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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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

 

――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教訓

 

 

黄旭初

 

 

联俄容共、种下病根

  国民革命军收复京沪,江南初定,不久而清党事起。

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为甚麽要清党呢?这好比体质虚弱的人,因进补失宜,中毒变瘤,为保全生命,不得已只好动手术而割瘤了。现在简单先述其进补变瘤的经过。


  孙中山先生搞了数十年革命,直到民国十二年,他自己说还是个不生不死的局面,就为国民党本身太过虚弱无力了,非吃点补品以壮实体力,不足以有为。当年的情势是:第一、对外正苦无法冲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造成的反革命环境,刚好碰上苏俄要向中国进行它的计划,看上了国民党这条路可以利用,而扮着同情中国革命雪中送炭的样子,先来拉拢,表示愿予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恰合孙先生的急需,因此而联俄。第二、对内深感国民党的本质和作风,已不能作智识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的领导,和适应全国人心期待打破现状的要求,必须输入新血液以振作革命的精神,苏俄既提出教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三民主义的运动而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苏俄又保证不强行共产制度於中国,当时中共的势力还微不足道,中山自信可以驾驭它,因此而容共。此在当年不能不说是对症下药,不幸的是,此政策只行得一年中山便逝世了,这剂补药的副作用遂发作起来逐渐成瘤,几乎断送了国民党的生命!


  苏俄的阴谋是要藉国民党的掩护来养大中共以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中山一死,后继者再没有像他的魄力,苏俄顾问鲍罗廷乃令中共利用党团分化国民党成左右派,使之自相斗争,从此国民党即内讧不绝。民十四年七月一日以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的机会,将右派的代帅胡汉民拉下来,而捧左派的汪兆铭为主席。利用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案,将一批资深望重的老同志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逼走;这批老同志愤党权为共党所把持,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北京西山孙总理灵前集会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的党藉和解除鲍罗庭的顾问职务,并在上海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抵制广州的中央党部;是为西山会议派。十五年一月广州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弹劫西山会议派的举动为违法,选举结果,悉被屏弃,西山会议派乃在上海自立中央党部与广州对立,形成为反共的先锋。自廖案后,军界元老许祟智也遭排斥,军权归入蒋中正掌握。蒋是主张北伐的,而共党却反对北伐,阻挠无效,竟演出中山舰事件以劫持蒋氏,但又失败,汪兆铬因此避往海外,於是党政权也归蒋氏主持。

  军权民运、国共平分

  国共两党本该因中山舰事件而决裂的,但为事实所不许,在蒋为实行北伐,万难放弃苏援;在共因羽毛未成,仍有赖国民党掩护;彼此都有继续利用暂时隐忍的必要。於是国共成立协议:「共产党完全放弃军权,不再任军官及党代表,并不得对军队宣传共产主义;国民党将民众运动之组织指导交共产党负责。」此时各自心里的计算可能是这样:在国民党以为军权不在共产党手上,他自然跳不出我的掌中,一切可留待北伐成功后再算,目前只求他勿妨碍北伐;在共产党却视民众运动为对抗国民党最好的政治武器,只要跟着北伐军势力到达的地区,尽力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组织,确实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愁挟持国民党不住,而且国民党人向来不知争取工农,正给自己以方便,所以不必再反对北伐。
  北伐实现了,在初期,国共双方似都暗喜自身力量的增壮。蒋总司令半年工夫即平定了湘鄂赣闽四省,声威鼎盛,收编了不少降军,实力大增。共党有许多湘鄂籍的干部如毛泽东、董必武等,在地方各界具有号召力量,国民党左倾的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驻在武汉,又与共党狼狈相依,不特湘鄂两省的地方党政机构和民众团体归其掌握操纵,又将党羽大量渗入了北伐军的各级政治部,并且吸收了有左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然而随着彼此力量的增加,更促进共方对於蒋氏的嫉忌,而在两湖制造反蒋的气氛。

  武汉中央、由共导演

  民十五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分批由粤经赣移汉,首批徐谦、宋子文、孙科和鲍罗庭到达后,不久反蒋行动逐渐起来了。最初是,十二月十三日一部份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议决:在国府未迁来以前,组织联席会议以执行最高职权,推徐谦为主席,发号施令。其次,十二月廿四日上午在武昌召开武汉三镇党员大会,午后续开庆祝党部国府移鄂及援助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武汉各机关、团体、民众参加的超过十万人,通过六项决议:巩固中央权力,统一指导机关;从速在武昌召开中央执委全体会议,解决党务问题;欢迎汪精卫同志即日销假视事;清除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拥护国府统一外交,打倒党内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的反动分子;积极反抗奉军进攻河南,准备对奉系军阀最后决战。从此湘鄂间打倒新军阀、欢迎汪主席复职、一切权力属於党这类标语文字,到处可见,社会骚然。这些都是鲍罗庭、陈独秀所设计而由徐谦、邓演达、郭沬若等来表演的。


  武汉情形暴露了共党的阴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乃暂留南昌,可能是望东南早定而移往南京。武汉方面因之指斥蒋中正为个人独裁,张人杰(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昏庸老朽更加剧烈。南昌与武汉,以演说和文章互相攻辩。到十六年三月初间,国共之间表面虽未破裂,而在南昌的多反共,去武汉的多赞成容共,显然分为两大集团了。共党为欲去蒋迎汪,要求速开第三次中央执委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务纠纷;南昌方面看透了对方的用意,初定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使其不能利用武汉的民众和军队来作怪,后因东南军情紧急,改为候长江下游战事告一段落再开;争执愈久,是非愈多;而蒋总司令东下督战去了,张人杰也回杭州,吴敬恒和钮永建在沪主持地下政治分会,在南昌的中委愈少,到武汉的渐多,经过若干人的商洽疏解,乃订期三月十日在武汉举行三中全会。到期,蒋中正在前线未能出席;李烈钧到汉两日,看情势不对,即托故回赣,不参加会议;由南昌来出席的只得谭延闿一人;故会议完全由共党来摆布。会议先通过统一党务指导机关办法、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外交统一方案等做法制,其次便依照这些法制去改组党政军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事,以符合共党的要求,替汪兆铭布置好再起的局面,使汪带头和蒋所号召的反共势力搏斗,以便共党乘机坐大,待汪蒋两败俱伤,而攫取中国革命领导权。会议过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由南昌移到武汉。自此,凡不赞成反蒋的军政人员,概被排挤、驱逐或逮捕。

  汪归复职、大呼向左

  满肚子领袖欲的汪兆铭,受了武汉方面的拥戴,由法国赶回来上任,四月一日抵沪后,即电武汉党部和国府,请示如何工作?并以调解党内纠纷自任的姿态,连日在沪和蒋中正、吴敬恒、蔡元培各人晤谈。容共政策无法续行,在蒋、吴、蔡等心里早已确定,但以汪属国民党人,他如真能负起疏解责任,使党内不再自相倾轧,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蒋氏因此於四月三日发出拥汪通电,一在表明他自己并无揽权专政的心怀,以间执徐谦各人攻讦的口实;一在期望汪能同心协力,一致奋斗,使国民党得达成革命的任务。四月五日午前十时,汪兆铭、蒋中正、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柏文蔚、宋子文、甘乃光等约集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举行谈话会,商讨党国大计。不料当日上海各报刊出汪兆铭和陈独秀的联名宣言,劝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全篇都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和国民党毫不相干。吴敬恒到会一见汪氏即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并声言「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辩论得汪氏狼狈不堪。但谈话会最后仍决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以和平方法解决党务纠纷。在南京会议前,暂议决办法四项:「一、由汪兆铭通知陈独秀,暂行停止共产党的一切过激活动;二、武汉中央党部与国府命令,凡属窒碍难行者,暂停实施;三、各级党部、军队与民众团体内,如有叛乱分子阴谋捣乱,由各该当局自行纠正;四、工人纠察队以及其他民众武装,均须服从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否财以反革命论,严加取缔。」汪对这些办法,自然不能完全赞同,但大家一致决议,他也无从反对,心情懊丧,第二天便往武汉去了。

  那时期的武汉民众,对共党的宣传和行动,正感惶惑,以汪氏为孙中山的信徒,当有正确的主张,故於其到汉,予以热烈的欢迎。不料,他接任中央军政主席职务后,绝口不谈三民主义,却手写宣言:「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总理遗教完全取消。凡我同志,赶快起来拥护此整个政策!」交各报刊印。并声称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共存亡,大呼「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对於上海谈话会决定的事项,完全置之不理。共产党得了汪做傀儡,自然胡作非为加倍的猖獗,武汉政府辖下於是成为无法无天的世界。


  桂籍将领、力助清党

  共产党不特到处大搞组织,而且武装工人和农民,连革命军都有受其宣传影响而发生心理动摇的。李宗仁以情势严重万分,乃向蒋总司令建议:请速电约李济深、黄绍竑来沪共商救党大计。蒋即采纳照行。李、黄应约相偕於某月其日到沪,上海市长张定璠亲往接船,说:「现在清势非常紧张,不可到租界里住,以免发生意外。」即送他们到兵工厂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去。李宗仁也住在部里。不久,蒋总司令即来会晤,他们报告了两广的情形和对付目前危局的意见。

  中央监察委员三月甘八日在上海举行过临时会议。四月二日下午七时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李煜瀛、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陈果夫八监委再开紧急会议,吴敬恒提出国民党内跨党分子与共产党勾结谋叛案,讨论结果,以证据确凿,四月九日将决议事项由监察委员会咨请各中央执行委员:「将访察所得之首要人物,予以非常紧急之处置。目前在各地方公开活动之共产党危险分子经党部摘发者,即通知当地军警暂予监视,一面制止其活动,以防阻叛乱行为於未然,并须和平对付,一面静候中央执委全体会议公决处分办法。至汉口联席会议及第二届中央执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皆为徐谦、邓演达、顾孟余等受苏俄顾问鲍罗庭教唆指使之倒行逆施,凡由该会议所产生之机关及其所发命令,本会亦认为诸多疑问,并请各执委参照事实,逐一核议其是非,凡可以承认者。即交付下届全体会议讨论追认之,否则暂予搁置。」同日,吴敬恒等通电汪兆铬及全国党员;检举武汉方面的不法措施,计有可痛恨之事共十一项,这是清党的第一声。

  在沪的中央执监委员依期於四月十五日在敌人炮声中(张宗昌、孙传芳军反攻江南)齐集南京开联席会议,汪兆铬和汉方中委不来,於是决定在南京另组中枢,实行清党。四月十八日反共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清党行动,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和广西在四月十二日便开始了。广东和其他地方到十五日才动手。初时在正式文告命令中,都避免使用「反共」或「清除共产党跨党分子」等字样,只说是各地工人自相冲突,当局不能不予以制止,而且表面上仍然标榜「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派」的主张,这一切无非是使汪兆铭和汉方同志看这方面的立场还是和自己一样,好容易转圜再行合流而已,却不管气坏了反共先锋的西山会议派。

  蒋总司令是具有深刻的反共意识的,但所属的部队情形便不同了。第四、八、九、十一各军,只服从武汉政府的意旨;第二军仍受在武汉的谭延闿遥制着;第三军朱培德奉武汉政府命令,挟其部队以主江西省政,态度模棱;第六军程潜充任武汉的中央军委会主席,且对南京深表不满;国民军冯玉祥更是骑墙派;坚决反共、拥护清党的将领,除第一军的何应钦外,只有在粤留守的李济深,在广西的黄绍竑、第七军的李宗仁和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四人,如果不是这几位有实力的竭力赞助,清党也许不容易实现的。


  李黄合作、桂共肃清

  现在要略述第七军和广西清党的情形。

  第七军一半由军长李宗仁率领出征,参加北伐,一半由党代表黄绍竑统率留桂,维持治安。李带着黄的图章在前方代黄行使党代表的职权,黄带着李的图章在省内代李行使军长的职权,毫无窒碍。清党会议后,第七军在芜湖,因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官兵的心理都不免有所动摇或迷惑,蒋总司令和李军长都要黄党代表去对军中说说话,好安定军心。黄由南京乘轮到芜湖,师长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和营长以上的人都见了面。黄除慰劳他们外,并将清党的意思对他们说明。他们说:「在未听到党代表的报告以前,一切情形都不很明白,军长不在军中,突然接到清党的命令,大家都很怀疑,现在才明白了。我们对两公都是一样服从的,现在两公的意见一样,我们就放心了。自从清党问题发生后,部队的军风纪都涣散了许多,真是可惜!」黄氏把政治部的人员应留的叫他们安心工作,应去的使自动离开,不难为他们。黄办妥后同京报告,蒋李都放心了。

  共党在广西最猖獗的要算东兰韦拔群了!私组武装的农民协会,两次攻陷县城,洗劫县署,大杀地主,实行分配土地,经派兵剿散,韦反谎报广州国府说是土劣勾官压迫农民。第七军政治部、省市党都和报馆都有共党党员。省内自接黄绍竑由沪来电指示清党后,省党部即以监委蒙民伟、执委盘珠祁【HGC盘珠祁,原文如此,当为祁盘珠之误。】、黄华表三人组省清党委员会主持其事,审讯则交由高等法院院长朱朝森会同第七军司令部军法处长蓝呈祺行之。因无意中遇一人为共党广西书记,把他看管讯问,坚不肯供,黄委员教将其妻同押一室,而使人於夜中窃听其夫妇所谈,乃知其顾虑所在,再提讯时,他请得朱院长和黄委员保证其生命安全后,即将全省各处共党组织和人事一一详供。

  清党委员会乃派黄同仇赴桂林、李岱年赴桂平、李天和赴梧州,按照所供去逮捕其人员破坏其组织,毫不惊扰就办完了。南宁扣押了梁六度、张瞻等十三人,忽一日公安局长周炳南来报,探得有人已定期要来劫狱,请示怎办?清委会立即据情以公函请第七军部妥为处理,军部代行人接函,以为时机急迫,遽批「枪决」,十三人就这样死了。李天和往梧州之经过很有趣,他到梧上岸遇好友梧州农民日报编辑夏学优问:「何事这样怱忙?」李道:「为清党事到警备司令部去。」说了立刻醒悟已泄漏机密,因邀夏同行,夏误以李知其为共党,到见了司令龚杰元,震栗不止,龚疑而即加讯问,并许他无事,夏供后,龚当夜捕得廿一人,无一漏网,清党过后,省政府努力继续推行二五减租。


  汪终反共,宁汉合流

  武汉方面怎样地演变呢?汪兆铭并非信仰共产主义,只在抢夺党政权力,得了武汉并不餍足,更於四月十七日下令撤免蒋中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开除党藉,通辑究办,而把那总司令职给冯王祥,想冯合力倒蒋,以并合南京;但冯却欲自作渔翁,并未接受,且於四月廿五日宣言反共,令汪大为失望。共党在湘鄂的搞法,激起了军人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在各处的反抗,和各地方人的捣毁农民协会;张作霖在北京公布搜获苏俄使馆秘密文件后(按),反共气氛弥漫了全国;汪等乃逐渐醒悟共党决无前途,对共方消极不合作。共党以汪搁置土地改革办法,纵容军人和地方反共的言行,已表愤激;到了卅五军长何键揭橥反共,更大起恐慌;七月十三日中共发表宣言迫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表明态度,又声明撤回其参加国民政府的共党党员;汪等七月十五日以政治委员主席团名义发布声明:指述共党破坏联合阵线根本危害国民党生命的种种事实,以答覆共党。共方不再争辩,鲍罗庭往庐山召徒党秘密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后,七月廿七日率俄人多名离汉入豫转蒙回俄去了。汪兆铭、孙科七月廿八日往九江和张发奎、朱培德有所洽商;卅一夜叶挺、贺龙率兵在南昌暴动;汪等到此才被迫清党,虽然迟了三个多月,总算南京方面的期望不至落空。从此联俄容共成为陈迹(却不料到抗日时期再来一次复活)(再按),武汉此时该和南京合流了,但汪怎好意思和被自己撤职、除籍、通缉的人就来握手呢!终於蒋辞职后,到九月中旬才告实现。




广州清党反共闻见记

邓文仪



摆脱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

  民国十六年一月初,由於中国革命北伐胜利很快,将要达到长江流域。中共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已建立了广大的农工群众基础,也利用俄顾问及国民党左派控制了中国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中心。他们曾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向第三国际及俄共中央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已达高潮,胜利在望。第三国际曾开了好多次的会,决定在中国实施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好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一样。俄国革命是在十月,他们准备在中国实行四月革命,由中共号召,用全国总暴动及中央革命的方式,夺取中国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为了执行决议,他们很快组织一个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指派第三国际的常务委员印度人罗易为团长。团员约一百人,有少数俄国人、日本人,而以中国人为主要成份,在莫斯科中共首要份子谭平山等同行,同时更在中山大学选派共党及其认为可以运用的学生四十人参加组织,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中国的广州、汉口,直接指导中国一九二七的共党大革命。

  代表团中大四十个学生中,三十七个是共产党团的党团员,只有三个中国国民党党员为罗芳烱、温忠和我,也许因为温忠和我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平日在校比较用功积极,也很诚实热忱,或可让他们利用。我在启行前才接到学校负责人的通知,说是派我回国参加中国大革命,我向告诉我的人说,我学业尚未完成,可否申请缓行,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使命,很荣耀的派遣,不宜申请缓行,我当时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派四十个同学回中国,为什么会派到我去?但行期匆促,不由分说,我就悄悄的於第三天整好行李,搭上由莫斯科直接走远东海参威的特别快的专车,到火车上才知道同行的人有一百名,同学有四十个,是一个大团体。第三国际特别组织的中国代表团,要在三星期内就赶到中国广州去参加中国大革命,我因为不明了中国大革命的实际性质是什么,一直是莫名其妙的在随著盲目行动,满腹疑问,无由解答。

  我们由海参威到莫斯科坐的是普通快车,沿途走了两个星期,这次由莫斯科到海参威的特快专车真快,沿途一切的车辆都让车,加水添炭都是准备好了车头在接力赶快,仅一个星期就到了海参威,下车休息不到一天,就改乘轮船,专用的轮船,早已准备好了,升火待发,轮船是用最高的速度直航,仅五天多就到了广州。

  在车上、轮上听同学们说到这一代表团到中国参加大革命的任务如何重大,大家都面有喜色,认为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我在这时曾和温忠及罗芳烱两同学说及,却认为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如果共产党真要革国民党的命,我们盲目跟著行动的困难和危险,更将不堪设想。他们说视情势深厉浅揭,我却在心中盘算,第一步如何摆脱代表团。第二步计划如何参加维护国民党,打破共产大革命的阴谋诡计。代表团行动诡秘,组织严密,人人都要受严格的约束,有人监视,要摆脱真是一件很困难,也很危险的事。

  代表团到了广州,共产党曾发动有关机关团体与学校热烈欢迎,预定在广州停留一个星期,就全体去湖北武汉(那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与中共中央,都早已迁到武汉),一周内有好几次热烈的欢迎会。有一次是在黄埔,由黄埔军校全体官佐学生举行五千人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会中,学校当局主要人在致词欢迎之后,参加代表团的人,临时推我致答词,我当时以出人意外,也没有准备,曾面红耳赤的推辞不讲,结果讲了很简单的感谢欢迎盛意,赞美黄埔军校成就卓越,战果辉煌的话,真是受宠若惊。

  因为我是黄埔学生,当时我才二十二岁,离开学校才不到两年,我真不敢登台向数千师友说话,这是我第一次登台讲话,脸红脖子粗,全身发热不知所云,好在结果尚可勉强渡过难关。由此使我感到他们要利用我,用抬举我的方法掌握控制我,将使我更不容易摆脱。

  在代表团快要离开广州之前,我曾先后见过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二十师师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黄埔老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负责人曾养甫与甘乃光,表示我不愿去武汉,想暂时留在广州的意思,他们都很赞成,如是我就假借身体不舒服的名义,向代表团的连络人请求缓去武汉,结果竟未留难,从此我就摆脱了第三国际代表团,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广州清党反共首当其冲

  摆脱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后,我恢复了自由,住在广州一家小旅馆内,我进行两种活动:一为转向国民党,接近广州负领导责任的人,二为找一个我有兴趣,能胜任,可以实践我所学,及参加积极反共抗俄的工作。

  我首先见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戴季陶先生这时不在广州)朱家骅先生、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长甘乃光先生、总司令部政治部代理主任曾养甫先生,和他们谈了好几次,甘乃光先生把我从俄国带回来的很多图书资料及纪录,大部份借去看,曾养甫先生对我十分客气关切,因为我没有钱,在未找到工作前,住不起旅馆,同时也怕共产党人找我麻烦,或来催我去武汉。曾养甫先生接我住在他家里,我们谈得很多,都是有关俄国及共产党的问题。甘先生、曾先生都要我写文章。由於曾先生的介绍,我更见了后方总司令部参谋长代总司令与中央军校副校长李济琛,我也一再访问了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及钱师长大钧等。我告诉他们第三国际和俄国所派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指导中国共产革命的,对於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其极大的阴谋,如果国民党本身不早日计划,准备反共抗俄的行动,危急存亡的事变,或共产党的暴动革命,很快就会发生,必须提高警觉,早议对策。他们很重视我的意见,似乎也将我的意见反应到了国民党的中央负责人与在前方领导北伐的蒋总司令,我开始写文章,以中国革命与民生问题为题目,由三民主义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主张中国革命要积极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我必须找一个工作,曾向三方面进行,一为到中山大学作助理教授,继续研究我在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完成的政治经济的社会科学,并在教学期间中整理资料,向中大朱先生接洽,他已应允我去当助教。二为到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母校服务,方教育长已答应我到政治部担任中校组织科长(国民党的党务科长)并正式发表命令,要我早日到差。三是曾养甫先生希望我参加广东省的国民党党务工作或军中政治工作,做他的干部。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就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总司令任命我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的上校政治部主任,兼广州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我是军人,自应服务命令。二月中旬,我就到任开始工作,因为是一个人,为了方便起见及经济关系,我搬到广州八旗会馆警备司令部里面。住在政治部的办公室内。这时,二十师及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工作是相当重要,也十分因难和危险的。因为原有政治部的秘书科长及团连政治指导员多是共产党。部队里面及广州市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非常激烈,已到短兵相接。由秘密斗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阶段,国民党对我期望殷切,共产党对我也十分重视。

  我在政治部工作不到一个月,我曾经不断到二十师各部队视察、讲话,接见军官及政工人员,考查视察广州市的警备治安,人心动向,及共产党的宣传与民运,将所得的情况加以分析,随时报告李代总司令及曾代政治部主任与钱师长兼司令,同时,我更和国民党省市党部及黄埔同学会、广州机器总工会、省会公安局、中山大学等负责同志密切连络,我发现共产党正在积极煽动宣传,准备暴动。由很多的集会及标语传单与情报资料分析判断,广州已在暴风雨的前夕。我一面反应我的意见,同时,更积极建议:连络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开始普遍调查监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各方面很快都有了警觉,不断的举行小规模的秘密会议会报,交换情报,商酌必要时自动,及立即进攻共党的方法与行动,由於政治部的地位与责任,我又刚从俄国回来,我在无形之间,对於反共斗争工作,很快就首当其冲,好在国民党一般同志都很热忱,对反共自救,救党救国,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经发动,共同响应,公共关系相当良好,李代总司令,曾代主任及钱司令等都决心坚定,授意并支援我们积极筹谋对策,布署防止共党暴动及主动搜查逮捕共党行动。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由於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等建议及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实行清党,蒋总司令发布宣言,命令全国实行清除共产党。这时在广州各地也一样的,共产党正积极准备大暴动,成千成万的共党农工群众组织及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都在广州市集中演习及不断游行示威,全省各县市的农会会员代表与农民自卫军,号称十万人,分别向广州市郊集中,表面上他们用庆祝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上海胜利大会的名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准备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与革命领导权的行动。他们定期四月十六日在广州市举行大会,我们收集了很多的证据,证明共产党计划在那天阴谋暴动,国民党中央清党反共的决定:蒋总司令号令全国执行清党,普遍搜查逮捕共党的命令,明智果断,得尽机先,真是中国历史与国家民族存亡的重大关键。

  广州的党政军民因为早有若干准备,接到国民党中央及蒋总司令的清党反共命令,后方总司令部便命令广州警备司令部负责执行,时间不到三天,真正准备行动的时间,仅有二十四小时。因为时危势迫,共产党已准备四月十六日暴动,如果不机先行动,以当时共产党的气焰及其实力论,国民党无论如何是注定惨败的。就是机先行动,也十分困难及危险,由於当时国民党虽有发觉,也有相当准备,但以组织、实力及群众力量论,实在无法胜过共产党,国民党唯一可恃的优胜条件,便是政权和军事指挥权在握,可以用维持治安名义及命令紧急处置,加之蒋总司令的命令清党反共,上海、南京已经连日实行清党的事实,及广州市的人心士气均有利於国民党,都是成败的基本关键。

  四月十二日晚上,钱司令约我研究,检讨当时的情势,及如何采取紧急行动的方法,我把各方的情况与连系的情形约略报告,他认为在社会及党政方面,动员党及各社团与黄埔同学会在广州的黄埔同学,加上机器工会的工人,中山大学的学生,配合军警,实行搜查逮捕,应该没有问题,最成问题的是军队,因为当时在广州担任卫戍的,仅有第二十师的五十九团,这个团的营连长,除第二营营长阮齐(军校二期同学湖北人)是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全营可靠可用之外,第一营、第三营的干部多已受共产党的渗透,紧急时恐不易接受命令,团长蒋超雄(军校一期江苏人)虽未加入共产党,但喜欢研究马列主义,同情共产党,乃是问题人物,钱司令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决定即日执行命令,除嘱向各方面紧急连系,加速动员准备外,军事方面决定明天(十三日)约司令部高级军官在他家里吃晚饭,并邀蒋团长参加,会商应变紧急处置

  我负责分别通知联系各方面有关负责同志,十二日晚通宵未睡,党政公安社团民众领导人员曾经商妥,检查共党组织及拟予搜查逮捕名单,分配任务,由各有关单位,就其所知道的人员及位置。分别派出人员配合军警查捕小组行动,仓促之间,全凭国民党反共革命的精神,以赴事机。

  警备司令部和广州市公安局及后方总司令部,於十三日完成紧急应变行动部署,钱司令晚间约集餐叙,研究如何解决军事指挥问题,饭前要我探询蒋团长的意见,我和他说:「南京、上海已於昨日开始清党反共,广州局势严重,问他的意见如何」?他说:「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杀共产党。」我说:「如果共产党要暴动杀国民党,我们如何对付呢」?他说:「暂时不会有这种事」,他袒护共产党,词意非常坚决。钱司令知道这种情形之后,决定不要蒋团长指挥。嘱其晚间不要轻易离开团部,另派副团长徐敦荣与第二营营长阮齐担任军事指挥,这是明智的决策,军事指挥问题得到完满解决。

  十三日夜晚二时开始戒严,实行全市清查搜捕共党及工人纠察队。到十四日早上十点钟解严,八小时内,逮捕共党份子超过万人,临时送到市内八个戏院监禁,然后分别审问处置,大多数的工会农会代表及武装人员闻风逃散。十六日的庆祝大会不准举行,共党暴动就这样一时烟消云散了,广州清党反共的工作,很快告一段落,事前我首当其冲,事后我就没有过问了。这是我最初遇到最困难与最危险的事变,我这次的冒险犯难,祗可说是侥幸得到的成功。


(轉自《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