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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柱鼓瑟必然离题万里

  —— 驳刘军宁《在训政面具的背后》(刘文见本文附录)

作者:伍老 (大陸)

(一)

在《新世纪》看到刘军宁歪论训政,其人所说荒腔走板, 拟于不伦,离题万里,不懂装懂,观之 不禁摇头慨叹,汪然出涕。

中 山 先生的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的大框架,实在出于一番宅心仁厚的好意,深含先生的苦心和胸襟。先生致力的与前代革命不同的特质,乃在于变英雄革命为国民革命,其一贯的精神为平等、自由、博爱。国人失权已久,要作复权的努力,据 1906 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此一计划,分为三期,一则军法之治,破敌扫除政治积弊。三则宪法之治,继第二阶段的约法之后,军政府解兵权及行政权,普选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而其第二期,是为约法之治,此即后来所说的训政阶段之最初表达。人民拥有地方自治权,地方行政官和议院由人民选举,此间的约法,同时作用于人民和军政府,以形势平稳的六年后解除约法,跨入第三期的宪政时代。关键在于,约法对于军政府和地方议会,是各自循守没有特殊的分别的。此一要点不可不知。其目的显系使最后目的,在循序渐进中养成自由平等的资格。绝非党人精英有好为人师的癖好。所以刘军宁振振有词的保姆、训导、根本错误等等指摘,出于想当然,结果当然偏离革命者真实用意。

这是军政、训政、宪政最早成文的论述,阁下要议论,须翻书查书下点工夫、寻其源流。训,并非训斥、训诫,而是大家都来上轨道,大家都来习规则的意思。是积极创造条件的过程,如此这般的一个空间。它相当于助跑,相当于引桥,它是成人的孩提期,它是大水的江河源。

马恩创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列宁 1919 年创立第三国际。第三共产国际勾引 孙中山 先生,称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国工农劳动阶级敬爱的导师”等等。但 孙中山 先生一再声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孙 先生态度明朗意志坚决,对共产主义的弊端认知极清晰。

1922 年 4 月 27 日 ,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广州,代表列宁想建立联盟。中山先生说: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文明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中 山 先生提出试验区,系考虑周详的妙方。后来胡适说把东北划给共产党做共产主义试验, 1990 年代初田纪云说建一个试验区,让怀念五十年代的人左愤们按照那时的生活方式生活。皆绍其意。

世界现代史证 明孙 先生的眼光远大,见解卓著。

1923 年 1 月 23 日 越飞到上海会见孙先生,多次会谈,签署《孙越宣言》明确说明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以及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马林最早提出共产党分子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个始作俑者,他的这一构想,被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可见他们将此事放大到战略的高度,共产党徒真无所不用其极。

正像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一样,赤焰肆虐之际,不做军政、训政的设计,同样是极端可耻的,也是自绝生路的作为。

赤共的价值观头脚倒立,黑箱作业,摧毁文化,它的巨大毁灭性危害性寓于欺骗性之中,寓于酷烈高压之中。他们暴动起家的过程,充溢阴贼的动机和阶级仇恨。可怜一班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没有认清它的面目。

在如此荒诞黑暗的背景上,宪政的努力显然难以一蹴而就,而约法、训政的过程,其实已将宪政实践的要义通体植入,只是一个顺延匀速拉动的平移过程,也是一种不可超越不可省减的正常作业,绝非刘氏所想象的居高临下。其间,可以着力于 民主转型的深层价值之确立,扶植正义观念、消除虚无主义思潮和极左遗毒。

晚清以来,面对半人半兽的国民,会党志士予以开导,使其提升,而非禁锢;使有知识,而非愚氓,难道不是坦白磊落的用意吗?

帝王专制时代末期的国人形象,端的是难以收拾破败不堪。 中国人的脑袋停用或误用了两千年,怪现状于今为烈。 雨果曾经以素描笔法勾勒过中国人的头像,那是翘着猪尾巴,眼睛细小、神情委琐的一个不雅的符号,符号的含义就是中国人。时值清代晚期,国人懦弱不振,长期受制于专制高压,早已天良丧尽,做官的只晓得搜刮民间膏脂,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科名微利,民间则怪力乱神,迂腐固陋,盗贼遍野,仿佛畜圈。言语无信,爱钱如命,被先进国家视为野蛮贱种。所以,在雨果的笔下,就是那一副可耻的形态,这不怪雨果没有恻隐之心,是专制使人陷入沉迷不醒的沉疴,连生理的相貌都变到如此可憎。 谭嗣同“请自嗣同始”的流血醒世,并未触动他们尘积迟钝的神经。

中国人的面目和精神状态如此不堪,乃以专制肆虐,人民消沉偷安,苟且畏缩,这样的坏根性,根子在于没有宪政的保护。没有宪政为底线、为护身符,做人就难了。在社会中做事,人命时时刻刻受威胁,其贱如鸡犬于是也就卑污苟且,才能生存,象点样子的很快就被各种邪恶势力折磨消退、淘汰、死亡,剩下的往往就是投机的顺民或居心不良的坏种。

1935 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

如此情形之下,约法、训政,当然要积极的区展开。 如此阁下反对训政,你的悬鹄未免过高,未免太蹈入云端了吧!

第一期的军政必不可少,因为共产党徒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当其略有喘息的空间,冷战后期共产运动气焰稍煞,很快就从训政过渡到宪制。当今台湾现实即事实,阁下盲心未必兼盲目吧?中华民国在 台湾的历史,在经 国 先生解除戒严令、废除动员戡乱之前时段,可视为训政时期,这个时段好不好呢?说来话长。一个简捷的检验方法,阁下百年后可去问讯四个文艺家:常住台湾和常回台湾莳花弄草的梁实秋、林语堂,以及在铜头皮带抽击下呜咽挣扎的老舍、知堂。他们的语气会有不同,他们的结论会是相同的。

(二)

阁下推崇陈炯明,我不敢说你的品流俱下,但我不得不说你是矮人观场。陈酸秀才的事情,我要同你讲一讲。

张爱玲小说中说,三十年前的月亮下去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反观民国政史,尤其如此。 1998 年时在四月,序属三春,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在香港召开一个新书发表会,意在为他爸爸陈炯明翻案。书名《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出于好奇,发表会有不少人参与旁听。

会上,陈定炎发表了长篇演说,强调他爹在广东实施地方自治,扶助劳工,禁烟禁赌,发展经济;六一六炮击总统府事件并非陈炯明向孙中山争权,而只是政见分歧,陈反对孙中山北伐,只是为了 “ 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 ” ;进而更说,炮轰总统府事件是陈部部将叶举所为,乃父不知其事,且仅以“土炮开炮三响唬之”而已;并赞其父不受贿不贪污,晚年贫病交迫,等等。 1998 年 3 月 11 日 ,香港《信报》于此事报道甚详。

     当时会上即有学者驳曰:其一,令尊比孙中山究竟缺少气魄,两者之间决非政见分歧那么简单。阁下为先父鸣冤,份属孝子贤孙,但令尊纵兵谋叛荼毒生灵,则有负于国人。其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绝无和平统一的可能。中山先生临终前三个月对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怒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此一怒肝病大发去世。以当年民心士气而言,北伐是势在必行。

    会上更有一老翁质问陈定炎:设想有个美军师长向白宫“开炮三响唬之”,此人能逍遥法外豁免军法审判吗?并指出陈炯明的后台是英国汇丰银行。陈定炎本来扬言回答“任何尖锐问题”,此时顾左右而言他,随即招呼与会者享用茶点,并领取一人一份礼物 —— 川贝枇杷膏,人们便一哄而散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 年 4 月兼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又兼内务部长, 1922 年 4 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本兼各职,保留陆军部长, 1922 年 6 月,乘孙中山先生回穗之机,发动叛乱。当时真实情形是,陈炯明下密令,于 6 月 15 日 由粤军总指挥叶举主持,在白云山调集各军师长,策划围攻总统府。同盟会员、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疾赴粤秀楼,报以局势危急,请孙先生莅舰队指挥应变,中山先生仍不相信。 6 月 16 日 凌晨,陈炯明叛军部队以四千人之众包围粤秀楼总统府,并向中山居所开炮轰击,中山先生在秘书、卫士保护下,化装得脱。 17 日在永丰舰上发表讨陈电文。

      陈炯明这个人,虽以军阀面目定位于历史录鬼簿,实则是个酸秀才、白衣秀士王伦一类人物。貌似风流儒雅,实则村俗卑鄙,才智捉襟见肘,却又时时不安于位。他 1909 年始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成为同盟会香港支部领袖,也算得是从戎的书生。 1999 年初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六十万字的《陈炯明文集》,多为电文和少量讲演词,观之神伤,既乏文采,又无思想,与当时军政大佬相较,说他是下驷中材,都还勉强。六一六事件发生前,据孙中山先生秘书林直勉回忆,白云山至市中心等各重要路段“亦联成一气,成最严重之作战部署,深为骇怪”。在此前三个月,陆军中将邓铿(仲元)知陈炯明生性阳奉阴违,难以信赖,乃从粤军第一师拨一个团为中山先生警卫。不料,三月二十一日,邓铿即为陈炯明部属暗杀于大沙头车站。

      事发后,海军各舰队发表声明,表示海军全体只服从孙先生,北伐军总参谋长李烈钧、军长许崇智、朱培德等迅速回粤勘乱。陈氏部队败退韶关,焚杀抢掠。欧美华侨各联合会,纷纷致电国内,请北伐军回师广东,先扫妖氛,再图北伐。半年后陈氏通电下野,后蛰居香港, 1933 年病死。

     大凡荣利之心,人皆有之。然观陈氏一生,每在关键处出以小人滥恶之举,心胸狭窄,不识抬举。及其愁病而死,人多拍手称快,笔者又惜其糊涂可怜。盖以天下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之流,辄至死不悟,盲人瞎马,日觅尽头之路而已。当事变发生,情状万分危殆之际,中山先生仍对秘书说,“所有忠实武装同志,悉赴前方,后方只留下陈家军及其私系队伍,不可不信任之矣”。即后来的讨陈,他也屡想停止,条件仅是陈氏的一纸悔过书!中山先生是少有的熟谙中西文化的实践家,胸怀博大,比之康、梁及五四推动者,他的智慧和爱心更为超越,人格是罕见的光明磊落。陈炯明身为备受提携的部下,不知尊崇警爱,反而以一酸腐秀才之心眼观人应世,终取自败之道。将近八十年后,其子嗣陈定炎又在香港欲为其翻案,上演一出小小闹剧,仿佛历史长编里钻出的花脸小鬼,自贻满面羞惭,处心积虑,螳臂当车,何其不自量也!

晚清的民党之所以为夙昔不可多得的典型,就在其先天与极权思想的对立。民党革命家,要皆为知识分子,而且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公众生活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即在从事暗杀事务之际,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徙是他们想都未曾想过的。他们鼓励自由发展与竞争,创导以仁制暴的先例,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反独裁、反专制、反对那种因为少数人的弄权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集团。

这在中山学说里面纵横贯穿。

中山先生是一个兴趣能力都多方面的人,从外交政策到战略系统,从和平计划到民权法案,从植物虫害到牛羊疾病……他都有成套的计划与看法;他要为中国在世界上寻找一个相称的地位并使之发挥作用。在作家系统他是一个杰出的政论家,对思想抗暴与人类的前途,都提供了清楚的答案。他以为, 更进一步的说,社会中只有民主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有自由和立宪。民主制度力求做到政府基于民意,并对人民负责。但民主也应该是自由的,即保证人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并奉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提出的人民主导国家,而不是国家主导人民的原则。民主制度还必须依宪法运作,即必须有确保贯彻宪法准则的手段。 他的文字,以民主关怀来贯穿,是罕见的开明而理性的典型,他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的心蕴,早在 1909 年接见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顾维钧时,就已显露,顾氏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他特别强调发展工业和经济的重要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首卷 67 页)

当代法国学者这样为孙先生定位: 真实的孙中山不是被他的赞美者所描述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通过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成功与失败所表现出来的孙中山几乎是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一个传播者,一个媒体天才,他几乎是为喷气式飞机、传真机和电视的时代而生,尽管他在当时只能依赖轮船、电报和报纸。虽然 17 世纪末叶的法国可以称为“路易十四的法国,”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却不是“孙中山的中国”,但孙本人仍为他所处的历史情境所规定,而他也正象征了这一历史情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的中国。

 

(三)

中 山 先生 1925 年春就已辞世,他身后的是非,断不能要求他爬出棺材来负责。你说先生造成宪政的障碍,事实上他实行专制的机会所在多有,而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为此还招致铁血青年、顽固老年的扼腕怨怼呢 !

对 蒋 先生也不能过分苛求,他的担当已经超过其体能脑力之负荷,所幸大体关节和根本上尚能支撑, 蒋 先生一生都在奔波作战,先是军阀逼他打,继而共产党暴动阴谋窃国,南北骚乱,指挥剿匪;接着日本来侵,他勉力领导卫国战争;战后共产赤匪犹如洪水猛兽,席卷大陆,穷于应付的戡乱;然后是冷战,可怕的对峙,恶党的虎视眈眈,台湾土共的暴力蠢动,美国无知政客的坐视……一生艰辛备至。在如此恶劣险峻的环境中,蒋公大体上依循中 山 先生的高明设计,趔趄艰难走向民主,最后在经 国 先生的任上,最终完成民主转型。 1929 年 4 月,蒋公赴长沙演讲,曾说:“训政时期的工作,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凡有消耗社会元气的行为,中央必以保姆资格,加以抑制,有不受训练的举动,中央必以导师的资格,加以约束。我们只知尽应尽的天职,为革命来努力奋斗。共产党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之一,自然要来破坏我们革命战线,欺骗我们革命青年。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要时时刻刻提防共产党的诱惑,使大家迷入歧途,重蹈永劫不复的惨境。”和共产恶党不懈搏战,胆气就是如此高迈,胸襟就是如此亮阔!现在返顾当时情形,最大的遗憾就是蒋公革命,极大成分根植了中 山 先生仁爱的嘱托,过于仁慈,使得恶党急速裹挟民众,造成毁伤生命、摧残国本的滚滚浊流;共产铁幕四合,中国百姓陷落水火,荆棘密布,生不如死。

共产党违背人伦,道德沦丧,杀人越货,恶贯满盈, 1940 年代,在伪朝延安,王实味被打成“托派特务分子”,由“保卫局”拘押。旋交匪首贺龙处置,匪首命令杀害,贺龙叮嘱刽子手:“要省下子弹打国民党,用斧头砍吧。”王实味即被利斧劈死,尸首不知抛往何处。共产党徒窃国后,丧乱无极,曾惨无人道杀害女青年林昭,并向其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其恶盖百倍于桀纣。若起希特勒于地下,与闻共党作为,其人必当倏忽逃回地下。

如此险恶的环境,不实行军政难道束手待毙吗?不实行军政难道拱手出卖民众吗?

这期间的变数太多,魔共的身影一时间气焰万丈,你说国民革命者的训政有问题,不对,是他们的对手即共产党徒在肆行古往今来见所未见的极权专制。大陆沦陷,民众对自由世界的期盼,对铁幕和奴役根本消除的事业,就毁于一旦了。

涉及概念与行为,必须就事论事,而不能徒托空言。

在共产党为祸全球的大背景来看,不但军政、训政、宪政的设计是高明的,就是 蒋 先生的实际操作也是合情合理的,就是戴雨农、毛人凤这些特殊军人的作为,也是了不起的。他们和胡佛一样、和麦克阿瑟一样,保住了巩固了民主的平台,保证了民主的生存基地。没有中 山 先生的思想与实践,没有两代蒋公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无量的人民,早已憔悴残损,早已悉数死于共产暴政的摧花辣手。何来民主?何来自由?就算侥幸不死,在真理部和格别乌的羁控钳制之下,阁下和行尸走肉究竟有何区别?

陈炯明如何呢?他是一个种源和养分都大成问题的白衣秀士王伦。亏他还担着同盟会的支部领袖的名头,实则他和当时的滥军阀相较,其胸襟也还差着许多,真是丢人现眼。

阁下怒作批判状,不分青红皂白大骂党国官员,“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我真疑心当年重庆《新华日报》那班半吊子文人投胎转世了。阁下应该对共党说:你们也来点国民党的训政,不要一意孤行那残民以逞的暴政好不好?朋友,你敢不敢说呢?年前李登辉访日本,有大陆青年孙子装英雄,投掷瓶子砸他,登辉并不气急败坏,他只淡然说道:“希望你回到大陆也一样可以(砸瓶子)”!一句话洞穿了所有懵懂奴才的本质,洞穿了所有现实。向中南海说去吧!只恐面对共产恶棍,阁下立马就战栗不前了。

一个现当代智识者,不在反共的基础和背景上来观察民主进程,来审视训政宪政,根本就是迂阔虚妄,游谈无根。麦克阿瑟在日本所做战后恢复工作,本质就是训政,只是过程较为紧凑而已。麦帅进驻日本,他掌握全日本民众的民政控制权。这在现代史何等显眼啊。他那时戮力平衡这种控制权,直到日本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个可靠成员。日本这次的覆灭不仅是工业、军事、经济……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这块隔绝的国土上的特殊形式的专制主义,也将破灭。麦帅的伟大实验,就是把这一国度从极权主义军事统治下解救出来。他在一战时期就对军事占领很熟悉,他警惕文官权力为军事权力所取代,那样,人民将失去自尊和自信,专制肆虐,代议制退隐,刺刀下道德窳败,并且将孕育新的战争……他抓住了民主政治的核心:惩治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妇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建立自由劳工组织,鼓励自由经济,解脱农民,取消警察压迫,发展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政教分离……

麦帅告诫他的部队,占领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举止和自制。而日本日益感到他的公正对待。他们深信麦帅是善意的使者。他的要点在恢复日本人民的尊严感和信心。他鼓励各个行业的日本代表团到西方旅行学习。他认为天皇制度在日本根深蒂固,虐待狂的军人占据日本人心,所以他一开始就试图使他们放心:盟军总部的职责并非如何抑制日本,而是要使它重新站起来。日本占领别国,要被征服者提供精美食物财物……而当麦帅占领日本时,他要求华盛顿立即装运大量救济物资远航而来,日本的感激刹那间就生效了……这真是一个周至熨帖尽职尽责的大保姆!保姆本是文学性的形容,而刘氏颇表不屑,殊不知我们对于这种自由之神一般的保姆,正是心有戚戚焉,求之不可得呢!

今天的民运流亡革命,实质上也还是在亦步亦趋的回头学习孙中山呢, 今日民运颠沛流离,而民运诸子,孜孜矻矻,著文不止,也就是启蒙为主提前做训政的内容。 愚民黑幕之下惯有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对民主的偏见,训它一训,也是充分必要的嘛。 有些人轻慢民运分子,实则中国如有改变的希望,源头就在他们那里,倘若没有他们的日积月累,中国这个硕大无朋的动物庄园,就只有一 任暴 君的操弄流血溃烂玉石俱焚了。

台湾地区的民主成就,就是两代蒋公遵循中 山 先生的思想,千辛万苦,一路走来,予以导入的。阁下要说他专制,他难道不可以像共匪一样专制到底么?控制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谢、蔡一直到陈水扁,难道按不住么?笑话!

对于民主之路坎坷蹭蹬的国家来说,甚至到了宪政时代,都还不免要运用训政的手段,换言之,军政、训政、宪政不能机械地予以切断。谷正文晚年回忆有云:“殷宗文以国安局长的身分于公开场合表示,在我们的国会(立法院)里潜有共产党的代言人:直白地说,就是国会机关里潜有共谍。事实上,这种人是有的,不仅在国会里有,一般政府机关也有;不单是一般机关有,甚至在殷宗文身边都有!”这说明匪共煽动暴力、毁国祸民的本性随时都在发作,它不让自由世界略有安生的机会。反击匪党,就有很多的不得已啊。

朋友,对于我们身处大陆沦陷区的苦人儿来说,就想要盼点训政的影子,也是久旱望云霓,雷声远,雨意遥,还不是一声叹息,一把眼泪。匪共的十七大都开过了,只有欺诈高压的变本加厉,加倍的如徐志摩所说的“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我们盼一个麦克阿瑟式的人物来引领中国的军政,我们盼光绪式的好青年林立果动手造成既成事实……我们盼快一点从军政到训政。这些幻想遥不可及。要等到每一个人民都自动起来和恶党决战,只怕等到恶党的七十大,那时候的智识者还在坐而论道!

所以,在 1980 年代后期, 唐德刚 先生就很肯定,也很悲观的判断,民主的破冰期,怕是要到 2040 年前后才有可能微露端倪。这也是相当乐观的预测,其实,今天号称网络时代,然而就算影响极大的汪兆钧公开信,大陆人知道的也是微乎其微。志士依旧悲梗不已,人血馒头依然被吃得津津有味。

半夜吃桃子专拣软的捏,若非无耻,便是智障。朋友,我看你的法、政文章侃侃长篇大论,但较之电工出身的魏京生,下笔几句话就直指核心,阁下还差得老远。

刘兄!在亚洲的华盛顿加杰斐逊——中 山 先生的思想面前,尔我之辈匍匐跟进都难及其万一。这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你我的学问、头脑差得天远地远,无法可想的结果。王 公炳章 先生断言,我们民运人士所有的努力,就思想深度而言,所有人都远远落后 于中山 先生。朋友,这不是危言耸听,经验之谈也!现在看来,中 山 先生那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简直是上苍赐予国人的极其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轻慢地放过了,但是我们微薄的智力也总晓得后悔吧?还有脸横挑鼻子竖挑眼,谬测臆断,真是蚊子打呵欠——好大的口气。

写到这里,我也不想写了。我倒真觉得,也许民众不该“训”,他们可能悟性很高呢!而真正该训的正是阁下这种不知斤两的糊涂虫,可是转念一想也不妥,依阁下的冥顽的口吻,恐怕训到白头,也难训出所以然来。

附录——

刘军宁:在训政面具的背后

2007 年 11 月 18 星期日刊于《新世纪》网刊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文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纳入他的《建国大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 孙 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 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从此以军政为切入点,以宪政为理想,以训政为现状和手段的中国政治发展三段 式在中国深入朝野之心,至今挥之不去。

今天,当宪政在中国获得高度共识之后,对宪政作为目标的关心,免不了引起对通向宪政的路径的关注。于是许多人把训政抬出来,并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三段式,仍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三段式。其结果不仅是以训政来自况,而且用训政来包容搪塞一切不合宪政的东西,把宪政的希望永远搁在明日之 明 君的训政上。

然而,究竟什么是训政?到目前为之,关于训政的流行看法还是孙文当年所定的调子:训政就是党国官员训导老百姓,方法是“以党治国”。训政的出发点是,“愚民”是无法实行宪政民主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接受党国的“训导”。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 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 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 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孙中山训政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官员与执政党与政府是先进的,民众是落后的,民众的素质不是和宪政,所以需要政府来训导。训政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党国根本就没有意愿追求宪政,党国官员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训导民众。官员凭什么手中有权就获得了成为民众导师的资格。有权者训导无权者,这与 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百年,不是老百姓不要宪政民主,而是党国官员镇压民众任何追求宪政民主的举动。不是民众在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 的进程,而在他们努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让这样的官员来训导百姓以实现宪 政,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有人说,训政思想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 反面,而我怀疑其发明者的预设目标就是如此,所以才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大棒。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民主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 了什么是专制独裁,什么是“党天下”。这也是中国走不出宪政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在训政面具背后一直高耸着是专政的魔影!

值得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了“训政”了近一个世纪,还走不出孙中山的训政符咒三段式?最重要的不是官员教育民众,而是民众教育官员,不是官员来治理民众,而是公民来自主治理,来训导官员。这才是通向宪政之路。

转自凯迪社区: http://club.cat898.com/newbbs/printpage.asp?BoardID=1&ID=191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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