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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 
吴嘉

  十月里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S—21的大屠杀现场,导游站在陈列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向我们讲述着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期的杀人故事。纪念塔共十七层,密密麻麻按性别、年龄排列的8000颗头盖骨,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不只一处,S—21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杀的人最多,且多为“政治犯”。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俄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中国政府曾与波尔布特(Pol Pot,也译“波帕”)有一段特殊关系。波尔布特仿效毛泽东打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推翻美国扶持的朗诺(Lon Nol)政权以后,全国上下重演了一场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期间,中国是红色高棉(也称“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中共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若无中国的大力扶助,今天的柬埔寨恐怕就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美国也有难言之隐。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西哈努克的拒绝后,美国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法国时发动了军事政变。罢免西哈努克后,朗诺本人出任总统。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哪里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况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时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柬共趁机坐大,这是美国料始不及的事,美国本指望通过朗诺打击红色高棉,实际结果却相反,朗诺政权恰恰给柬共打爱国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于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越战时,美国在轰炸北越的同时,为阻断红色高棉的增援,曾轰炸过柬埔寨领土,柬埔寨平民的伤亡更激起人们的反美情绪。因而柬共扛起的抗美救国的大旗,对于仇恨侵略者的柬埔寨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帜。而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 Zero)。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几昼夜间,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柬埔寨人Loung Ung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取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灾难降临之际,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我在金边结识的Vattanac银行总裁、柬籍华人江女士告诉我,她母亲不仅携带了金银首饰,还临时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做手纸用。

  与江女士一样,Ung一家属于金边的富有阶层,离开金边时,全家九口还开了一辆马自达,免了最初几天的跋涉之劳。当第三天汽油耗尽时,他们意识到没处加油,只好将车子丢弃在路旁。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倒退到连石器时代也不如!

  金边沦陷之后,波尔布特掌权,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他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取舍,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长袍或毛式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它比中国的红领巾更实用,因为它还能用来擦汗。

  “吃”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Ung说,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由干变稀。Ung在书中生动地描述她本人——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女孩——怎么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咀嚼的情景,还有那刻骨铭心的饥饿。没想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幽灵十几年后竟然又在柬埔寨现身。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成了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由当地村民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最后有人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很多人死于误食有毒蘑菇。

  至于“住”,这些城市“新人”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他们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难遮风雨的吊脚楼里,家徒四壁。他们白天要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红色高棉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他们不能存下,被告之要拿去与中国换武器。自家允许在院子里种蔬菜瓜果,但是收成归公。江女士告诉我,每天都有人到她家数瓜果个数,少了便被定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因为劳累、饥饿,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弄得人心惶惶,生灵涂炭。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据美国的柬埔寨问题专家David Chandler调查,这期间,有一百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

  “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The Killing Field)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故事,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柬共杀人如麻,光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十万。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我参观的S—21杀戮场,就是在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尸体。听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向导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幼儿妇女。对儿童,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绕过死人的衣服碎片、牙齿、和人骨,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头上黑云盖顶,没多久雨点打落到脸上,顷刻间细珠化为瓢泼,向导快速领我们来到一个草棚下,继续着他的控诉。暴雨带来了一阵风,我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突然,我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啦,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但因为尸体太多,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从杀戮场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

  导游接着领我们去S—21犯人集中营参观。这是当时由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罪恶馆对外开放。这里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座集中营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生还者总共才七人。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

  每一位囚犯死去前必须拍两张半身照片,供红色高棉存档。馆里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可以肯定,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和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对,站在他们饱经折磨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毛发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对于这场革命,法国学者Francois Bizot曾亲身经历。当时他生活在柬埔寨,专门从事佛教研究和吴哥窟修复工作。1971年,他被红色高棉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在俘虏集中营里渡过了一段九死一生的岁月。30年后,他打开封存的记忆,写了一本书《大门》(The Gate)。书中除了详细叙述他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还对关押他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Kang Keck Ieu,又名杜克Douch)做了生动的勾画和研究。此书的可读性极强。这个杜克原是教师出身,加入柬共的特工部门后,亲手组建了柬埔寨的盖世太保。正是他把这座高中改造成代号为S—21的监狱,并亲自任指挥官。难以相象,这个曾经为人师表的书生竟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波尔布特才是大屠杀的元凶。早在柬共上台前,波尔布特就师从中共。1965年波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与毛泽东的见面则在文革初期,毛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正是豪情万丈的时候。毛的一番“谆谆教诲”,使波尔布特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把毛的极左思想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毛只是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波则强行把所有城里人赶到农村搞合作化、接受再教育,极力镇压不愿服从的老百姓;毛利用群众斗群众,波索性把军队开来杀人。“大跃进”、“千里马”、“青年突击队”等名词也被波尔布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柬埔寨。假如红色高棉不倒,波尔布特肯定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列名于马恩列斯毛之后的不二人选。

  就是这么个倒行逆施的政权,还照样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扶持。虽然,在后期中共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何况中共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中共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还不得不继续捧着它。邓小平东山再起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首倡“发展是硬道理”。先专后红的同时,邓不忘为柬埔寨的难弟拔刀相助,于1979年打了一场再荒唐不过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来以解赤柬之围,二来教训越南。那一年,我的许多同龄人不明真相,戎装上阵,捐躯流血在猫耳洞前。徐良的一首“血染的风采”,赚了多少不知情人的眼泪!邓小平一生功高于天,向来大彻大悟,发动了这场中越战争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邓为什么在百废待兴、财力不支的国情下武力进攻越南?有人分析邓想借军事行动扩建嫡系部队,并以此举在国际上“扬威”。究竟为什么,恐怕只有老人家自己有数。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谜。红色高棉垮台后,他逃到泰国隐居起来,直到1998年离开人世,17年没露面。美国学者David Chandler先后采访了许多波尔布特身边的人,试图解剖波尔布特的内心世界,最终写成政治传记《第一兄弟》(Brother Number One)。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留学法国接触马克思主义,直到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这一点倒是和他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极为相象。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作者写完书也没吃透波尔布特这个人,“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疴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就在行将被缉拿归案之时,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死去。波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拉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受审。树倒猢狲散,波尔布特死后半年时间,他的左右手乔森潘(Khieu Samphan)及农谢(Nuon Chea)便向当局正式投诚,算是给红色高棉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接受审判。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1979年越南的入侵,现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Hun Sen,现译云升,又译韩森)起了关键作用。我在金边期间,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洪森的高级特别顾问、加华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华侨方侨生先生。方先生送我一本有洪森本人亲笔签名的中文传记《柬埔寨三朝总理》,由中国学者邢和平撰写,方侨生作的序。这本书为研究柬埔寨政治的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了洪森对推翻柬共起到的作用。

  文学才子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洪森因拒绝屠杀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联合越军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对于这一段历史,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这块伤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为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

  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越南没有出兵,红色高棉不会在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只会更深重,美国今天要对付的,恐怕就不只一个北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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