑来实现,或者说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更是无的放失。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相对成熟的民主不是民众意志的体现?不是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过去的历史都在证明:没有革命的危险或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统治阶级或既得利益者绝不可能会从内部突然产生改革的动力。如果一个领导者不顾现实激进变革,结果只能是被统治集团掀翻,因为他代表的是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的利益。

李登辉缺乏(或着说违背)起码的常识和民主发展过程的概念,谈问题难免打飞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难道台湾没有蒋先生、李先生就要复辟、倒退到威权时代?敢这么拐弯抹角往自个脸上贴金的人可实在不多。听听克林顿的告别演说,什么叫谦虚,什么叫美德:

"我的总统任期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我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在我未来的岁月里,我再也不会担任一个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更高的职位、签订一个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能签署的更为神圣的契约了。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头衔能让我比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更为自豪的了。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人物当然有巨大作用,但是内因变化首先是外因起了变化。地球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少、越来越陷于孤立,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现象:正义不是每次、但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1898年,"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17年后,位高权重、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利令智昏,悍然复辟帝制,终于天怒人怨、众叛亲离,83天便在炮火和口水中土崩瓦解。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没有来自包括美国和台湾本岛在内的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蒋经国会铁碗清洗情治系统、扫荡黑帮,把自己的二公子放逐到新加坡吗?可以说,台湾没有李登辉就有王登辉,没有宋楚榆就有杨楚榆,没有阿扁就有阿圆,这是台湾民众整体素质决定的,水涨船高。再不要脸的政客恐怕也不好意思公然要代表台湾人民思考,以及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吧。美国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或示威游行,你能想象那些那些为了陌生人的自由与解放,不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或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浴血奋战的自由战士,会用坦克和自动武器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吗?没有人敢下这种命令,因为只有一个结果,枪口会立刻掉转过来对准自由的敌人。

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政变,不到3天,就因军队临阵倒戈而归于失败。叶利钦站在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的演讲,胜过一切钢铁。

人一旦觉悟站起来的好处,再让他跪下去可就难了。逆流而动无异于飞蛾扑火。

最近完整地拜读了张戎大名鼎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最大的感受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或博大的历史眼光的作者,创作环境再怎么宽松和自由,都难免陷入情绪化的泥潭,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历史当作小姑娘来打扮。

孔子的《春秋》开了个不好的头,司马迁的《史记》可谓凤毛麟角。中国人写历史人物,要么就神化,要么就妖魔化。不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小坏到老、从头烂到尾,一无是处,缺乏公正、客观的态度,和冷静、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中共的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自由作家怎么也是这样呢?以杨奎松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新史家要好很多,但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张戎的作品获得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权威媒体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优点已经谈得很足,这里只谈一些个人不同的意见。

或许是期望太高,总的来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颇感失望。张戎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猛料",大陆1989年公开出版的张正隆《血红雪白》(公开发行,作者是现役解放军军官)里已有所涉猎,且更为令人震惊,轰动海内外。

且不说"蒋介石为了儿子故意放走红军"等内容是否真实,这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张戎强烈的个人情绪,完全一边倒的描述手法,很容易让我想起上小学时看的那些诅咒万恶的旧社会和国民党的浅薄的语文课本。老觉得作者在耳边不断强调:"看吧,看吧,他有多坏,有多坏!"

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象张戎笔下那样除了阴谋诡计,毫无人格魅力和政治、军事才能,怎么可能会让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精华的共产党人心悦诚服?难道作者真的以为光靠几个没有知识和文化的泥腿子就能打败取得抗战胜利、如日中天的蒋介石?

以成败论英雄,把什么责任都往一个人的身上推,是简便、引人注目的办法,但却未必公正。

江青是张戎情绪著史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出场就是"做作"、卖弄风情的负面形象,对其上海往事妄加责难,甚至说她:

"从小性格倔强暴烈……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从家裏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裏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於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

左倾、同情甚至参加革命就是向往光明、追求自由……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包括一度加入共产党的萨特、加缪等世界文豪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怎么到了江青那里就成了走投无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呢?做为后来人,对知识分子在追求的真理过程中难免遇到的坎坷和打击,至少也应该抱有同情和敬畏之心,而不是挖苦、讽刺的态度。

张戎写道:

"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誹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这种欲加之罪,必先从人格、私生活全面否定的春秋笔法,大陆读者是再熟悉不过的了,26岁才出国留学的张戎想必也不会陌生。可是,历史不是这样写的,或者说,历史真相在先入为主的作者强烈的爱与恨的情绪干扰下已经面目全非。

看看中国几千年来專制思想对人性的扼杀和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残酷压迫,看看死于人言可畏的阮玲玉,就不难想象对江青的责难是多么的不公正。

因唐纳自杀背负巨大舆论压力的江青(蓝苹),1937年5月31日写下《我的自白》,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注),言辞恳切地诉说和唐纳的分分合合以及唐纳几次自杀的前因后果,文字水平尚在其次,人格独立、精神自由、通情达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已呼之欲出:

"我对他(唐纳)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

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仅22岁的江青能有这种胆识……仁至义尽、有理有据、拿得起放得下、敢爱敢恨……以及坚强、坦荡的品格,真真难能可贵,非常了不起!即便放在当今大陆,亦令多少女性汗颜!

我无意否定张戎作品的价值,但是放在更高的史学研究的水平上来说,不论毛泽东还是江青,书写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必然影响可信度。

久闻林思云先生在网上素有"四大汉奸"之一的名声,看了他的一些作品,觉得不过是在普及历史知识,以及一些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基本常识。林思云先生认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在理性思维方面,男人比女人聪明,白人比华人聪明,值得商榷。没有大量科学研究数据和样本的支持,林先生的观点很难站住脚。而且,我不相信哪个严肃的有良知的科学家会从事荒唐的为种族歧视张目的研究项目。科学一旦突破伦理学和道德的基本规范,百无禁忌,必然走向灾难和罪恶,比如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人体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

学术自由,错了并不要紧,关键是要有自由发表和讨论的空间和余地,思想的提升惟有让思想自由地交流和撞击。“粪青”被愚弄得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资料阅读范围、来源都很狭窄、单一,认定林思云先生就是汉奸也很自然,如同长期身处黑暗的人,会被不期而至的光明刺瞎眼睛。

《真实的汪精卫》引起巨大争议,当然不是因为它充分再现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和抵制蒋介石光荣历史,而是自称"只要能救民于水火,决心跳火坑"的汪精卫发表恬不知耻的艳电,卖国求荣,在林思云先生看来是一种比抗日还要有勇气的曲线爱国行为:

"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於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麽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首先,我要对一个华裔学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个国共双方都认定是汉奸的人物打抱不平表示钦佩。鲁迅先生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林思云先生能够以全新的角度考察、解释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及其后果,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错与对尚在其次。学术自由,没有什么不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个人感觉《真实的汪精卫》一文,林思云先生对汪精卫可谓"爱护有加",相形之下,对蒋介石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似乎蒋介石捡了个民族英雄的大便宜。

自古以来,在儒家"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即有奶就是娘、拳头大就是爹,强权就是真理的洗脑教育下,中国面对异族侵略虽有抵抗但大多是认贼作父。从蒙古、满清入主中原即可见一斑。同样,在已经有了初级的共和政体以及三民主义的中国,面对语言、文字都和中国不一样的大和入侵,也到了国人是做人还是做奴隶的分水岭。首当其冲的张学良最先考虑的是保存个人实力,做逃跑将军。

无论汪精卫发表艳电是否是被日本人出卖,他后来成立的伪政府和军队及特务组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屠杀抗日军民是不争的事实。任何试图为汪精卫的后半生开脱、减轻罪责的文字,如果不能驳倒这些事实,难免会显得苍白乏力。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已艰苦卓绝独自抗战4年半。据蒋纬国回忆,背负巨大责任的蒋介石经常在陪都重庆的浴室里发出骇人听闻的凄厉嚎叫,以释放压力。

如林思云先生所言,“蒋介石独裁、背叛革命、屠杀同志,罪恶昭彰”。

(编者按﹕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屠杀了谁家的同志?究竟是“谁家的同志和革命”首先在外国指挥下,先是背叛北伐,发动武装叛变,建立服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后乘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国难当头之时,发动武装暴动,又建立了一个认苏联为祖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苏联在别人国家篡立的“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然后才有蒋介石的清除共产党和围剿共产党――这才是历史的基本事实。至于蒋介石“独裁”和“罪恶昭彰”的结论,在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里早就下过千百次了,还算什么“新研究新论点”吗?难道至今还要认为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所有攻击都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吗?说这样的话、写这样的书、作这样的研究,无非是一个御用文人又要遵命“藉为一个投日的汉奸汪精卫平反,而重新向人民今日已经承认甚至歌颂的抗日民族英雄蒋介石进行恶毒攻击和“反向”攻击而已。要知道,如果为汪精卫的投日汉奸案翻案成功,并证明汪精卫才是“爱国的,要救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人民艰苦抗战不就反而成了“害国的、和要毁灭中国”的吗?那麼,共產黨的“不抗日、假抗日、真擴張”,豈不更成了“愛國的和要救中國”的了嗎?好在这样的话居然也已经被一些要为汪精卫翻案的人在海外帖出来了!……最近在大陆像这样的货色,这样的“研究和著作”委实不少,请读者、作者多看看,就知道其中的背景和奥妙了……!要知道,汉奸对汉奸总是惺惺相惜的,不论这个汉奸是投日的,还是投俄的,其性质都是汉奸。御用学者,总是要被御用的,不论他作怎样的研究,搞怎样的翻案,进行怎样的化妆,哪怕是打扮成了民主的,自由的,独立的,都是万变难离其踪的……)

不过,在民族大义、国家战略上,蒋介石却是在美国等盟国的大力协助下,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领导中国人第一次抗击强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千古民族大英雄,使中国得以自甲午、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开始走向列强的起点……这样的功绩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尽管蒋介石为减轻军事压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一度曾與和日本人“談判”,但在談判中,在对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要求上从未退步,也从未放弃过抵抗:22场会战、1117场战役、9800场战斗,阵亡200多万军人!

久违了,战胜国!民族英雄蒋介石的历史功绩必将永载史册,他让国人第一次有了"亮剑"的自信心,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与接受奴役之间没有什么"曲线救国":哪怕打不过也要打,亮剑!誓死不做亡国奴。

中国人民英勇抗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国际地位骤然上升,参加签署盟国战时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关於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并最终成为五大"世界警察"之一: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异议,意图排斥中国,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不合适。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逼迫莫洛托夫作出妥协。

开罗会议期间,斯大林几次三番、想方设法都要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的"世界警察"之外,丘吉尔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来统治世界。罗斯福力排众议,在多种场合表示:

"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都会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

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树立的国际地位,"不可战胜的中国"终于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再也不是那个任由荷兰、葡萄牙、德国、日本等轮番欺凌的东亚病夫:只要牢记历史,这样的历史就不会重来。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中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遗忘意味着背叛。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史笔写来,功过分明,让事实说话,避免因作者主观喜恶影响读者的判断,应该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拉拉杂杂写的这些杂感,无非是期待我们的历史学家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历史告诉未来。

(注):江青(蓝苹):《一封公开信》
(http://www.xici.net/b304634/d36158203.htm)

蓝苹(江青曾用名)的这封公开信原载《大公报》,1937年《电声》杂志第6期全文转载。蓝苹公开信的原标题是:《我的自白》,见诸报端时,副标题为:唐纳蓝苹婚变,蓝苹自述离合经过;与唐纳早无关系,结婚时并无婚书,他对我不忠实,我也已有新爱人与唐纳早无关系,结婚时并无婚书,他对我不忠实,我也已有新爱人。全文实录如下:

 近来各小报有许多关于我和唐纳的消息,这消息主要是说我负情于唐纳。我本想耐性的对付这事,默默的让它过去,因为是可以这样的。我和唐纳早没有关系,他是没有理由再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我的。不过既然各报发出了许多不利于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息,为了使大家明了起见,我不愿再默默地忍受了。

  爆发了吧,这久积在心头的郁闷! 带着这毁人的郁闷,我活了一年多! 这悠悠的一年多,除了极少数的朋友以外,一般的人,都在这样说着:“唐纳是那样痴情的热恋着蓝苹,可是蓝苹却一再的对他情变着。”在这些话语中是隐藏着大量的不满和责难的。

  现在我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了,虽说这样的麻烦在一般有正经事干的人看来,是顶无聊的事情,值不得多费唇舌,可是现在有些人那样甘愿来多费唇舌,又还那样苦心而有计划地来担负起那样重大的“责任”,我不便使别人扫兴,同时也希望一般人明了那事实,所以只得出来说一说。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在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

  那是在“电通”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在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恕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之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个烟幕弹,是为了怕人知道他在追求我。对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谎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就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

  可是在去年(1936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可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因为一点儿误会,朋友们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绪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 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的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重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南洋路。回到家忘了是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上发现了他写给别的女人(在“电通”时所追求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啊,天哪!你们想象得到一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熔成一枝巨大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我还是蓝苹,蓝苹是这样的,不和唐纳打一点麻烦,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我跑到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们会来,他们是会替我想法子的。

  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我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 我永不会忘记他哭的那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跳下床,在外间桌子上发现了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惊急的情况下,我拼了全力跑到外边,追上他了,要他回来。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哪!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40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啊!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结婚他是早就提过了,可是直到那时我才同意。不过,我们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并不是拿这种仪式来挟制着谁,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结婚他可以从家里拿一点儿钱,这样可以还清因为失业和病所欠的债。所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上的婚礼放在心里。

  话再说回头。那时我虽说是原谅了他,可是每想起那一夜,那两封信,我的心就像搅碎了一样的痛啊!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因为一方面是伤了我这份可怜的自尊心(我常常这样想着,一个真正热恋着我的人是不会对我情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那个阿Q的脾气,我觉得我是不应该因为吃醋这事闹笑话的,所以就深深的埋在心头。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心情下,是很容易闹别扭的,因为我们常常争执,再加上朋友们因为误会和我们的疏远,以及我在职业上,工作上的没有明确的出路,于是发生了回北方的事。

  他在济南自杀后,我回到济南时,主要是想跟他当面讲明。并劝他看重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然后分手。可是当我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可耻哟! 我的心软的叫人不能相信,我甚至于完全饶恕了他的不忠实, 觉得人人都有错处,只要认错改错就行了。

  因为同情心和可怜心,我造成了一生最可耻的事,同他回上海。不过,那时我的确是想和他再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住到毕勋路不久,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因为太衰弱的关系,我全身抖着瘫软在地上。那是一段当我回济南时,他写给在日本的姑娘的热烈的情诗(那时那姑娘已去日本)。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剧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这日记本在本月27日下午6时我不在家时,唐纳拿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狂躁里! 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了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后来因为一进了联华就有工作,感谢费穆先生给了我一个角色,我把什么都转移到工作上,也就忘了不少的苦恼。接着拍《王老五》。排《大雷雨》,因为有工作,因为多和朋友接触,我再也不想到死,我想到的是解决,解决!于是发生了我们的分居。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也包括在内一一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要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可是他忍受不了,而又没有决心去改变自己(并不是改变了,我就会爱他,我永不会再爱他的,因为抹不掉心上过多的伤痕),所以又发生了一次要自杀,是经我和三个朋友的劝说才不的。可是那时我对他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

  那以后,他说决不再自杀。我从没有恨他!连现在,虽不再爱他,但还可以做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任何朋友都有着浓厚的友谊的,我决不会因为这事而抹掉他的好处。就这样我们还是来往着,只是很清楚谁都不搅谁。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找我谈话,说这样下去,他太苦恼,要跟我清算,并给我一封撕破了的信看一一那信是那个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写给他的,是失恋的信一一表示他对我的忠实。但是我已经不爱他了。

  我问他既是要将我们的关系清算,要不要登报申明脱离关系呢?他说如果我需要就登,他是不需要的。我当然更不需要了。于是他决定离开上海。

  这以后,我开始爱了别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爱了别人,与他有什么相干?他没有理由过问,更没有理由让我顾及他。可是他回来知道了这事以后,第一次用示威的态度跑到我家里责问我,不知说了许多使我气得流泪的字眼呀!可是我把头偏在一边,不要他看出我的难过。因为不久以前,白天演《大雷雨》,同时夜里拍《王老五》,使我的身体坏到极点,尤其是心脏衰弱的更厉害,他来的这天,又正是我连着拍了两天夜戏的时候,我又病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秦桂贞)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了——我生平没有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又说到我和他分居时给他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是他自己不要的,他跟我清算了的! 难道我跟他已经清算过了还不能爱别的人?就是不清算,我也有权利爱别的人呀!

  我默默的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我在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就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小剪刀之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之一再的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之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一一虽然没有婚书一一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

  起先我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哄传一时,同时我也不忍让他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是在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践踏吗? 不!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尤其是对这样无耻的手段。在他的心目中,我既然变成那样一个可耻的女性,他大可不必再来理我,我都没脸理他,从那天起,我不再理他。同时除一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外,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讲这些事。因为我怕人家说我是向人们乞怜,并且也没什么讲的必要;因为我对得起唐纳,对得起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倔强的活下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讲了,不然,人们将说我理亏,更加要欺侮我。

  27日那天,我从乡下回来,发现他留的条子和一管水笔,还有,他偷走了我的两本日记。因为他说过他决不再自杀,所以在那些隐约的字里行间我没有想到他再自杀。可是他又自杀了。

  在他没有自杀以前,就有一部分朋友,不知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内情,还是真正为他们的友情,或是??对我表示了不满,这个我是很知道的。他的自杀,我并不知道,只是从一个好朋友一一他是最了解唐纳性格以及我们的纠纷的一一知道了一点。同时,又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我仅是想说明事实,并对大家表明我对唐纳的态度,此外,并无别的企图。因此这事一说明,我不愿再为着这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的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罗唆了。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1937年5月31日

(叶永烈《江青传•江青著作目录阐微》之二十二:《一封公开信》,《联华画报》九卷四期,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是否就是转载的这篇《一封公开信》,待考……西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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