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自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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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辛亥革命

轩辕孙

 

(黃花崗來稿先登)

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在当今专权者看来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而在全国一边倒的支持民众看来,这就是“除暴政”,就是“举大义”。当年黄花岗事件、武昌事件以及蔡元培、汪精卫、陈独秀组织暗杀满清权贵事件,在满清专权者看来就是“谋反”,就是“犯上作乱”,而在清末志士和当时的民众看来,就是“革命”,就是“举大义”。中共从来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要踏着辛亥赴难烈士的鲜血完成革命。

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众面对中共专权者的长期侵夺和压迫,开始转入反攻了。瓮安事件燃起的烈火,杨佳先生“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是民众转入反攻的号角,是传承中华大道的“人权宣言”。

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按中华大道、按人类大道,“顺天应人”才是人类应该永远遵从、不可违逆的根本大法。汤武革命、辛亥革命顺天应人的合法性在中国从来就是历史共识。在强梁者看来,夺了大位的就是合法的,一切由夺了大位的说了算。中共1920年代开始“革命”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共匪作乱”,但到了1945年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承认“共匪”的合法性,与“共匪”坐下来谈判了。再到1949年前后,形势就变成了不是国民党承认“共匪”合法不合法,而是“共匪”承认国民党“蒋匪”合法不合法了。

瓮安事件、杨佳事件,也是真正的民众捍卫权利、讨还公道的革命行动。什么叫“革命”,就是顺天应人的公义行动。就是要用新精神颠覆旧观念,要用新制度颠覆旧制度,要新势力颠覆旧势力。从来的历久固新的新精神就是民权的精神,新制度就是保障民权的制度,新势力就是民众的公共政见代替某家某党的私家政见。顺天应人的革命行动从来包括言论革命、会议革命、街头革命和战场上的武装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颠履萨达姆战争,我国的黄花岗举义、辛亥举义、北伐战争都是以武装革命为主,波兰团结工会革命和近年来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罗兰革命,则以街头革命为主。武装革命和街头革命常常都伴随着言论革命和会议革命。

多年以来,中国民众争取民权的主要形势是吁求“法庭”,吁求“天庭”。时至今日,民众普遍发现“天庭”并没有顺天应人,并不代表天理,“法庭”也不是顺呼大道的公义之所。当民众普遍感到“法庭”和“天庭”都是支持不义、残民以逞的“暴政”时,街头革命和武装革命就开始成为公义之所在,前途之所望了。当“街头”和“武装”展现出公义力量的时候,当民众开始感到有了尊严的时候,开始感到国家的元气在恢复的时候,那些一厢情愿的“和解主义”才有了实际的资格,那些醉熏熏的“理性主义”与“和平主义”才有了可能实际的意义。上帝的爱既包括宽容、忍耐,也包括公义的大征伐。中国的文明初祖轩辕黄帝也昭示民众“强梁者死,好胜者遇其敌”。

中共领袖以完成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旗号,建立了自己的“专政”,而不是兴起普遍的“民权”。建立起了又一朝“专制皇权”,而不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共和国”。这种旧精神、旧制度、旧势力的改朝换代是对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对顺天应人的人类大道的忤逆。三十年的改革又叫“第二次革命”,把国家从“专制社会主义”“革命”成了专权者一手抓住权力,一手抓住市场的“专制资本主义”。原教旨的假革命集团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专政集团。民众在啼饥号寒,国家在风雨飘摇。

所有的中华志士仁人,所有的中华骨血尚存的民众,都应该勇敢的行动起来。在每一个恶势力侵犯民众权利的地方发起抗争,发起反击,象瓮安民众、象杨佳先生一样“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你不讲求公道,我就施行公道。中国的利益专政集团是一个全人类喊打的堡垒,民众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给说法”必能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一次次的黄花岗举义,一次次的瓮安举义,必然导致象辛亥举义那样的最后成功突破。所有的志士仁人和骨血尚存的民众应当共同奋斗,共同牺牲,大家一起来再造“共和”,再造“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