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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  

陈明远

 

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九年间物价起伏不大;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一九一二年为基数,到一九二六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四十八,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一九一九年物价指数为一百,则一九三零年大约为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三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四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一九一一到一九二零年大米每斤三点四分钱;猪肉每斤一角二分钱,白糖每斤六分钱,食盐每斤一到二分钱,植物油每斤七到九分钱;到一九二六到一九三零年大米每斤六点二分钱,猪肉每斤二角钱,白糖每斤一角钱,食盐每斤二到五分钱,植物油每斤一角五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二十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一百三十二点四元,也即每月十一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十元(合今人民币三百五十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二十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八十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两千八百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二百元以上,甚至可达四百元(合今人民币一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八至十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二十元左右;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四至五元。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三间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三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一角钱左右;包车每月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合四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十八枚(合七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合一角钱);至西直门四段三十二枚(合一角三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至东单牌楼二段十八枚;至东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北新桥四段三十二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十枚;至天安门二段十八枚;至西单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西四牌楼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十枚(合四分);至太平仓二段十八枚(合七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和平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六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元,四菜一汤。花费一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十二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二十元,每人二元。鱼唇席十元、海参席八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四十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十一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二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五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一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二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六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二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二十枚(或五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一角,点心每盘一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七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二角,城南游乐园门票二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一至二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一元左右。

根据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二百元,合每月十七元(含人民币六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文章来源:(摘自《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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