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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汝明將軍與抗日戰爭

劉仲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發了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也開啟了中國八年的神聖抗日戰爭。

依據歷史記載,在南方淞滬戰場上的十九軍,與在北方戰場上的二十九軍,同為對日抗戰時最著名的中國軍隊之一。

二十九軍原為馮玉祥將軍的舊屬所組成,一九三三年迎戰日軍於長城要隘「喜峰口」與「羅文峪」,一舉成名。一般人視二十九軍為「雜牌軍」,但是它在中日戰爭中的犧牲與貢獻,大概是可以數一數二的。

二十九軍的領兵將軍中,有六位上將,四位做過集團軍總司令。後來,副軍長佟麟閣、五師長趙登禹,在北平淪陷時戰死在大紅門外,均追贈為上將;軍長宋哲元,於一九四年病逝;張自忠在襄樊戰場上為國捐軀,時為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是八年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將領官階最高的。

由上可知,僅劉汝明與馮治安兩將軍,之後得以繼續為國家出力,並且有幸目睹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劉汝明並代表國軍,在許昌接受日軍投降,日方代表瓦田中將,將其指揮刀贈交給劉。

三十年後,即一九七五年,劉在台灣病逝,陪葬的物件即青天白日勛章與這把日軍指揮刀。當年曾看見的人說,這把刀依然光亮如新。

劉汝明將軍早年為西北軍馮玉祥帳下重要將領之一,南征北討,屢建戰功,為馮部著名的「十三太保」之一。當年馮有兩個手槍隊,劉做過這兩個隊的大隊長,很多西北軍中上級幹部皆出自手槍隊。

但是劉成為全國知名的將領,是因為北伐戰爭中的「南口」一役。一九二六年,北方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組織奉直魯聯軍,威迫在北京的國民二軍馮玉祥部西撒,預備南下聯合南方軍閥孫傳芳,合力夾擊正欲出兵北伐的國民一軍蔣介石部。

馮玉祥被迫撤出北京西走,一部分則組織援陝軍,向西安前進,劉汝明此時奉令留守南口,掩護馮軍西撤。劉指揮南口作戰,歷時四個月,劉以一師的兵力,擊退了數十倍,且裝備精良的奉直魯聯軍三次總攻擊,戰況激烈,引起了全國的注目與震驚。

戰爭初期,吳佩孚的前敵總指揮田維勤部,有二個旅原為西北軍,此際竟向劉部投誠。張學良曾親自坐著鐵甲車,開上前線督戰,劉部僅有山砲數門,仍大膽向奉軍開火,一枚砲彈正好落在張乘坐的鐵甲車前,然未爆裂,但張受此驚嚇,再也沒有在前線露過面,僅命其砲兵猛轟劉部陣地。

奉軍的砲兵在那時是全國最具規模的,因此劉汝明部損失很大。但是南口之戰,卻成功牽制了吳佩孚、張宗昌、張作霖、張學良約二十萬大軍的南下,造成南方兩湖地區「空虛」,直接幫助了蔣介石北伐戰爭的有利發展。

北伐勝利後,劉汝明第一次隨馮玉祥去南京軍政部任職,也見到了蔣介石,蔣對馮說:「這就是南口的劉汝明吧!」馮也曾讚劉:「勇敢堅毅,為一傑出將才!」

劉部在南口堅持了四個月,最後決定撤出,這時劉部已剩不到七千人,部隊死傷近半,撤出的劉部很迅速的加入了援陝軍的行列。援陝軍由孫良誠為總指揮,馬鴻逵、孫連仲、方振武、石友三為副,來到西安城外已月餘,但是無法突破包圍西安的鎮嵩軍劉鎮華、劉茂恩部。

當時西安市守將是楊虎城,屬於于右任的部隊。西安被圍困八個月,城中糧食殆盡,每日均有餓死的人,幾至絕境。

劉汝明部到達後,當即建議繞攻大小雁塔旁,孫良誠見劉之部隊人少,決定將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團,及高樹勛一旅撥出,讓劉統一指揮。劉第二天即突破防線,直逼敵軍司令部。

西安城中得到突圍順利消息後,歡聲雷動,西安之危遂解,楊虎城感謝劉,稱之為「再造三秦」,西安也有人倡議為劉立碑紀念。

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在給劉的獎狀上,有「挺身當南口之險,走馬解西安之圍」的讚語。

一九三三年,日軍攻佔東三省,揮軍南下,進逼長城一線,威脅華北平津,熱河守將湯玉麟不戰而逃,張學良被迫離開北平軍分會。

此時二十九軍臨危受命,接防長城要隘喜峰口與羅文峪。二十九軍的三十七師、三十八師進駐喜峰口,暫二師則佈防羅文峪。

喜峰口由趙登禹旅長在前線負責戰鬥,當年的二十九軍士兵士氣高昂,訓練有素,但配備不足,很多士兵沒有槍支,僅有大刀一把。

趙部所屬團長王長海,遂組織大刀隊,乘夜偷襲日軍陣地,日軍不防,死傷五百人。接著國軍與日軍激戰三日,共殲滅日軍三千多人,造成日軍入侵中國以來我軍殲敵的最大勝利。

 

戰敗的日軍,遂即增調兩個師團,轉攻羅文峪,二十九軍不敢大意,調副軍長劉汝明為新組成的暫二師師長,另撥三十七師、三十八師各一團,由劉統一指揮,把守羅文峪這個重要關口。

日軍因為有備而來,戰況較喜峰口更為激烈。國軍奮不顧身,將手榴彈綁在身上,半掩蓋躺在地上,等日軍坦克車迫近,方才躍起,將手榴彈擲向坦克車中。

劉親臨前線督戰,即時把握戰況,只要日軍陣地稍有動搖,劉部即全面出擊,四天激戰,日軍損傷較喜峰口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兩次的長城戰役,大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全國為之歡騰,趙登禹、劉汝明遂成為當年最著名的抗日英雄。兩位將軍皆因戰功,先後獲贈青天白日勛章。

國軍在古北口也取得勝利,但是日軍突破晉軍在冷口的防禦,侵入長城,全線逐告瓦解,最終雙方簽定《塘沽協定》,而結束這場戰爭。後來國軍與東北軍大量南調參加剿共戰爭,斯時二十九軍成了北方唯一的軍隊,與日軍週旋,一直到七七抗戰發生。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國軍在豐台、廊房車站與日軍的戰爭最為激烈,但交涉管道並未中斷,一直到「廣安門事件」當天,二十九軍才下達攻擊令,廣安門守將劉汝珍(劉汝明胞弟)首先由城上向城下的日軍攻擊,日軍敗走。兩天後即七月二十八日,日軍大舉進攻北京城,三十日北京失陷,二十九軍移駐保定。國軍也開始增兵北上,重新佈防。

北京失陷後,戰爭指向察綏長城一線的南口與張家口,劉汝明原在北京參加軍事會議,七月二十五日返察,月底晤傅作義與湯恩伯兩將軍於張家口,決定湯恩伯軍守南口,劉時為察省主席,坐陣張家口,傅作義守晉北與懷來。日軍機動化部隊糓垣師團,主攻劉的陣地漢諾霸及張家口。

劉部無重武器可以制壓日軍重芈及飛機的轟炸,經過八天的激戰,日軍由張家口側後孔家莊攻上來,孔家莊本有傅部守軍,聞說懷來戰況吃緊,已先迅速撤走。

日軍遂乘虛而入,劉汝明部三面受敵,因此決定撤守張家口,消息傳到南口,湯部也決定撤離,綏察一線也終告失利。

對日全面戰爭打開後,湯恩伯、劉汝明均被列入第五戰區,劉部進駐廣濟,參加武漢保衛戰,擔任長江北岸的守備,日軍無法控制整個面,戰爭成了拉鋸狀態,敵我相持,幾進幾退。

之後,日軍採海陸空聯合作戰,劉汝明部隊斯時正面之敵為岡村寧次所指揮的第六師團,配有航空隊,日夜轟炸,劉部損失慘重。加上當時虐疾病厲害,醫藥又缺乏,病死者亦不在少數。一九三九年,日軍集中了二百餘門重砲,一百餘輛戰車,十餘萬人馬,向桐柏、大洪山進攻,劉汝明的部隊負責隨縣、棗陽一帶防守,抗擊了日軍二十多次進攻,然在應山城防禦中,劉部一師僅有七百多人突圍生還。

國民政府軍令部曾電劉汝明「對應山守城部隊光榮殉難,殊為悼惜,希將殉難官兵詳細俱報以獎恤」,一直到一九四年春,劉部才稍有喘氣的機會。

對日戰爭不是只為一個城一塊地的戰爭,今天丟失的城,明日又可奪回來,全靠率兵將領的指揮判斷。一九四年春,劉部剛有機會整訓一段時間,日軍一個旅團從信陽北犯劉部明港陣地,日軍採砲擊,我軍事全毀,劉部暫時撤出,當時也無一定要死守明港的命令。但劉觀察敵我態勢見有機可乘,立即調動駐防桐柏地區的兩個旅向明港敵軍進攻,又令一個預備隊由泌陽的曾溝向鐵道線進攻,企圖腰擊由明港向確山進犯的日軍,同時,令由明港撤出的我軍向明港反攻。

 

第二天,日軍得到這些情報,即飛快的回竄而逃,並撤離明港,國軍追殺了不少日軍。明港陣地因此而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第五戰區匯報時,特別報告指出劉汝明大膽用兵,粉碎了日軍進犯確山的企圖,戰爭中諸如此類的例子層出不窮。

第五戰區是一個大戰區,以徐州為中心,開封、南陽均是軍事重鎮,在這個區的戰事也屬最多,如同第一線,國軍重要兵團如湯恩伯、孫連仲、張自忠、馮治安、黃琪朔等,均在這個範圍與劉並肩作戰,守望相助。著名的台兒莊會戰,國軍誘敵深入,由孫連仲在內主打,湯恩伯、龐炳勛在外夾擊日軍,劉汝明也接到命令準備支援,但是日軍這時也調動部隊反包圍,國軍為保持三天戰鬥的輝煌戰果,免於陷入敵人包圍圈,決定撤出。

劉的新命令是阻擋反包圍,掩護大部隊撤出,他們佈防在蕭縣一帶,在瓦子溝與日軍遭遇,日軍原本想急行軍增援台兒莊,沒料到在這裡遭到劉部側擊,紛紛後退,事後得知日軍有一個旅團長在此被打死。

等國軍完全撤離後,劉汝明部才最後撤出,圓滿達成任務。

八年抗日,劉汝明身經何止百戰;當年的軍官是靠戰功定升遷的,此時劉已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了。

劉汝明的長子名鐵樹,一九三八年赴美國學飛行,一九四回國,並且夥同一批華僑,一起參加中國空軍,不幸同年即在昆明機場陣亡。

空軍飛行在那時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動,國軍高級將領中,子女為飛行官在抗日戰爭時為國捐軀者僅此劉鐵樹一人。文官中,前代理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次子,也是空軍飛行員,在對日戰爭中為國犧牲。

今年適逢七七抗日七十周年。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千古未有的大事,我們緬懷先烈,更應當面對歷史。劉汝明將軍與其部屬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與貢獻,將永遠留存在抗日史頁上,俎豆馨香。

 

選自《古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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