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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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剿匪與西安事變

 

——《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選刊

 

【析世鑑】製作組

 

訪問:李毓澍
    紀錄:周道瞻
    時間:民國五十三年五月至五十四年十二月
    地點:臺北蔣公館

     ……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採取的政策,一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作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爲誘餌,鼓動他們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 死了這些親友留下血債,這樣這個地痞便害怕地方人士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 脅老百姓,不准向國軍吐露一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 匪幹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 這樣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一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 殺死的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僵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至於說到共匪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不外是「短打突 擊」,在整個戰局上應是居於劣勢,但是在部份戰役中他們會爭取勝利,他們仰仗地形熟、情報靈活、訓練士兵能急行軍、能耐疲勞,在最短期內迅速結集優於國軍 某一部份幾倍以上的兵力,很快的解決國軍的小部隊然後脫離戰場,四散奔逃,使國軍找不到還手的主力。這多次的小勝利挽救整個局面的劣勢,他們利用這種戰術 使國軍吃虧不少……
    
     以上蔣鼎文先生憶江西剿匪,摘自《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 (博訊 boxun.com)


    
    
江西剿匪
    
(民國廿年至廿一年,19311932
    
     中原大戰結束之後,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大致已屬中央節制,西北軍人也紛紛效忠中央,閻、馮勢力已成強弩之末,全國大統一局面似乎就要實現,國家前途呈現 一片美景。委員長駐節洛陽,我兼任隴海路西段警備司令,我的部隊分駐在隴海線上。有一次委員長在洛陽對我和顧墨三說:「現在內亂平定了,國內無事,國家用 不著養這麼多的軍隊,裁軍的事牽涉很多,我們也不必裁軍。中國版圖這樣遼闊,西北的資源蘊藏豐富,而又如此荒涼落後,亟待開發,需要大批人力去開發西北, 西北開發了,資源有了,才能建設現代化國家。而現有的兵員正可用來作開發西北之用,你們兩人的意見怎樣?」顧墨三默然不語,我回答說:「這樣當然很好,可 以替國家的富強打下一個基礎,人生的光陰不過幾十年,替下一代樹立一點功業也是應該的。不過,西北的路程是如此遙遠,隴海鐵路都沒有完成,開發西北首先要 解決交通,現在交通這樣不便,運輸這樣困難,開發西北的牽涉這樣多,不知怎樣著手呢?委員長說:「隴海鐵路可以用輕便鐵路先行舖好,舉個例說,墨三率領一 個師在前修路,你就帶一個師在後面接濟,把輕便鐵路鋪起來,開發西北的工作就可以按照計劃進行了。」可見此時委員長對於開發西北,謀求國家富強是有他的理 想的。此時我歸心似箭,十九年七月間中原戰事吃緊之際,我接到家中電報,知道父親去世的噩耗,我向委員長請假回鄉奔喪,前方軍情緊急,委員長不准假,勉勵 我節哀移孝作忠,墨絰從戎。此時中原戰事結束,隴海鐵路線安定非常,我必需返鄉料理先父喪葬事宜。北伐以後,東征西討三、四年來,幾乎無日不在槍林彈雨中 渡過,也需要作一短暫的休息。我請准了假,由洛陽與何應欽合坐一架只能搭乘兩人的小飛機,飛漢口轉諸暨家鄉,開發西北的事乃由墨三統籌。我在家鄉把先父營 葬完畢,遵循他的遺志,籌辦了盤山學校。與地方父老和家人作短暫的盤桓才去到南京,知道顧墨三準備帶九個師去開發西北,陳繼承的第三師已到了潼關,委員長 另外撥八個師在後面運輸補給,眼看開發西北的事就要實行了。我對這件事也深感興趣,我趕到洛陽時正好是過陰曆年(陽曆是民國二十年一、二月間),朱培德正 在洛陽點驗楊虎城的部隊,我也曾參與其事。楊虎城本來就出身不正,是西北一個小小軍閥,中原戰爭之際,他駐在河南,與中央方面他有連絡,閻、馮也把他看成 同夥,楊虎城自己是騎牆意存觀望,坐收漁人之利,中央忙於戰事,只有對他敷衍,閻、馮事件解決,楊虎城也就俯順中央的改編了。
    
     去西北開發的事正在安排,江西剿共的軍事又把西北開發之事耽誤下來。原來共產黨在南昌暴動失敗之後,南窺贛、閩、粵一帶,終與湖南暴動的毛澤東合流,在井 崗山(贛南)建立了根據地。中央方面年來忙於中原戰事,無暇進剿,贛、鄂、湘地方部隊雖然進剿,但收效不大。中央爲根除共禍,決對贛南共匪作一次澈底進 剿,開發西北的事暫時擱置下來。委員長命令我擔任剿匪軍第四軍團總指揮,以第九師爲基幹,再配置其他部隊:朱培德爲第三軍團總指揮,以第八師爲基幹,自河 南出發前往江西。我們那時稱共產黨爲朱毛,或朱毛彭黃,彭是彭德懷,黃是黃公略,以後黃公略在江西被打死。這幾年來他們在贛南施行暴力「革命」,武力發展 得很快,曾經一度攻陷長沙,現在已佔領了贛南和閩西十幾縣地盤,有一次中央軍進剿,師長張輝瓚被俘而死,所以共產黨力量也不可以輕視。
    
     我所率領的第九師是歷經戰陣,歷經補充,人員充足,足有一萬五、六千人,其餘的序列部隊隨時撥歸指揮的,事隔太久,一時不易想起。我率師南下經撫州南豐克 復了廣昌,廣昌再往南去便進入到匪的老根據地,沿途都有小規模的戰鬥。以我的第九師來說,和共產黨交鋒這還是第一次,這一年贛南天氣亢熱,士官兵長途行 軍,對贛南水土不服,加以進入匪區之後,共匪實行堅壁清野政策,把糧食運走藏匿或焚燬,把壯丁帶走。老弱婦孺留下,我們進入匪區後幾乎完全仰賴後方補給, 有時補給中斷,士兵們便營養不良。匪區中由於經過長年封鎖,食鹽最感缺乏,這是我們行軍中一項大困擾。另外醫藥衛生器材缺乏,瘧疾猖獗,光是我第九師的病 患就有三千多人,隨軍的醫護人員根本沒有辦法來醫護這樣多的病患。匪區中一切情況不明,自不能留下病患。所以,在行軍途中構成一項嚴重負擔。那時我們的空 軍有限,陳嘉尚雖然用小型飛機來接濟我們奎寧丸一類的醫品,但是爲數太少,實在無濟於事。由於種種原因,行軍宿營途中時常發生嘯營,嘯營是一種非常可怕之 事,由於緊張和疲勞而產生,睡眠中全營驚叫,是一種集體的歇斯底里症,我就曾親眼看見我的士兵在夜間嘯營。有一夜行軍之後,我睡在樓上,半夜沒有入睡,看 見一隻小貓從熟睡的士兵身旁經過,這個士兵矇矓恍惚中一聲驚叫,全屋士兵皆在睡中隨之驚叫,怕人的很,我在樓上用手杖狂擊地板才寂靜下來。
    
     贛南的老百姓內心大都反共,由於共產黨手段毒辣殘暴,敢怒而不敢言,也有的揭竿而起與之反抗,由於行動未能團結,步調未能一致,往往遭共產黨個別擊破,而 被消滅,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在軍隊開到寧都縣境一個地方叫翠微峰,翠微峰上聚集了兩、三千反共的老百姓,翠微峰四周都是懸崖,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共產 黨除以圍困的辦法對付他們之外,眞是一籌莫展。他們聽說我進駐寧都,派人來向我乞援,歡迎我去看一看。我自己曾爬上陡壁,提起那些懸岩,我爬的時候手腿都 發抖。我以彈藥糧食予以接濟,這些老百姓是反共最堅決的,我不能看他們坐以待斃。將來政府在贛南建立政權,他們都是最好的基層幹部。我因軍事調動,離開時 告訴擔任綏靖主任的賀國光,請他無論如何要解決翠微峰上這三千多老百姓困難,或者把他們調下來編組訓練,或者助其械彈使其清剿殘匪。那知賀國光居然不聞不 問,聽說後來這些人用白石灰寫「救我們」在山崖上,根本無人理會,全部餓死於翠微峰。我們就這件事來說,實在對不起江西的老百姓,政府在江西進剿時沒有能 夠好好利用民間反共力量,把他們組訓起來以協助國軍,反而聽他們自生自滅,實在是一件失策。
    
     在這一次剿匪行動中,我率領的這一部份正行軍到興國,陳濟棠(伯南)在廣東背叛中央,中央預定三路南下討伐陳濟棠,我擔任左路,顧祝同擔任中路,何鍵擔任 右路。我與我的部隊連絡和與蔡廷鍇的十九路軍連絡統用無線電通信,這些通信被匪偵破,所以我與蔡廷鍇的行動便暴露了。
    
     原來早在江西時代,共產黨就曾不惜財力物力研究通信破密的方法,從各方延攬專家負責破密工作,國軍在通信洩密上吃了共產黨很多次的虧。我指定的部隊在泰和 結集,我自己率領第九師與蔡廷鍇約定在興國以北的二十裏高興墟會晤,入贛以來,我始終還未曾與他面會過,有很多事要與他當面解決。我的第九師原來的兩個旅 都很精銳,另外一個補充旅是從唐生智部隊改編過來的,戰鬥力比較薄弱,所以我命令補充旅掩護三千多病兵先行,我在後面殿後,如果前方有情況,我可就地支 援,陣列不致淩亂。我趕到高興墟是按照預定時間到達,蔡廷鍇未能按照預約趕到,我當然不能久候,遂下令前進,我自己率領的獨立旅開到老營盤(曾國藩曾在老 營盤吃過太平軍大虧,原因就是這裡的地形不利防守)。第四營剛開過浮橋,橋被山洪沖垮,這時兩邊高山上的匪軍像潮水般衝了下來,佔有地利的高地已被匪軍佔 領,從老營盤到黃土墺一共三十餘華裏,路旁兩邊盡是高山,深谷中是一條路,行軍在這條小徑上危險可知。我也曾派斥候探聽匪情,都回報說並沒有大量結集匪軍 的跡象,這時那裡來這樣多的匪軍,我拿望遠鏡兩邊估計一下,足有三個師以上的兵力,敵人的力量足足的三倍於我。友軍在山外自然沒有辦法打進山區來支援我, 同時事急勢迫根本來不及支援,兩邊的山上樹上都張貼了「活捉蔣介石走狗蔣鼎文」、「消滅第九師」和許多勸降的標語。這時我們已被圍在絕地裡了,在狹窄的小 路上擠滿了騾馬輜重,想動一下都沒有辦法。我想到兵法上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我把心一橫,下令就地作戰,自尋掩避,不准離開自己所在 地一步,命令二十六旅增援、二十五旅擔任後衛。山上的匪蜂擁而下,殺聲震天,高級幕僚及旅長之流,都因爲處於絕境和優勢的敵方兵力而寒了膽,有一個團長向 我報告說:「總指揮!我們衝出去吧!」我堅決的命令說:「絕對就地應戰,不能突圍」這樣的惡劣地形,敵人居高臨下,我只要稍一動搖下令突圍,陣勢必亂,正 好成了居於高地的敵人活靶,我這一師的士兵階層非常健全,訓練好、聽指揮,對我有很大的信心,聽說我下令就地堅守,每人都能目不見掩蔽,沉著應戰,打死不 退。這樣的惡戰一直打到第二天,匪軍看著沒有辦法消滅我們,才向四面八方退去。匪軍的爬山本領好、地形熟、能吃苦、長於急行軍,所以易於集結,也易於疏 散。等到國軍整頓好再進擊時,很難捕捉到匪軍主力。
    
     這一仗如果我不當機立斷,下令就地堅守而輕易突圍,步伐一定混亂,而難以掌握部隊,一定全軍覆沒,葬身於此山之中。匪方所採取的戰略是「短打突擊」,以數 倍或十倍的兵力,在最短期內迅速結集,以最快的方法解決國軍的一小部份,這小部份也許是國軍最精銳的部份,獲得局部戰果,然後四散奔逃,國軍反擊的機會都 沒有。對付匪軍的這種戰術就是要撐得住,堅持到最後五分鐘「苦撐待援」,匪攻不下,眼見援軍即到,構成內外夾擊之勢,自然會及早脫離戰場。抗戰勝利以後共 匪仍沿用這種戰術,不過思想上又有了改進,改成「圍點打援」,在戡亂戰中以此辦法對付國軍。
    
     蔡廷鍇所以沒有能夠按時趕到高興墟,也是因爲蔡的部隊遭到匪軍的中途攔擊,匪對蔡部所施行的辦法,仍然是短打突擊。蔡廷鍇自己率領了兩個旅,由副師長張炎 指揮與匪惡戰,蔡部六十一和六十二兩個師增援才把匪軍合圍勢態打破,蔡廷鍇的軍餉銀元損失淨盡,連自己的衛士都打死了。蔡率部靠了上來,我的處境才更爲安 全,我在頓丘與蔡廷鐺見面時兩眼充血,等到計劃出擊,匪的主力已不知去向。張炎後與十九路軍關係不好,我曾保送他進入陸軍大學,以後死因不明。
    
     這一次戰役結束之後,上峰命令我進駐富田。富田便是宋代名臣文天祥的故鄉,也是收復不久,共匪內鬨中所謂「富田事件」就是在此發生。毛澤東曾以「富田事 件」清除異己,展開殘酷的清算鬥爭。我行軍到方石嶺時,韓德勤的五十二師撥歸我指揮,我知道五十二師戰鬥力薄弱,韓德勤不能擔當作戰任務,我乃命令五十二 師在後衛掩護輜重和傷患,我由方石嶺出擊。到九村嶺時接到報告說五十二師在後衛受到匪軍的圍擊,我立刻命令二十五旅五十四團團長陳卓民向五十二師方向搜 索,策應相機增援(陳卓民以後因功升第九師師長,抗日戰爭後在廣西陣亡)。不久陳團長報告說五十二師整個垮了,那晚天下大雨,我一面指揮佈置第九師防務, 一面下令收容五十二師殘部,通宵未睡。我進駐富田不久,韓德勤和他的副師長來見我,他們都被匪俘去,由於他們化裝成伙夫,未被匪發覺而釋放歸來。他們報告 作戰經過,並且說五十二師旅長文仲孚戰死,以後聽說抗戰期中韓德勤、李守維在蘇北的黃橋又曾全軍覆沒,李守維被水淹死,韓德勤又被匪軍俘去。
    
     我們在富田作短暫的休息,開向吉安,在富田到吉安的途中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國難日亟。廣東方面,由於餘漢謀響應中央,陳濟棠離粵,對廣東不再 用兵,國內在政局上有團結一致的傾向。我遂留在贛東、贛南搜剿方志敏匪部四、五萬人。第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日本軍閥在上海挑釁發動滬戰,十九路軍在上海 英勇抗戰,我奉命經江山調衢州,再調淞滬援助蔡廷鍇,陳銘樞擔任右翼防務,在滬杭路佈防指揮第九師、第十師(衛立煌部)和八十三師。在滬杭線佈置了幾線工 事,準備作戰,還沒用著就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採取的政策,一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作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爲誘餌,鼓動他們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死了 這些親友留下血債,這樣這個地痞便害怕地方人士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脅老 百姓,不准向國軍吐露一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匪幹 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這樣 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一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殺死 的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僵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至於說到共匪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不外是「短打突擊」,在 整個戰局上應是居於劣勢,但是在部份戰役中他們會爭取勝利,他們仰仗地形熟、情報靈活、訓練士兵能急行軍、能耐疲勞,在最短期內迅速結集優於國軍某一部份 幾倍以上的兵力,很快的解決國軍的小部隊然後脫離戰場,四散奔逃,使國軍找不到還手的主力。這多次的小勝利挽救整個局面的劣勢,他們利用這種戰術使國軍吃 虧不少。我針對共匪戰術,訓練部隊要能堅守到底,就地作戰決不撤退,苦守待援。在廬山訓練時,委員長找我去談話,我把我剿匪的意見報告了委員長並且說: 「有裝備好訓練好的三個師兵力,採用我的戰術,是足以剿平共匪的。」民國二十三年二、三月間,陳辭修率領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三個師在江西進剿,沒有多 久便全部斷送了,就是因爲他不懂匪軍戰術之故。
    
     淞滬停戰協定後,上海附近不得駐兵,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後來居然釀成閩變。我們調到蚌埠整訓,第九師師長出缺,委員長要我保薦一個人當第九師師長,我保薦 了李延年。其實照私人關係上講,我應當保甘麗初當師長,甘麗初是我的學生,與我的關係深厚,又是副軍長,我和他親如手足一般,但是李延年能打仗,有戰功, 我不能以私害公,還是保舉了李延年。我自從軍以來,是採用唯才是用的辦法帶兵,我部下排長出缺,由誰來升任,人人都能猜出,因爲功績是明顯的,升了以後沒 有一個人說是不公平,全軍皆心服我治軍決不挾有私心和成見。李延年來蚌埠接任,我移交給他二十五萬元的軍費,那是五個月的軍餉和師裡的公積金,我召集全師 官長訓話說:「今天的革命軍人一定要服從蔣總司令,我保薦李師長而不保甘麗初,就是我不私心和服從總司令的證明,革命軍人不私心,才能打勝仗。」我率領第 九師時,時常輕裝簡從,夜間查營,偷聽到士兵們私下談話說:「師長待我們眞好,他比我們都苦呀!」所以我對第九師的弟兄們很放心,他們一直都很好、很能作 戰,以後第九師一直是國軍中能戰的勁旅。
    
    
閩變與治閩

(民國廿二年至廿四年,19331935
    
     淞滬停戰協定簽字之後,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去。淞滬之戰抬高了十九路軍的身價,加上那時各地抗日情緒增高,鼓動對日全面抗戰。中央方面仍然是採取安內攘外的 政策要先剿赤禍,自不得不對日本方面暫時覓取妥協,這樣增加了十九路軍與中央的距離,蔡廷鍇、陳銘樞認識不清,昧於大勢,盲目的發動閩變,成立偽「人民政 府」,是一件可悲的事。
    
     我們在蚌埠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編,又到江西去剿匪,我擔任贛鄂粵閩湘五省剿匪軍北路總指揮,委員長親自在南昌督導剿匪。我從長江艦隊朋友處得到福建有不穩的 消息,說中央銀行被封了,要另外成立政府了,蔡、陳要反叛中央了,我就去見委員長,把我聽到的消息一一向他報告,委員長不太十分相信對我說:「銘三,不要 輕信謠言。」大概是十一月初,委員長特別要我去見他,告訴我說:「蔡廷鍇果然造反了!」他很生氣的把一大疊電報扔在地上大發脾氣,似乎對福建除了軍事以外 別無他途了。這時既要對匪作戰,又要部署福建軍事,委員長辛勞是可以想見的。委員長對我說:「銘三,福建的一切情形你最熟悉,中央軍的部隊任憑你自己挑選 三個精銳的師,我以一切方法支援你,你以決速方式深入福建剿平閩亂。」十九路軍曾與我共過生死患難,尤其是贛南剿匪之役,可以說沒有我便沒有十九路軍,沒 有十九路軍也沒有我蔣銘三,現在要我與當年共生死患難的袍澤相廝殺,的確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以後聽說十九路軍在福建正式的成立了「人民政府」,並且和共匪勾搭上了,把總理遺像扔到地上,完全否定了國民黨,我才意志堅定起來,把中央撥過來的精銳整 頓好,向福建進軍。加上給養充足又有空軍支援,軍事行動非常快速,二十二年元月就佔領了福州,把閩變解決。
    
     十九路軍退到閩南,像沈光漢、區壽年等部都接受中央改編,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等逃到香港,有的出國。中央把十九路軍番號取消,軍官調南京受訓,士兵調 河南交劉峙併編訓練。中央任命陳儀(公俠)爲福建省政府主席,委員長應陳儀之請,要我擔任福建綏靖主任,專門負責福建方面軍事。起初我由於事實需要,把福 建綏靖公署設在漳州,不久遷到建甌,主要任務在平定福建的土匪。原來民國七年護法之後,泉州一帶爲南北洋交界之處,總理爲擴充革命武力,鼓勵老百姓自己組 織軍隊,由總理下委任狀委了很多司令,這些人的素質自然良莠不齊,許多不良份子、地方流氓、地痞也各自成軍。有的私設關卡,有的向百姓徵稅,各自爲政,把 福建地方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以後中央注意於北伐工作和討逆戰爭,對於福建這些亂七八糟的軍隊無暇過問,任其滋生。福建省政當局對他們更是毫無辦法, 只有敷衍他們,民間痛苦不堪,福建的僑鄉遭受到這一班人的蹂躪,僑胞都不敢回鄉掃墓,僑資也大受影響,後果是很大的。僑胞對祖
    國的政治失去信心,時有不滿的煩言。
    
     我在民國六、七年到民國十三年間常在福建來往,又在護法政府軍事部門服務,對於他們的淵源頗有瞭解,對於他們的大小領袖也有一點直接間接關係,委員長把我 請去和陳公俠一起談論對於福建地方武力善後辦法,我便陳述了我的主張。我說:「總理在護法時爲了擴充武力而利用這一班人,這些人當中有的雖非善良之輩,但 也有熱心愛國愛黨之士,不能一概而論。不管怎樣,他們都曾接受過總理正式的委任狀,我們今天奉總理爲國父,我們不能在國父逝世後對於他委派的官職下予承 認。而且這一班人在地方上有他們個人深厚的勢力,與西南的不穩份子或北方殘餘軍閥難免互通聲氣,如果我們以武力解決他們,地方將受糜爛,他們可能變成股匪 深入山區,清剿更爲不易。所以我主張先撫後剿的辦法,對總理所委任的官銜一律承認,使得他們面子上過得去,告訴他們現在國家平靖,以前的番號不再適用,而 且國家正要建設,沒有辦法養育龐大的兵員,對他們只能編成地方保安團隊。爲了整編成立編練處,施行編組訓練,平時保衛地方,戰時動員可成國軍勁旅。既編之 後,一切非法的設卡徵稅和擾民行動一律停止,否則依軍法究辦,以往非法行爲概不追究,開其自新之門。凡不受撫招的自屬少數,對於不接受編訓的人再行進剿, 並准其隨時招安,這是最好的辦法。」陳儀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爲福建省的財政沒有辦法負擔招撫後編成保安團隊的給養,其實這是很膚淺而幼稚的想法,不招撫 他們,他們就地向民間徵取給養,橫徵暴欽,巧取豪奪,還不是取自民間。民不堪其擾,政令永遠無法推行,民間永遠無法平安。委員長當下答應,招撫之後保安團 隊的給養由中央負擔,這又是權宜的因人制宜之計,否則那裡有中央負擔地方團隊薪餉的道理?
    
     這些大原則決定之後,我便展開工作。上面說過,由於我常在閩南往來,與他們大多相熟或相識,他們聽說我來擔任綏靖司令,都一一來見我,並無絲毫隔閡。他們 向我表示絕對聽命於政府,所以收編工作進行的非常順利,沒有發生任何一件不愉快事件,一共收編了十八個保安團。也有少數的不良份子由於個人在地方作惡多 端,害怕政府的法律制裁,個人攜械逃亡的,但是在以後治安良好的情況下,不久也自然消滅。他們編成保安團隊,經過一番整頓訓練,都變成軍風紀嚴明的保安 團,維護桑梓。
    
     由於治安良好,民間沒有苛擾,政府的政令連僻壤之地皆能到達,多年未曾返鄉的僑胞亦紛紛歸來掃墓與族人團聚,並且帶回大批的僑資來建設地方,行旅安於途, 農夫安心耕作,福建的建設一日千里。如果我在福建算有建樹的話,便是不曾使地方受到戰爭的禍害,更敉平了多少年來爲禍熾烈的土匪,使人民能夠
    安居樂業。當然陳公俠說他自己在福建有多少多少政績,但是持平而論,陳儀在福建的行政措施並沒有獲得民心。南洋的僑商陳嘉庚本來是很愛國的,就是 受陳儀之逼才發出不滿政府的言論。終於投降了共匪,這件事所發生的壞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陳儀本人自恃有才,爲人十分專橫,他與蔣百器先生是同代人物,因爲 這種關係,我十分尊敬他,稱他爲「公俠先生」,他漢文基礎很好,有才幹,就是跋扈。我在福建綏靖公署任內爲了顧全大體,凡事遷就他、成全他,從來沒有把他 在福建的劣跡向委員長提過一次,怕別人批評我想當福建省政府主席,怕與陳公俠之間發生嫌隙,影響團結。我對於政治很澹泊,其實我到福建擔任綏靖主任,條件 就是不兼任省府主席,我把福建的軍事整頓就緒,全部交給陳儀,便去陝西。有一次接到福建地方人士的電報說,整編過來一個團長因爲一點小事被陳公俠看管起 來,我知道這位團長並不是壞人,福建人士來電請我向陳儀說情保他出來,我拍了一封急電給陳儀,後來這個團長還是給他槍斃了。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記不得確實日期了,我已到了陝西,有一次去廬山晉謁委員長。這一次好像我與委員長都十分清閒,無意中談到福建的事,我把陳公俠在福建的 不得人望略微的說一點,最後我說:「福建是林主席的故鄉,林主席自然清楚陳儀在他家縐的所作所爲,萬一他向你提起陳儀在福建的劣跡,說他人地不宜,要你另 行考慮人選,豈不尷尬?」委員長說:「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張。」始終沒有撤換陳公俠,台灣光復之後,陳儀受命擔任台灣行政長官來台接收,由於他自己的一意 孤行,措施不當,激起了「二二八事變」的大禍,貽笑國際,死傷了那麼多無辜民眾。在清朝地方大吏,激起民變都應當受重懲,陳公俠不但沒有受到政府處分,而 且在「二二八事變」不久,馬上調爲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公俠後來陰謀投匪,事未成而被發覺,遭中央逮捕治處以極刑。出面檢舉的是湯恩伯,湯恩伯之檢舉陳儀又 是逼出來的,原來湯恩伯與陳公俠關係最深,陳儀原是孫傳芳的部屬,原在孫傳芳部下當師長,民國十五、六年之交,北伐軍光復閩贛,一路勢如破竹,眼見就要底 定華中,光復全國,陳公俠看到北洋軍閥已走末路,帶了他一師人投降過來,編成第十九軍,又識時務又升官。陳的部下有湯恩伯、徐培根、葛敬恩、林蔚(湛侯) 等人,早年湯恩伯和徐培根等是由呂公望推介到浙江講武堂受訓,我那時恰巧在講武堂擔任教官,講授「築城教範」。徐培根、湯恩伯都曾在下麵聽過我的講課,可 說是我的學生。我在講課時照例要發揮我的新思想和鼓吹革命,徐培根就曾指罵我是革命黨,軍閥統治時期指罵人爲革命黨並不是一種善意行爲。後來革命黨北伐, 他們這一班非革命黨還不是靠了過來,這些是非現在都不必提了。
    
     民國三十八年京滬保衛戰之前,湯恩伯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幾乎蘇、浙的軍隊都歸湯恩伯指揮,陳儀當浙江省政府主席。湯主軍,陳主政,湯、陳之間存在著這樣 的深厚淵源,此時總統下野,中樞無主,陳儀還是想效法當年投降革命軍的故技,向共匪投降,對於這件大事,陳儀不會不與湯恩伯商議的。湯恩伯檢舉陳儀的原 因,是因爲陳儀寫給湯恩伯的信,被情報人員截獲有據,湯知道事洩,舉事不成乃先發制人,以求自保,這樣來向中央表示效忠和清白。這是一幕出賣舊長官的醜 行,假如湯恩伯對陳公俠還有點道義感的話,應該先以大義說服陳公俠,予以勸阻,不應該事急把陳儀出賣。等到陳儀伏法以後,湯恩伯還假惺惺的送他一口高貴的 棺木,以示他自己並未忘舊,實在可笑。
    
    前幾天張雪中、陳大慶等人在我家吃飯,我們閒談起此事,我分析給他們聽,他們都啞口無言,沒有方法替湯恩伯辯護。聽說有一次在陽明山實踐研究院舉 行紀念週時,委員長訓話說到革命軍人的氣節時說,湯恩伯不在上海保衛戰中壯烈犧牲,作有重於泰山的死,而病死在日本寂寂無聞,眞是輕如鴻毛,是革命軍人之 恥。其實湯恩伯那裡能算是革命軍人,翻一翻他的歷史,他革的是什麼命,早年參與北洋行列,隨陳儀附和過來,善於逢迎,居然當方面之任,爲害河南,中原老百 姓那一個不恨湯恩伯?我早就看出湯恩伯是個沒有一點氣節的人,他那裡能夠殉國呢?
    
    
西安事變
(民國廿五年,1936年)
    
     在談到西安事變以前,似乎應該說一說我與張學良及楊虎城之間的一點淵源。先說張漢卿。
    
     張學良以前在華北、東北,我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我們之間是沒有什麼淵源的,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那時東北已陷,華北情勢嚴重,正是國難當頭,共產黨 禍患未已,日本侵略日亟。那一年年底中央把高級將領召集到牯嶺,快要過陰曆年了,天氣奇冷,委員長要考驗我們這些高級將領是否還能吃苦,以擔當來日艱钜任 務,要我們在牯嶺爬山,安徽省政府主席劉鎮華還替我們預備小米稀飯,慰勞我們。我在牯嶺時和張漢卿、顧墨三三個人分派在一個房間住宿,這樣便和張漢卿由相 識而變成好友,那時我們都正當壯年,每個人都是意氣豪邁,自然而然的相處得非常投機。有一天夜間我們暢談國是,張漢卿談到他自己父仇未雪,和東北故土未收 復,又談到東北淪陷之後,全國上下,尤其當時當政的汪精衛對於他的苛責,忍不住內心的悲憤,竟然放聲大哭起來,一直哭到天亮,這是我與張學良初次相處的經 過,我覺得他還是有許多可取之處。
    
     至於楊虎城與我之間的淵源比張漢卿要早,那便是民國十九年中原會戰之時。在中原會戰時,楊虎城率部住在豫西,馮玉祥拉攏他,中央也想安撫他,他是騎牆觀 望,想趁雙方惡戰時,收拾兩邊的殘兵武器和補給。楊虎城爲陝西地方出身,談不到有什麼作爲。中原會戰結束之後,馮、閻遠退西北,豫、陝兩省盡人中央範圍, 楊虎城失去騎牆的均勢,也就聽從中央點編。我和朱培德、顧墨三曾到陝西點編楊虎城的部隊,他把我們招待得很好,那時就聽說楊虎城太太姓錢,是一個共產黨, 至於西安事變前,楊虎城與共產黨如何勾搭,則不太清楚。像楊虎城這種頭腦簡單的軍人,是難免受共產黨愚弄的。
    
     民國二十五年底,委員長有意叫張學良擔任剿匪總司令,指揮五個司令,這五個司令是陳誠、衛立煌、朱紹良、於學忠和楊虎城,限三個月之內剿滅陝北的共匪。由 這一項措施,可見委員長對張學良多麼器重。似乎委員長與張漢卿之間的歧見在於安內、攘外兩件事的次序上,委員長主張先安內把共匪之禍平定,再攘外,所以自 九一八事變之後,在外交上對日本大都採取妥協和平,換取時間以削平共匪,不得已時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張學良個人對國是主張不免摻進去有個人的情緒, 他是有父仇在身,急於報父仇和急於收復東北家園,他主張先攘外而內部自安,他認爲毛澤東跼處陝北,只有三千多條破槍是不足爲禍中國的,還是抗日要緊。他未 曾明暸對日作戰需要多少準備才能應付,他這種輕言對日抗戰的主張,很容易的便被共產黨加以利用。共產黨利用張學良急於抗戰的心理,製造出許多口號,使東北 軍不剿匪而要打回老家去。
    
     張學良與楊虎城之間本來是存有矛盾的。楊虎城是陝西土著,一向以陝西主人自居,東北軍駐紮陝境是客軍,難免在地方徵集,主客之間自然有不愉快事件存在。中 央認爲張、楊不會合流,那知居然合流。據傳說合流原因是委員長在杭州時,曾分別要張學良與楊虎城互相防範,到了西安,張、楊見面互相拆穿,才漸漸合流。其 實楊虎城也曾受到委員長的培植,我在溪口時親眼見到委員長對楊虎城非常隨便,沒有一點客套,充份的把楊虎城看做是自己人,不像對韓復榘那樣應酬客氣。在委 員長看,這樣對待楊虎城是一種籠絡,但是楊虎城在感受上也許認爲委員長疏慢於他,認爲爲什麼對韓復榘那樣禮遇,而對自己簡慢。楊虎城個性陰險,心事最難猜 透,他在陝西就倡言「西北是西北人的西北」,對於中央自始至終都懷有二心,充滿了地方意識,不想讓中央政府對於西北的事多加干涉。
    
     民國二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四日是我母親的七十大壽,我正請假在家替母親祝嘏。我剛剛走到浙江的衢州,衢州綏靖主任張發奎(向華)轉給我一封電報,那是委員長 由西安發來的急電,要我在限期內無論如何設法趕到西安,有緊急之事待商。我拜完母壽未作片刻停留,星夜趕到上海,急飛西安謁委員長於華清池。委員長在華北 巡視長城一帶抗日情形,之後來陝督導剿匪,他要我擔任剿匪軍前敵總司令,中央軍已在陝結集,他知道我能與張學良和楊虎城共處,這件事情正在籌議,就發生了 震驚中外而影響國運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時,我們都住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將領雲集,像陳誠、錢大鈞、萬耀煌、陳調元、蔣百里、邵元沖等都在。事變的早晨槍聲緊密,招待所外面警戒重 重,我們都以爲是部份兵變,絕未想到會出這樣大事,邵元沖就是因爲不沉著跳窗,而被流彈打傷不治而死。不久張學良的副官來到招待所,我們才知道並不是局部 兵變,而是整個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叛變。他通知我們要多穿衣服,穿便鞋,準備走遠路。我們想這一定是把我們押解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們最擔心的還是委員長的安 全,也沒辦法打聽,我們都被關在自己房間裡,不准互通聲氣,到十一點多鐘又通知我們可以休息,不準備行動了。這天下午張漢卿匆匆的來到
    西京招待所,一進門向我們抱拳說:「對不起,你們各位受驚了。」馬上招呼撤去房內警戒,只在大門外警戒,伙食依舊照以往一樣豐盛供應。他走入我的 房間,說出他自己很多委屈和不滿,並且徵求我的意見和主張。我對他說:「我很早便同情你的處境了,牯嶺之聚我對你瞭解更深,不過你現在這樣做,國家民族的 前途從此斷送了。你仔細想一想,委員長的安內攘外政策是有道理的,這些年來我們咬緊牙關不打內戰,一心剿平共匪,一心一意做準備工作,就是爲了抗日,你現 在這樣做後患無已,是要做國家民族的罪人的。我們現在做了你的俘虜,但是說不定兩小時你也會做別人俘虜,你俘虜我們對國家民族有什麼好處?」張聽我說完, 拍拍我的肩膀說:「委員長的抗日準備工作,我以前一點也不知道,看完了他的日記才知道,委員長的軍國大計實在偉大,你所說的道理我也明白。」他又去別人房 間分別談話,然後命令他的衛隊長去接委員長,委員長住在新城大樓,新城大樓是楊虎城勢力範圍,張漢卿要保護委員長,非把委員長接出楊虎城的範圍不可。可能 委員長不知這位衛隊長的意圖,堅決不肯遷移,衛隊長拿出手槍來威脅,委員長厲聲的說:「你有手槍,我有正氣。」以後還是搬到高桂滋住宅去,高桂滋是師長, 公館很寬敞安適。如果張學良不這樣硬要委員長搬到東北軍勢力範圍,依然還在楊虎城勢力之下,前途只有兩條:一爲釋放,一爲殉難;如果委員長眞的殉難了,在 他個人來講眞可說死重抄泰山,他是成功了,在歷史上自然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但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卻不堪設想了,將陷於四分五裂的混戰局面。
    
     委員長的抗日準備工作是嚴守秘密的,對抗像日本這樣一個強國,沒有充份的準備是絕不能輕易言戰的,而這種抗日的決心不能輕易的宣佈而激起急躁的抗日狂熱。 張學良對於這些不大理解,他是急於抗日報仇收復家鄉,這樣他與委員長之間無形中便存在著一條很深的鴻溝。西安事變之後委員長失去了自由,張學良看完了委員 長的日記,看到了委員長對於抗日所做的準備工作和隱忍謀國的苦心,才知道委員長偉大的人格,對於自己所做的孟浪行動有了悔悟之意,才把他的衛隊旅開來保護 我們的安全。外間傳說共產黨和史達林操縱了張、楊,就我個人親臨其境的觀察,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以陝北當時共產黨的勢力是絕對操縱不了張漢卿的。張漢卿是 一個有血性的青年人,與委員長夫婦關係深厚,絕無絲毫個人惡感,不會有危害委員長的意念,只是一時衝動,看到委員長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便舉兵兵諫;等到事變 爆發了才知道闖下大禍,臨事而懼,弄得六神無主,共產黨乘機加入與張、楊合流,叫囂抗日,停止剿共,替垂死的共產黨製造了復甦的機會,結果造成了國家大的 災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國家前途一定不是這樣的。
    
    我是在十二月十七日由西安飛洛陽轉飛南京的,我離開西安的時候,距離事變的發生只有五天,這五天是囚禁生活,對於西安事變的眞象還是曖昧不清,南 京的當局對於西安的內情更是一無所知,以致對於應付當前局面的意見也極其紛歧,有的簡直是不切實際。國家不可一日無主,南京群龍無首,拿不出有力量的主張 來。我在離開西安時,張學良要我帶信給南京的朋友說,西安仍然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絕對沒有一面共產黨的紅旗,張學良仍然是聽命於南京的中央政 府。我從南京再飛西安,同行的有蔣夫人、宋子文、黃仁霖、端納等人,西安事變已露出和平解決的曙光。到了西安之後,有一次我與宋子文同在張漢卿公館,從張 的地下室中走出一個穿土布鞋襪和臃腫的棉布軍衣的人,留有未曾修剪的鬍鬚,見了我們略一招呼說:「銘三兄,一別十餘年,還認識我嗎?」我端詳了半天,的確 想不起來究竟在那裡和他熟識過,他看我實在想不起來,笑著說:「我是周恩來呀!」他這一說我才恍然大悟,當年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時,講授「法國大革命」是一 個新派人物,西裝革履翩翩年少,此時土頭土腦穿了一身大兵服裝,又沒有修面,那裡能夠認得出來。我曾經問過周恩來,在閩贛剿匪時幾個被他們俘虜過去的師旅 長下落,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周恩來坦白的告訴我,他們都殉難了,至於如何殉難,他又諱莫如深。聽說南漢宸當時也在西安,但是沒有見到。究竟周恩來在西安事 變中扮演什麼角色,人言言殊,很難說得明白。
    
     西安事變順利解決,張學良恭送委員長返回南京,張學良要隨委員長回南京負荊請罪,委員長告誡他說:「你闖下了這樣大禍,如果這時去南京,南京方面眾怒難 犯,定要殺你,你去不得的。」張回答說:「應該殺我,我是有罪的人。」這樣張學良眞的也飛南京了,我是二十四號先由西安飛洛陽的,第二天,二十五號在洛陽 看到張學良,我驚訝的問道:「你怎麼也到洛陽來了?」張說:「我怎麼不能來,我是到南京請罪去的,我是應該治罪的。」張學良對於西安事變的責任絲毫沒有推 卸,還是有其勇氣的。
    
     委員長出險後,全國歡呼若狂,可見一個國家不可一日無領袖,也可以考驗出委員長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崇高。委員長回京對於西安事變事先防督未週, 引咎向中央辭職,中樞准假慰留。此時在軍事方面,事實上仍是對於張、楊和共產黨採取討伐態勢,當時一共有七個總司令,是顧墨三、劉經扶、陳辭修、衛立煌、 朱紹良、蔣銘三(另外一個一時想不起來了)。我的防地是寧夏,但我本人卻與顧墨三、胡宗南等人常住潼關、洛陽一帶,委員長在杭州休養時,我更常常僕僕於杭 洛道上。這時東北軍、楊虎城、共匪是三位一體的,合起來的勢力也是不可輕視,中央方面的政策是以軍事手段壓迫他們,以政治手段瓦解他們。我在潼關、洛陽常 與何柱國一班人相週旋,東北軍的內部也並不是十分協調合作的。不久,中央發表劉尚清爲安徽省政府主席,劉是東北人,東北軍的一部份調到安徽來,拆散了他們 的駐地。我並曾陪同莫德惠(柳忱)、劉尚清等人一道去溪口探視張學良,以安撫東北軍的軍心。共產黨在當時是沒有實力的,但是日本人不能等待我們解決共產黨 就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全面抗戰一起,對於剿滅共產黨的事就一切不談了。寇禍日深,共產黨乘機崛起,張學良說:「攘外而自安」,我們攘外,內部能夠安 嗎?非但不能安,而且更造成了滔天的赤禍。
    
     西安事變之後容共抗日,共匪取消了紅軍番號,願受中央改編,編成國民革命軍,服膺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其實這些都是口頭上的謊言。中央把共產黨編成三 個師,有一次我在電話中談到共產黨問題,我建議委員長要放寬度量,拿出誠心給共產黨看,好讓他們能全心全意的抗日,當時給予共產黨的經費是每月五十萬元, 以當時的幣值和物價來說,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中央軍整編師每個月經費才十一萬元,可見那時委員長對共產黨具有何等誠心和寬厚。委員長在電話中說:「銘三, 我們要當心,不要上共產黨的當。」我在那時對共產黨,的確希望他們能夠憬然悔悟,以國家民族爲重,別再禍國殃民,所以處處替他們說好話,那知共產黨掛羊頭 賣狗肉,利用中央容共的機會,壯大自己。共產黨在抗戰期中稱我爲「摩擦專家」,連天水行營主任程潛都輕信了。有一次我去重慶述職,在過江的輪渡上與戴季陶 先生同船,我說:「共產黨背後有俄國人撐腰,要流我們中國人血來保障俄國利益,將來勢力一天天壯大,以後實在不得了呀!。」戴說:「不要如此悲觀,共產黨 在荒涼的陝北,餓也能餓死他們。」我說:「我情願他們到東南來盤據,雖然浙江是我的家鄉,我倒情願被他們統治,只是不願看到中國人來流血,不願看到他們殃 民禍國。」以後共產黨果然不顧國家民族,這是「西安事變」之後我們所未曾料想到的。
    
    
    以上內容選自《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是以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初版之《口述歷史》第9期(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同名內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閱讀全文可至析世鑑·廣斫鑑 http://www.boxun.com/hero/xs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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