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共改良”二十五周年祭
─评历史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美学价值─
辛 灏 年
（黃花崗雜誌《革命與改良》文章選刊之十）
献给伟大的共和革命——辛亥革命九十二周年
題 解 ﹕问曰﹕ 保共改良未死，何以言祭？
答曰﹕ 保共改良必死，共和革命必再。
当此方死方生之际，为促其早死，乃为之祭。
前 言﹕
一位近代史学者在看完了长篇电视历史剧《走向共和》之后，曾兴奋地评价说﹕《走向共和》不啻为──
专制中国的一道闪电，
共和思想的一片霞光；
痛斥改良的一阵狂飙，
呼唤革命的一声惊雷……
是的，当此中共北京洋教专制复辟政权──依然在拼命效法着大清慈禧皇太后“假改革、真保权”的──“愚民之术”时，《走向共和》》的播放和传播，和它 始被中共“删除革命、只播改良”，终被中共彻底禁播禁售的“必然命运”，虽然突显了中共专制统治者的心慌意乱，却在海外为惊醒人心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特别是在国内，它实已成为号召再造共和革命、推翻专制复辟的惊天之雷……
它形象地告诉了我们﹕历史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它艺术地回答了我们﹕何为专制改良？何为专制复辟？谁才是中华民族的新中国？谁才要真正地“走向共和”？
上篇﹕
一、《走向共和》形象地揭开了“保清改良”
和“保共改良”已死和必死的历史之谜
然而，何为“保清改良”？一言以蔽之﹕为确保大清皇权统治的一切改良，均谓之“保清改良”。质而言之，就是“专制改良”。
然就大清朝推行专制改良的进程而言，又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谓变法以保大清江山，即为巩固王朝统治而推行的专制行为之改良；第二阶段则是变制先保大清皇权，就是“藉预备立宪以保皇权统治”的改良，其本相，乃是立宪为假，保权为真。
长篇电视历史剧《走向共和》的编导们、演员们，正是以此作为探索历史的根本轨迹，将晚清一代有血有泪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和晚清朝野用情用命的 “改良和革命”，入理入境地表现得至深至美。真实的历史和艺术的再现，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表演，由此而撼动人心，由此而发人深省，更由此而达到了相当的真 理境界和艺术境界，从而将艺术形象对于历史生活的审美关系，也就是“个别概括一般”的艺术哲学，而不是“个别表现一般”的哲学思考，推升到了一个历史性 的、甚至是“近乎完美”的价值高度。
镜头之一﹕
从改革派大臣到割地赔款大师──李中堂在剧中
《走向共和》的镜头，一开场便准确地将焦距对准了李鸿章──这一位显赫中外的大清朝改革家，却又将他心血费尽的变法实践，及其必然失败的痛心结局，展现在一幕又一幕令人伤心惨目的画面之上﹕
……
他曾冒天下之大不讳，设立“海防捐”，以为北洋水师筹措军费，但是李中堂“卖官”敛来的七百五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却只能为太后修园庆寿，而“在昆明湖的湖水里打了水漂”；
他曾为只有三发炮弹的“定远舰”筹措弹费，以备在即的与日海军大战，但是，只需一个南洋奸商为两朝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出版了一本字帖，户部仅存的六十万两白银，便为王爷宦官等大小官僚藉为太后修园庆寿之名，贪污瓜分殆尽；
为了北洋水师的军费，军权在手、大权在握的他，曾从英国带回来“脚痒水”、甚至掏出银票三千两，以贿赂当朝太监李莲英，以动太后之颜，却徒招阉宦之辱；
为说动太后同意他与洋人创办合资银行，以解北洋之急，他，一位年逾七十的大臣，居然为太后调饮咖啡，竭尽鞠躬尽瘁之形，然而，只为“妇人一念”，竟然前功尽弃……
此后，中日甲武一战，他的北洋水师终于全军覆没，割地赔款更使得大清朝颜面丧尽；他积极和艰难推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他所深怀的富国强兵之愿望，顿时化为一片乌有……
李中堂，这个在敌国的眼里虽然“才高胜夷”、却“生不逢国”的大清宰相，这个走在王朝末世和专制末路之上，曾深怀“富国强兵”之愿，筹划“和戎变法” 之策，着眼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术的改革派大吏，这个曾首造了“开国门、学科技，制长舰、造火器，建设经济特区、开放通商口岸，采取官办、商办、官督商 办，施行外资、民资和施行中外合资……”的大刀阔斧改革家，其下场，就是这样地功劳丧尽，苦劳寒心，徒能做一个在谈判桌前冒死与敌国讨价还价的“割地赔款大师”，一个不仅被众口一词诋骂为“卖国贼”的李二先生，和一个只能在自己的庭园里，以抽打“下流坯”来自骂“卖国”的羞愤老人……虽然，他那只能够为大清朝做一个“裱糊匠和装潢大师”的改革开放理论，实在将他对大清朝必将败亡的认知，早已经沉沉地压迫在他痛苦、并且是无望的心底……
镜头之二﹕
是“大人物”，也是小人── 康有为上场之后
几乎是在展现李鸿章悲剧命运的同时，《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却又力求深刻地塑造了继改革开放的实干家李鸿章之后，呼喊变法最响、变法失败最速、却又保皇最烈、反对革命最剧的落第举人──康有为。
康有为一出场，便言词尖利，神情倨傲，面对着同样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未来状元张謇，他那不可一世的神采，实在很难在观众的心里留下“崇高”的形象。
康有为再出场，却是在他落第归家之后，草堂授徒之时。他的狂狷之态虽然未因科考落第而有丝毫改变，但是，他那痛彻心脾的自白，却将一位“一心要考进满清专制体制内去改良大清政治而不得”的传统型知识份子，表现得准确而又深刻。
因皇帝召见，而使得康有为仕途有成，抱负有望。然而，他在对天长笑、快心快意之时，竟能够豪情一收，脸色沉重而又神情诡异地对弟子粱启超告诫说﹕“必需与孙文划清界限……”──保皇改良派的忠君心态，势利之情，阴騺之心和反对革命之坚决，岂但是尽收观众眼底，而且令百年之后的海外知情人“心神黯然难已”……
他终于能够施展自己要拯救大清朝的抱负了。朝堂之上，面对满堂昏溃庸碌的朝臣，他敢言杀；变法之际，眼看后党将成为变法的阻碍，他敢倒后；然而，变法 失败之时，他却不敢象谭嗣同那样，“手持欧刀向天笑，功罪留于后人论”，却是在对“皇上啊，皇上……”的一声声做情作态的哀嚎中，溜之不及，逃无踪影……
但是，康在独自逃往海外之后、华侨难解真情之时，他又假托自己身藏光绪皇帝的“衣带秘诏”，既要保大清皇上，又要救大清皇上，更要鼓吹非光绪皇帝不可的大清朝君主立宪，其“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犹甚……”（孙中山语）。电视剧《走向共和》更用它极富洞察力的艺术处理，将康有为一边能够“慷慨流涕哭 保皇”、一边却能够“转脸命梁去敛钱”的两面性格刻画得入骨三分。而当康有为竟能对那几个“演戏本为稻粱谋”的演员们说，“你不过是一个戏子，能够演我这 样的大人物，还不满足”的话时，面对着“这位大清朝不要、却偏要大清朝”的保皇派“大人物”，一个骄狂刻薄酸吝之徒，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海外观众，自然只能 是“欲笑不能”……特别是在檀香山那同一个戏台上，当这些演员转而演出了另一出“赞革命而贬保皇”的大戏之后，孙中山先生对这些戏子的平等、同情和倾囊相 赠的感人情形，就更将孙、康这两个人格修养、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的近代人物，对比得泾渭分明。难怪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挥笔斥康是一个“利禄熏心，为一时之富贵，而甘冒万亿不讳言而不辞的市侩……”
《走向共和》的编导们，不独对孙康二人及其所代表的历史和政治内涵，表达了他们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犹站在历史的高度之上，用孙中山先生对李中堂说的 话，深入地概括了康有为变法的浅薄内容和缺少见地﹕“康先生想做的事，中堂大人已经做到了，但康先生不想做和不敢做的事情，中堂你也很难做到……”，可谓一针见血。
电视剧还用康有为夜访分手弟子梁启超的晦暗画面，描绘了这个从共和革命前的保皇改良派终于堕落为共和革命后之“保清复辟派”的政治归宿；更将他身着陈旧的大清官服、俯伏在逊位清廷那冰冷大殿上的丑态，为观众留下了一声不屑的长叹；证明了所谓“保皇改良”实质上就是“保清改良”之本相。只不过，他们保皇的目的，是想保住大清的江山不被太后所葬送；是只希望由大清皇帝自己来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被“共和革命”推翻──这，才是康党保皇和形形色色保皇派的根本追求。
镜头之三﹕
一代女政治家，一个冥顽难化的末代君主─―戏说慈禧
随着历史人物的陆续登场和剧情的深入展开，大清王朝的改革开放， 终于因为菜市口的刀光血影，大连湾和胶州湾相继为德国及日本所占，特别是西太后挟光绪西逃八国联军的凄惨命运，还有就是一百七十四位大清官员因洋人逼迫而 不得不被诛杀的旷古之耻，方使得因李鸿章的“卖国谈判”才拣回了一条老命的慈禧太后，在回銮之后，乃决心﹕不用康粱，却要推行康粱的新政；大力改革，定要 超过康梁的变法。从而将“变法以保大清江山”的第一阶段专制改良，推向了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潮期。
在 这个改革开放的高潮期内，西太后在终于认定“祖宗之法可以变、但三纲五常决不可变”的前提之下，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在《走向共和》那一个又一个动人心魄 的历史镜头之下，她兴学堂，传西学，“不废洋人爱古人”，确实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不应磨灭的历史成就，却因笃信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将她合理的变法，限死在她那“君为臣纲”的“几个坚持”之下，从而杜绝了制度性变革的历史可能。
她开言路，允办报，开启了中国民间新闻出版事业发生发展的先河期，但是，只因她又立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又一个“坚持”，近代中国民间报业的命运，盖因她“一个人高兴，一国人才能高兴”，而命途多舛。
她试法制，办警局，虽有心改革，却无心变制。所以，新政中的大清江山，仍然是爱新觉罗的一姓江山；所以，她的法制，便仍然是满清贵族一家一姓的法制。所以，它的警察局，虽敢待小民如虎狼，却只能望王公大臣、贝勒爷们而兴叹。
她练新军、立军部，虽然有强国之心、分权之能，只因他宠信首鼠两端的袁世凯，竟为袁练就一支近代化的私家之军，不独促成了大清江山之迅速覆亡，特别是制造了辛亥之后的长期复辟混战。
特别是她废科举，改官制，虽为已经落后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划下了历史的句号，却又为集中皇权、强化专制、卖官鬻爵和官场腐败，实质是尽情地玩弄改革，打开了花样百出的门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从而拉开了满清王朝统治和大清改革开放的最后一幕﹕新政改革大家袁世凯在法制改革的试点──天津那个崭新的“法院”里，为未来的摄政王所表演的那一套“新法制大堂审案”，实在是将庆王父子和袁世凯一伙丑恶以极的贪污卖官罪行，进行了最巧妙但却是最时髦的掩护……自称甘为大清皇太后一条“恶狗”、敢于直言相谏的忠臣岑春宣，终于满面泪水地冒死对西太后说出了“新政的黑暗和腐败的加剧”，从而为彻底失败的王朝新政，做了一个最为诚实的交待……
历史剧的镜头，就是这样地将西太后的新政，错落有致、而又准确深刻地摇动在观众的眼里和心里，更将老太后“拍龙案而大怒，迸老泪而哀号”的无可奈何情景，丝丝入扣地表现在风雨如晦的“大清朝”朝廷之上﹕“段芝贵卖妓买官，袁世凯通贿弄权，载振携妓为妾，奕劻收贿卖官……上下左右，宫里宫外，串通一气，枉法徇私，折腾得满世界都知道。让洋人看我们大清的立宪，是个什么东西！？”
然而，这段话固然表现了她椎心、甚至是绝望的痛苦，但是，后来，她那 一句“现在只剩下我们自家人了，可以随便说说话了”的亲情，自然还是让她的皇子龙孙们有恃而无恐；而她那一句“大清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们的”话，就更只 能使她在大清的江山社稷和大清的天皇贵冑之间，难以抉择了……因为，没有了她的那些不争气的八旗子弟，江山还是大清的吗？然而，徒有着这一群不争气的“八 旗子弟”，大清的江山又焉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镜头之四﹕
“立宪全是假的，抓权才是真的”──王朝如此告白
如果说西太后的新政制造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最后高潮期，那末，为救大清，为“笼络人心”，更为保住爱新觉罗的大清江山，与太后新政互为推动、相互交织 的，便是大清朝的“高喊立宪和预备立宪”，从而敷演出了一场“假立宪和真保权”的连台大戏，虽然“一唱三叹，光彩照人”，却是“假戏真做，令人扼腕”。
在《走向共和》的历史镜头之下，其第一台大戏，就是在大清朝、保皇党、直至部份民间知识份子高喊君主立宪的激情声中，清政府终于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 政。然而，五大臣游尽欧美和日本归来时，向老太后报告的立宪好处，竟然是“皇权永固、内乱可弥、外患渐轻”；五大臣和太后在内廷与自己一家人讨论立宪的结 果，便是“只要君主立宪，绝不要共和立宪”；而当老太后问及袁世凯，究竟是要日本的实君立宪好、还是要英国的虚君立宪好时，袁世凯则以他独到的“爹妈君宪 论”，虽然哄得老太后对做有实权的“君宪之爹”颇有心仪之想，但却对光绪犹在而“爹妈难定”，心怀忧戚，从而为大清朝的君主立宪留下了“预备立宪”的“假 戏”。
其第二台大戏，就是预备立宪这一出假戏的热闹登场。盖因“一人高兴，才能一国高兴”，故而当皇帝犹在、太后专权之时，为太后之终身权力计，立宪只能预 备，不能真行；只因为民间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今年不走明年去”之说，所以，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后，才在袁世凯知情懂意的谏言之间，为立宪定下了 十二年的预备期。因为，待到老太后归天之时，“她老人家也就管不了身后的滔天洪水了”（剧中人袁世凯语）。
其第三台大戏，则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乃是蕞尔之邦的立宪国日本，打败了老大的专制国沙俄。于 是，朝野之间要求立宪变制的呼声日益汹汹。当此之时，为“笼络人心”计，大清朝乃不得不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从十二年到九年，再从九年缩短为六年；为“保 大清皇权”计，则面对坚决要求从速立宪的汹汹舆论，终于由满清贵族“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抚恩铭说出了“立宪是假，抓权是真”的肺腑之言，虽然为自己招致了 杀身之祸，却在太后死前死后都不能改变“假立宪、真保权、以苟延江山一统”的专制欲望，甚至假预备立宪之名，设立了两度“皇族内阁”，虽要“永固皇权”，却终于“葬送皇权”，大清朝旨在“万代千秋永不变色”的江山，盖因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而倾刻覆亡了……
走出镜头、回到当今﹕
保共改良之必然，与“保赵、保胡”改良之种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旦我们“走出镜头，回到当今”，就会发现，历史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当今就是历史的可怕再现。甚至，要想瞭解当今，只需一赏该剧。这才恰恰是《走向共和》播出后，“大共朝”朝野震撼不已、“马列国”人人心领神会，举国上下鞭鞑笑骂之声不绝于耳之所由来。
然 而，要想真正了解历史剧《走向共和》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想真正比较“大清朝”的改革开放和“大共朝”的开放改革，为何如此惊人的相似，和它们虽然是“萧 条异代”、却又并非“如出一辙”的缘由，就必需了解中共北京政权的根本性质和政治特征，否则，我们不但难以理解这番历史的“轮回”惨剧，甚至不能理解“大 共朝”较之大清朝更无可能改良成功的命运。
那末，中共北京政权的根本性质和特征是什么？答曰﹕第一是洋教政权，因为它实行的是马列洋教统治，建立了一家“教政合一”的政权；第二是专制政权，因为它已经在中国大陆实行了长达五十四年的残酷专制统治；第三是一个“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了专制制度的复辟政权，它在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反复历程中，实现了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
至于它的特征，则全世界凡是有专制历史、并且出现过专制复辟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所共有的四大特征，即﹕强行思想统治、强化专制权力、归复等级制度、厉行专制镇压──“中共北京洋教专制复辟政权”委实是一条不缺，惟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有在我们明确了中共政权的上述性质和特征之后，我们方能够明白，为何“大共朝”和大清朝在推行专制改良的思想和手段上乃是惊人的相似？为何“大共 朝”在专制改良的深度和广度上只能远不及大清朝？为何今日的改革开放之难、甚至是今日中国要“走向共和”，竟然较之昨日大清国要“走向共和”更难、甚至是 难于上青天？
因为，当今中共改革开放的事实是﹕
大清朝做过的，他们倒是部份地做过了。特别是李中堂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也就是既要“以夷制夷、拉夷打夷”，更要“开国门、学科技，制长舰、造火器，建设经济特区、开放通商口岸，采取官办、商办、官督商办，吸引外资、民资和施行中外合资……”──无非如此而已。
大清朝敢做的，他们却不敢做。尤其是慈禧太后敢于开放言论，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宣传西方的精神文明，直到大清王朝敢于废除满族贵族特权等等，中共岂止是不敢为之，甚至还要在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今天，以所谓“反对西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恪守那个恰恰是来自西方的反动思想──马克思主义，固守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放手大干“挂羊头、卖狗肉”的形形色色勾当，直至以扩大中共马列党族贵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特权，变“理应是让权、分利于民”的改革，为“夺民之权、劫民之利”的疯狂腐败，来为它的专制改良“保航开道”……
大清朝不敢做的，中共倒是敢做得很。 因为西太后只敢在菜市口砍掉六颗敢言敢行变法、特别是敢于“倒后”者的头颅，并且是在政治改革一百日之后；邓小平则敢在整个北京城屠城，更敢在全中国倾巢 镇压所谓参加动乱和暴乱的人民，并且是在政治改革根本就没有发动之前。至于他们对一切和平异议者与反对者的驱逐和镇压，则为大清朝廷不敢干也不曾想……
大清朝和“大共朝”乃有着一个共同的“专制改良纲领”，那就是﹕大清朝要的是“保清改良”，“大共朝”要的是“保共改良”。稍有异趣的是﹕大清朝的海外“保”派，为保清，而誓死“保皇反后”；大共朝的海外“保”派，则先要“保赵反邓”、后要“保江反李”，继而要“反江保朱”，而今，却又在嚷嚷着要“保胡温而反江泽民”了……就“从一而终”的中国传统道德而言，显见得是“今人不及古人忠”也……。
自然，如果要当真比较大清朝的“保清改良”派和“大共朝”的“保共改良”派，比较这两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隔代“保清、保共”党人，他们虽然“都 是人家不要的，却偏偏是要人家的”被遗弃者和被放逐者；但当代的保共党人，在“保”的理论建设上，还是要比前代高明得多，也复杂得多。因为﹕
“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共产党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共产党里面有的是健康力量”──是他们的思想前提和感情基础。
“告别革命却不说要告别那一家的革命，否定革命却不否定自己曾跟着共产党革了别人一辈子的命，反对革命单单只要反对孙中山倡导的共和革命和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则表达了他们的爱恨情仇，与共产党一样至为明确。
“只允许说‘结束’一党专政、绝不允许说‘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只敢低吼反对专制、却绝不允许别人高喊反对共产党专制。
“在共产党仍然迷信暴力、并正在用暴力镇压人民之时，却念经一样地天天嘶喊着‘和平理性非暴力’，以公开为共产党拉‘偏架’。
“敢于无情地批判与否定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却绝不批判与否定马列党族和马列文化；直到为了追寻真正马列主义天堂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要未雨绸缪地为共产党、或劝共产党改名更姓，以为共产党‘延年益寿’，以寄望中共自己改良成功，以期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千秋万代’”……就更是将当今‘保共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 而，大清朝只敢在专制改良中腐败，“大共朝”却敢在专制改良中腐烂；大清朝虽然运交王朝统治的末代和专制制度的末路，“大共朝”却命逢复辟王朝的末世和和 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全面崩溃……；大清朝曾遭遇列强的欺侮和凌辱，“大共朝”则欣逢列强要和它做生意、抢市场……但，西太后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 国之欢心”，邓小平也说过“中国是块肥肉，你不来自有人来”──他们虽然一个儒雅，一个恶俗，却都道出了他们要赖“列强以苟延性命”的秘方。只是前代的列强用坚船利炮惊醒了清国人民的爱国之心，当代的列强则将人权民主之普世理念，挟裹在进口商品的集装箱内，引发着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想。更那堪当今的越洋飞机又要比当年的越洋海船要快得太多。因此，由“时移代迁”所带来的国际环境的改善，国内民智的复苏，终究要使得保共改良和保清改良一样，落得个“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共同命运……
历史剧《走向共和》非但不着当代世事之一字，非但意味深长地以“张勋复辟了满清”为“终”，将故事嘎然“终场”在“苏共建立中共”之前，却通过历史的画面和艺术的形象，亲快仇痛地引发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华人对他的唏嘘感叹，或者是满腹惊惶，直至将前后两代“保清改良”和“保共改良”之已死和必死的黯淡历史、伤心前景、及其烛影斧声的历史“谜底”，全然地揭开在我们国人的心头。它所激发的历史创伤和现实创痛，实令人嘘呵难止，心神难宁。这究竟是艺术的魅力，还是思想的力量，抑或仅仅是它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美，才震撼了中华儿女之心，惊断了马列子孙之梦呢？
下篇﹕
《走向共和》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和革命
的辉煌历史、反复历程及光明前途
可以说，历史剧《走向共和》的观众，只需凭心而观，谁都能看得出﹕正是大清朝的专制改良，才为她带来了这样四个恶果﹕一是专制强化，二是腐败加剧，三是人心转向革命，四是王朝危如垒卵。 而对这家末世王朝和那个末路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言， 其致命的一击，却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共和革命”。历史剧《走向共和》，正是严格地以真实的历史为蓝本，实事求是地将专制改良之不能救大清，唯有孙中山的革 命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走向共和”的真理，形象地、艺术地、活灵活现地再现于我们这个“保共改良”的时代。而《走向共和》对中国共和革命胜利发端的荧幕 再现，则主要是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和发动共和革命的艰难历程、初造成功和反对专制复辟之三大历程为轨迹，从而将一幅幅历史的画面交融在当代的人心之中，展现着共和的魅力，激发着革命的思想，凝聚着反复辟的意志，催动着全中国人民的迅速觉醒和彻底觉醒……这才是她深刻难掩的美学价值、即认识意义。
镜头之一﹕
倘若固守专制，那就只有推翻它
《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因深知要“走向共和”，就必需先有共和的思想；要发动共和革命，就必需先有共和革命的理论；要建立一个真正共和的新中国，就必需先有革命建国的蓝图。而孙中山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他拥有着“融东西方之进步文明为一体的共和革命理论和民主建国纲领”。所以，他倡导和发动的革命，才能够因共和思想的润泽人心，而筑起人心的基础。这不仅在“保清改良乃为天下共拥、反清革命却遭天下共弃”的艰难发韧之初，是为必需；而且，在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屡遭专制复辟之苦的混乱岁月之中，尤为重要……
当落第举人康有为，正在对他的门生们高声大叫着“无论怎样忍羞含辱也要考进那个专制体制里面去”的时候，年轻的孙中山，他的话，却如冲出山林的一泓清泉，震响在这个专为培养未来保皇改良派的“万木草堂”里﹕“若是大清皇帝识大体、知潮流，和平逊位，赞成共和，那是最好的。倘若固守专制，那就只有推翻它，我们创造一个共和国……”他还这样地表达了自己的向往﹕“无君之共和，才是最纯洁的宪政，也是我煌煌华夏，最终要确立的国体……”
他的话，虽然明确而且彻底，但对于那些一心要寄命于大清朝的知识分子来说，却是“荒唐而且可怕”。那末，什么是共和呢？孙中山说得好﹕“在现代的共和国家里，‘共’就是说国家权力是公有的，国家的治理，是我们所有国民共同的事业。‘和’就是合群力而治国，就是民主啊……”
在美国旧金山那一处被遗弃的厂房里，就是在那个连屋顶和墙壁都空空如也的废墟之上，剧中人孙中山又是这样明白晓畅地向当地华侨讲述了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民族主义就是民有主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民权主义就是民治主义，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民生主义就是民享主义，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权，亦自当人人所共享……”──这样的主义，它会“过时”吗？这样的主义，竟会象极个别号称是“民运人士”者所糟蹋的那样──“就是专制主义”吗？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对共和革命和民主建国之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创立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学说，并且，必将惠泽百代而难衰……
而当辛亥革命首造成功之后，不论是在南京那个朴素的临时大总统府里，还是后来在北京由袁世凯专为欢迎他而设的豪华国宴上，抑或是在其后一个又一个反对专制复辟的历史战场上，“他”，曾面对着“走向共和”的伟大历史镜头，不止一次地谆谆告诫说﹕“共 和革命分三期而行：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我们共和国所言的训政，和帝制时代乃至专政时代的训政是截然不一样的。须知共和国的皇帝是国民；以五千年被 压迫的奴隶，一旦站立起来让他们做皇帝，那是定然做不好的。比如说，未来的内阁总理也罢，未来的大总统也罢，他们都是代表国民来行政的，他们就能一下子做 好这个代表吗？我看不一定。所以也必须训政……”孙中山的这一革命历程思想，不仅向我们告诫了共和革命所必有的艰难历程；告诉了我们“训政绝不是专政、更不是专制复辟”的正确道理；而且告诉了我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和蒋介石推行训政的历史正确性和现实必要性，和正因训政不足，训政未果，才造成了赤祸蔓延中华的旷古之难； 特别是告诉了我们，在历经了“马列党族”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在中华的好文明和世界的好文化已经被中国的马列子孙破坏了和隔绝了五十余年之 后，意在完成共和的“训政”，对于“再造共和革命、推翻专制复辟、重续共和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该是具有着何等的重要意义……
当《走向共和》的镜头对准着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大选之时，足以令人莞尔一笑、甚至使得百年后某些“人士”要尴尬一笑的是，中国国民党在江苏常州乡下的那一场竞选活动和竞选演说，实在是将百年“国情不宜民主论”，斥之于不堪一击之间──且看剧中的这一段对白﹕
孙中山﹕萧乡长，……如果有人告诉你，因为你的孩子不识字，就不需要上学堂，你怎么说？
萧乡长：胡说八道，正因为不识字，才要上学嘛。
孙中山﹕“对呀，所以有人说，老百姓的素质低，不可实行民权，这就跟孩子不识字就不用上学堂一样荒唐可笑。”……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吗？还需要将当今那些保共改良派们的胡说八道，再拎出来辩论一番吗？所有看不起孙中山先生、蓄意贬低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理论、对百年前中国共和之成就一百个看不上眼的形形色色“人士”们，难道还要沿着百年前无知的国情论，为确保大共江山，而继续地来抵制、谩骂和反对当代中国共和革命的再生和再起吗？来继续地阻挡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共和的痛苦追求和万难追求吗？
正因为《走向共和》的编导们，在中国大陆民间已经历时二十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汲取了智慧，他们才会在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在剧中用深情凝重的旁白说道﹕“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虽然流产了，但却从此开始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历史的评价，该是何等的准确和明确。
也正是因为《走向共和》的编导们衷心地赞成孙中山倡导的共和革命，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用剧中的旁白，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原话，将近代中国共和革命“从天下共弃而终于走向天下共拥”的必然历程，解说得明白晓畅、铿锵有力；更将一个不畏生死的共和革命领袖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表现得极其地动人心魄……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一个共和革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共和革命的实践家和参加者。历史剧《走向共和》实为他曾首先倡导和亲身参加中国的共和革命，留下了如许精彩动人的艺术画面。这对激发当代中国共和革命的再起，推动中国人民实现“完成共和”的伟大历史使命，该具有着怎样的号召力量和榜样力量！
镜头之二﹕
革命保皇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毋庸讳言的是，历史剧《走向共和》，说到底，就是一部“歌颂共和革命、反对保清改良”的 长卷史诗。而“革命不是要来的，乃是被逼上梁山”的历史真理，则为她表现得准确而又深刻。然而，革命为谁所逼？答曰﹕一是“假改革真保权”的大清朝，二是 “改良为保大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其中，只是因为康有为的保皇改良，声势最先，势头最剧，名气最响，欺骗最广，其“助纣为虐、反对革命，较之满清王朝为 犹胜”，所以，倘若不坚决反对之，则革命便无由可起。所以，因大清朝之一意的“真保权假改革”所制造的疯狂政经腐败，虽为发动“共和革命”的根由所在；但，只因深黯“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的康、梁保皇党，仍然要拼命地反对革命，甚至成了“梁山下”的拦路之虎，所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必须和坚决要反对保皇党，也就理所当然。
历史剧《走向共和》，只因抓住了这样一个要害，才将孙中山为发动共和革命而要坚决反对保皇改良的思想和行为，和那些终以淋漓的鲜血来肯定了孙先生“先见之明”的原改良派人士们要坚决“弃改良而从革命”的重大转变，声彩并重、凌厉入心地表现在历史的画面之上。
“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物质文明的措施，只会给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历史剧虽然没有将孙中山先生对大清朝改革开放“成果”的早期判断，表现在剧中；但对孙中山在檀香山不听其兄 之劝，“非要与保皇党过不去”的行为，赋予了浓墨重彩──他，孙文，和颜悦色地就嘲笑了那个只花了两千美元就向康有为买到了大清朝二品顶戴的“改良之 母”，而非“革命之母”；针锋相对地在同一家戏院里演出了“反保皇、拥革命”的大戏，更以自己对“戏子”们的无私之德和同胞之情，对比了康有为的私欲和狂 妄；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宣传共和革命的报纸──《檀香山新报》的主持人们，将共和革命的舆论阵地轻而易举地就为保皇派所占领，并口若悬河地当场口述了那一篇批判保皇派“自欺欺人”的著名檄文──他说﹕“天 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而康有为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革命属实，则保皇之必伪。其保皇之属 实，革命之说必伪矣。彼辈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革命保皇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 满而成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
特别是当日本留学生、立宪改良人士徐锡麟，因乃师粱启超的鼓励，而要回国效命于大清朝“专制体制内”的立宪改良“大业”时，孙中山先生则苦心相劝，明确指出了清之立宪乃是欺骗国人而已，犹如当时的法国报纸所言﹕“清政府之立宪，实乃清太后愚民之术……”
如果说，孙中山的规劝对一心要回到大清专制体制内去效命的徐锡麟，并无咫尺之功，但回国之后的徐锡麟，却因目睹政治腐败，改革尽伪，特别是在他的恩师、大清朝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抚恩铭，亲自对他讲出了“立宪全是假的、抓权才是真的”这样一个“改革真相”之后，徐乃翻然一变，从一个真心实意的大清立宪改良派，变成了一个决心以命相效的共和革命烈士……
正是在这个“弃改良而从革命”的关键发展上，历史剧《走向共和》，乃用着相当的篇幅和浓郁的悲剧气氛，表现了和烘托了徐锡麟这个原改良人士刺杀恩铭的重场大戏，更用着那一番长镜头，将徐在大堂惨遭酷刑受审时的悲壮之情和英勇气概，刻画得令人肝胆俱碎──满身鲜血的徐锡麟，他那“我佩服孙先生有先见之明”的痛心呼喊，他那“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的绝命呼唤，岂止是震撼了刑堂，更震撼了欺尽人心的大清朝廷，犹将他流下的无量鲜血，涂画出了那一番革命必将取代改良的壮丽前景……
史载，残酷的满清政权不仅处死了先为保清改良家、后为共和革命家的徐锡麟，而且将他破腹挖心，甚至吃掉了他的心肝两脏……。犹如当时《河南》杂志所叹﹕“ 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史载，另一位原立宪改良派、青年壮士吴樾，与徐一样，不仅弃改良而从革命，而且因执行刺杀清出国考察五大臣的使命，而英勇献身──在历史剧《走向共和》的屏幕上，那一节节豪华车厢的轰然被炸，和五大臣被炸伤后的一群狼狈之象，岂但是大快人心，而且同样是宣告了﹕唯有发动共和革命，才是走向共和的人间真理……
《走向共和》传播海外之后，虽然立即就有保共改良人士为密切配合中共的禁播禁售，而攥文老调重弹地指斥“孙中山太莽撞，破坏了大清朝和平改良的可能和前景”，然而，历史剧《走向共和》却用徐锡麟、吴樾等原改良人士以鲜血记录着的历史，还有就是恩铭和岑春宣们或得意、或痛苦的“自白”，将他们对“大共朝”怀着种种私欲的“忠心”，消音在当代中国共和革命必将再起再胜的“风声鹤唳”之中……
孙中山先生虽有一句名言，谓“华侨是革命之母”，但是，在历史剧《走向共和》的剧情发展中，却一再地和动情地表现了孙文的胞兄孙眉对弟弟从事革命的倾心支持。
在那广阔而又美丽的牧场上，因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而逃往南洋的孙中山，虽然满脸胡茬，衣冠不整，但他那一声欢快的、却又是深情无限的叫喊──“哥──”，确乎已经将观众的心喊出了一片神往之情……
在日本中山学堂里面，当孙中山正在对华侨青年讲授我们中国人应当追求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共和革命道理时，他的哥哥──孙眉，却拎着一只不小的皮箱，从 檀香山赶到日本，悄悄地站到了教室的窗前──皮箱里装满的，竟是他未到开春季节就卖掉两千头小牛犊所换来的钱，以用作弟弟发动共和革命的经费……
在没有了牛、连两千九百亩的牧场也为弟弟的革命变卖一光之后，还是在檀香山他哥哥的家里，“色厉内亲”的哥哥，最终还是将藏在裤腰带里的那一千美元掏 出来交给了弟弟，这可是他最后一点做生意的本钱了。然而，《檀香山新报》──一份就要痛斥保皇改良的著名华文报纸，就这样地诞生在海外……
孙中山辜负了他的哥哥吗？“辜负”了，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当有人从广东拍来电报，要他任命其兄为广东省长时，孙中山亲自拍电“否决”了……
然而，孙中山当真辜负了他的哥哥吗？当然没有！因为，哥哥所 支持的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了！因为，他的弟弟，在革命的十六番寒暑间──坐轮船，便将朋友为他买好的上等舱票换成了最下等的；住旅馆，则站在华侨已经为他 租定的二十美元一天的豪华旅馆柜台前，要求退钱，转而去住一美元一天的小旅社；他的哥哥将大把大把的钱给了他，可是他常常都是一文不名，甚至连喝一杯咖啡 都要赊账；特别是当他与宋家的庆龄终于结成连理之时，他只能从自己当年送给那个小庆龄的钢笔帽上，褪下那一个小小的金属环，来作为他赠送给新婚妻子的戒指……。但是，当华侨剧团演出结束后，他不仅将所有捐款都付给了演出了革命戏剧的“革命同志”──他是这样地称呼他们，而且只因捐款稀少，自己又身无分文，而当场取下腕上的手表，将它也送给了演员们……历史剧《走向共和》就 是这样地根据历史的记载，将我们前一代共和革命领袖的志气和操守，深情地、并且是用心地展现在当代的观众面前；更将共和革命领袖与共产革命领袖的“深沟巨 壑”，甚至是与前代保皇改良党人、以及当代保共党人的巨大差异，不着痕迹地对比在“剧情和画面”之间，令人充满景仰，亦令人“痛定思痛”……
历史剧《走向共和》之第五个至为重要的启示，就是她预言了当代势将爆发的中国革命，将岂止是一场民主推翻专制的共和革命，而且是一场中华民族誓言要驱除马列洋教的民族革命。虽然她必须追求和平的方式，但绝不放弃任何革命的形式。而中共五十余年来远远超过满清专制荼毒的种种血腥手段和欺骗行径，所早已激起的人心觉醒，所能够激荡的革命风暴，势将从政治、思想、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埋葬那个已经侮辱、虐待和疯狂毒杀了我们民族国家五十余年的洋教专制复辟政权。因为，非如此，我们就绝对没有可能重新开始“走向共和”，直至最后地“完成共和”。
历史剧《走向共和》之第六个至为重要的启示，乃是指出了当代中国的共和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历史传承性；指出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建国道路，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恰恰是我们今天必须奋斗和建设的方向；它甚至启迪了我们，必须正视当代共和革命所带来的震撼、所制造的变局、所可能产生的流血或混乱……虽然它们全为中共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所一手制造，所长期造就，但却要我们的人民用理性之手去完成……这个理性，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思想，以及这个科学思想在当代“法制化”的实现……
历史剧《走向共和》之第七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她热情甚至是深情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就是她热情并且是深情地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为使中国“走向共和”所作出的艰难奋斗，所流过的无量鲜血；就是她热情特别是深情地一再表现了，正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才是真正地要“走向共和”的，才是要走向“真共和”的，才是要把我们的国家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的。所以，“谁是新中国”这一二十世纪的“天问”（说明3），便在《走向共和》那一幅幅璀灿画面上，得到了解答和证明。所以，我们才敢说，“还我民国，再续共和”，乃具有着的历史的完全正确性；我们才敢说，中国国民党的奋斗，一旦拋开了要推进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使命，它就“不再是中国的国民党”了……。
而孙中山先生在历史剧《走向共和》里所一再高喊过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所一再呼唤过的“民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一再指出的，“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就实在为我们推翻专制复辟，重建中华民国，增添了无穷尽的力量……
总之，历史剧《走向共和》，她对惊醒当世人心，批判“保共改良”误国，号召“再造共和革命”以推倒当代“共产革命名义之下的疯狂专制复辟”，将起到的历史性影响，委实难以预估。当此之际，自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推行了二十五年“保共改良”的中共洋教专制复辟政权，犹将何去何从，虽全在彼一念之间，但是，不管他一念为何，是已经太迟的民主改革，还是决心残酷地镇压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其“保共改良”之必死，其保共镇压之必败，则为天地人心之无疑。这，才是本文虽意在评论历史剧《走向共和》的美学价值，却命题谓“保共改良二十五周年祭”的由来。
作者说明﹕
1、本文所引，均出自历史剧《走向共和》或《谁是新中国》一书上卷第一章“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2、这是本文作者于八十年代从事美学研究的心得，曾在国内大学或文艺界讲演，均极受欢迎，将成书出版。
3、《谁是新中国》一书被一些評論文章称做“二十世纪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