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自由評論
line decor
  
line decor

 

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

——追踪大禹故里北川的天灾人祸

谭作人

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
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

一、哀北川  大不幸

对于北川,我是一个罪人。

两年前,北川文化人盛情邀请我去北川,帮助策划禹里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同时考察当地修建漩坪电站和苦竹坝电站的官民争论。我以“太忙”为托辞,婉拒了。我和不讲恩义的当代汉族人一样,轻慢了北川人。

两个月前,我来到已经城毁人亡的北川县城,面对北川中学废墟下成千不该凋谢的生灵,我悔恨不己。我发誓说要用手中的笔为他们讨回公道。但是两个月来,我写不出一个字,我食言了,失信了。我是北川的罪人。

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使我脱罪。北川,面对你的世纪灾难,面对你的历史背影,我只有深深的忏悔。我要把我的不尽的挽歌献给你,同时献给,我的自以为是的不思悔改的汉民族兄弟。
巍巍龙门山脉,请您证明:我的言说,出自事实;我的忏悔,出自真诚。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灾难史;而北川的灾难史,埋藏着一段不堪的历史。

北川,作为大禹故里和千年古城,经历过两次天灾人祸大劫难,并因此引发了两次人口危机。一次是1935年的国内战争,红白二军鏖战北川100天整,事后北川总人口由4.6万人锐减至2.5万人,全县街道村落寺庙俱毁。另一次,就是5·12北川大地震。这次大灾难,致使北川县城近4万总人口损失过半,现登记幸存人员不足0.6万人。尤其惨烈者,北川县城仅中小学生伤亡数千,3岁至17岁少年儿童几近断档,实为人间空前灾难!

这些大劫难中,究竟有多少天灾,多少人祸,自有历史评说。依据事实判断,摈弃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让我们回眸历史,看看北川县两次大劫难的全过程,以便厘清历史责任,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历史人祸   谁负责任   

1935年1月,逃离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广大地区”的战略总方针。同时,当时实际兵员已不足万人的中央红军电令拥兵十万的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接电,遂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广阔的川陕根据地,离开通南巴,全队西进北上,于1935年4月12日由江油甘溪(猿王洞)进入北川县境。

红军入境后,一面为阻截14万川军的追击,匆忙布置了历时73天的千佛山(土门)战役;一面打土豪分土地,发动北川群众支前。红四方面军在北川首倡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并创立了西北联邦政府禹里苏维埃乡(治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不久后,红军在阿坝和甘孜分别建立起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即为“禹里模式”的翻版。后来,这种国中之“国”,也出现在新疆喀什等地,留下了民族分裂的历史隐患。

事实证明了民族自治政策的有效性――在建立“人民新政府”口号刺激下,山高坡陡,地脊民贫的北川县,以红军占领区内仅有的3万人口,派出了3千多人的支前运粮大军和战场救护队,几乎是全县青壮年人人上阵,积极支红扩红,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6月12日,四方面军完成了吸引川军,阻击川军,掩护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略任务,翻越羌山,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6月下旬,北川境内红军开始撤离。在“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的鼓动下,超过1500北川儿女,随红军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大多数人一去不回。1953年,北川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后,追认当地红军烈士多达1097人,占当时总人口3.66%。

红军撤退时,为防止川军追击,沿途实行坚壁清野,放火烧毁所有带不走的粮食,烧毁所有桥梁和街道。石纽山下,始建于唐朝的千年禹庙,也毁于大火之中。全县境内桂溪、垭上、贯岭、都坝、开坝、小坝、片口、桃龙、禹里、墩上、坝底、庙头坝、马槽、白什、麻窝、青片等17条街道及村庄,全遭焚毁,致使境内1260户6000多场镇居民及农民,总计1万多人无粮可吃,无家可归。

尾随追击的川军入境后,大搞报复,大开杀戒,凡支红民工、积极分子皆杀,当过几天苏维埃干部的更是全家杀绝,惨遭灭门。一月不到,北川境内2000多人惨遭杀戮。大屠杀之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疫病流行,致使北川人口减少几半,一些富庶地方成为无人区。国民党北川县长冯康说: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损失之巨,断难计及。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即此地之写照。

1935年4月12日至7月23日,红军百日驻留,致使北川百年难愈。后来魏传统将军高歌:“红军血战千佛山,至今未忘过北川”。然而红军不如陈涉,不仅忘了“苟富贵,勿相忘”,甚至忘了给几近毁灭的北川,一个道歉。证据是,直到2003年,北川才以全国唯一羌族县身份,成为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如今佛泉山战场遗址清晰可见,被毁禹庙及村落遗址历历在目,被红军乱刻又被白军凿毁的明代岣嵝碑至今尤存(又名禹碑、大禹功德碑。原碑700蝌蚪文,仅25字残存),成为龙门山为1935年大灾难作出的历史证词。

二、北川悲歌  不该发生

北川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西北部山区,县城曲山镇,面积1.6平方公里。全县所辖三镇十七乡,居住着羌、汉、藏、回等十七个民族,总人口16.06万人。其中,世居羌族9.1万人,占总人口的56.7%。北川地处四川西北龙门山脉中段南侧,县域面积2869.18KM2,其中山地面积2834.73KM2,占幅员总面积98.8%。区内仅有青片河与白草河交汇处的北川河谷(禹里乡)及通口河(湔江,上游为青片河,下游为涪江,已规划20级水电开发)有少量河谷盆地,几乎全为崇山峻岭。在龙门山断裂构造带中,北川是龙门山主中央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长约320KM)的起始点,曾经发生过1958年6.2级强震,历来被设定为龙门山断裂带地震Ⅶ度设防区。

北川境内山青水秀,生态环境良好,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除北川人引以为荣的大禹故里、羌族文化、革命老区外,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等多样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猿王洞、千佛山、小寨子沟、龙门山泥盆系标准地层剖面等高等级旅游资源,适宜多样化体验型现代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

然而历史开了北川的玩笑。善良纯朴的北川人没有等到大禹荣光的照耀,没有等到红军报恩的润泽,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硕果,没有盼来山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好时代,就被想逃也逃不掉的天灾人祸,断了生路,碎了梦境。

北川的悲剧,从县城迁址开始。

1950年1月,当年的红军,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回到了北川县城——治城,完成了一个15年前的约会。当时县政府为了军事控制及安全保障,于1951年起开始沿湔江修建治城至曲山镇全长22KM的北茂公路。1952年公路修成,为了更加靠近绵阳,县政府放弃了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位于北川河谷,地势相对宽平的治城,抛开有恩于己的禹里人民,于当年9月把县城迁往只有79户320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狭窄的曲山小镇,为2008年北川大地震,预设了一个城毁人亡的死亡陷井。

自县城迁址后,当地传开了“早晚要包饺子”的民间传闻。1958年2月8日,北川发生里氐6.2级强震(微观震中为什邡金河即今红白镇),在当时大跃进政治形势下,无人知道地震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1959年,部分当地干部提出迁回治城的动议,未获批准。1961年2月8日北川县城再次发生4.7级地震,伤亡不详。因此自1959年起,就不断有人提议把县城迁回治城原址,可惜均遭拒绝,致使北川人民失掉了多次的逃生机会。

龙门山断裂构造带,是地震活动频繁的活动断裂带,自1969年来,已经发生5.0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6次(6.0级以上20次),平均32年/次。唐山大地震前后,在距北川不足200KM半径内,相继发生过1933年汶川叠溪7.5级,1958年什邡金河6.2级,1970年大邑6.3级等大震强震,七十年代后期相继发生1976年松潘平武7.2级震群,1977年茂汶4.2级地震,1978年黑水5.4级地震,1978年邛崃4.4级地震,1981年彭州大宝4.5级地震,1999年绵竹汉旺5.0级地震群,等等。这些地震波及北川,引起了北川的恐慌,要求迁城的呼声日益高涨。北川县委县政府,多次向上级政府打报告,提出迁城动议。许多专家勘察北川后,也认为北川县城座落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央主干断裂上,县城周边地势险峻,地质灾害点密布,灾害体巨大,十分危险。
1986年至1987年,北川多次请来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考察,勘察并论证迁城的必要性。由于一些秉承上意的专家坚持“无危险论”,也由于地方财政无力解决2亿多元的搬迁费用,迁城动议被搁置。1988年,北川仅仅得到了己经申请了几十年的“享受民族县待遇”的安慰奖,却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迁城无望,北川人只好就地想办法。从90年代起,北川县城行政中心开始迁往湔江对岸茅坝,旧城区内只剩下学校、医院、居民区和老街商业区。为防止经常滚石下山的王家老岩发生大型地质灾害,对其进行了植绿护坡、打桩支撑、拦石保坎等工程除险措施,然而经常性发生的中小地震特别是雨季小震,致使山上滚石或街上飞石伤人,时有发生。北川人从积极逃生到无可奈何,从提心吊胆到思想麻庳,终于逃无可逃,坐等死神上门,等来了天灾人祸的完美合成。
2008年5月12日,不幸的北川人眼睁睁地看着传说多年的“包饺子”惨剧发生,不少家庭惨遭灭门之祸,没有逃出来一个人。地震当天,湔江右岸的王家老岩向湔江方向整体平移100米,吞噬了靠山的曲山街,掩埋了几乎整个老城区。老城区内,很少有人逃生。新县城茅坝一侧景家山当天也发生大面积山体垮塌,合并大量建筑倒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5·12当天,正在绵阳开会的北川县委书记宋明知道发生了”汶川地震”,脱口而出说:完了完了,北川被包饺子了。宋书记赶回北川后,原来有147人的县公安局,仅44人生存;县看守所42名战士和35名犯人被埋;而160人的县医院,只剩下4人。然而英雄的北川人民,干群一心,团结自救。当天下午,在派出5批次人员求救,仍等不到绵阳官方救援的情况下,以仅剩下1/3干部的北川县四大班子,带领幸存的2000多群众实施了抢险自救和安全转移。

距北川新县城22KM的原北川老县城治城(禹里),在5.12地震中除后来遭受唐家山堰塞湖库尾水淹外,房屋建筑损失相对较小,人员安全转移。
北川县城毁人亡的事实证明,一旦发现错误,必须尽快改正,以免酿成灾祸。即使是上一代遗

留下来的历史错误,也应该有人负责,有人纠正。如果不纠正,不作为,必定酿成事故,必致更大的现实灾祸发生。

知灾不避祸,致使家园瞬间没了影,青山一夜白了头,这是人祸,还是天灾?

三、灾中之祸  人间惨剧

灾中之祸,就是天灾之中,埋伏的人祸。

一个失误,可以弥补;一个错误,可以改正;一连串错误构成的因果链条,必定酿成灾祸,祸国殃民。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从北川归来后,5月19日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我提出了“四川大地震人祸更胜于天灾”的观点,并且强调:至少在学校校舍整体坍塌的问题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由于受到官方媒体“主导”的误导,开始两天,我一直以为汶川是灾情最严重的灾区。5月14日我驾车赶往汶川,却被阻在了都江堰。在都江堰市区,我发现受损建筑中,受损最严重、垮塌最彻底的,竟然是学校校舍!这些完全坍塌的校舍,与周边部分坍塌或局部受损甚至完好无损的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反差之大,想视而不见,都不可能。

5月16日,在北川县城关曲山镇,面对着北川中学粉碎性坍塌的主教学楼,整体下挫两层的新教学楼,部分坍塌的实验楼,距主教学楼十多米却完好无损的旧教学楼——一幢建于70年代并于三年前申报为二级危房的老楼,以及不远处受损轻微的教师宿舍,我彻底无语了。事实就是证据。事实胜过证据。

北川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在这里,北川人明知有大灾降临却无法回避,躲无处躲,防不胜防。北川县城多数建筑达不到“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修,罕遇地震不倒”的Ⅶ度设防要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北川学校、医院、幼儿园达不到“震而不裂,裂而不倒,倒而不塌”的乙类重要建筑的设防要求(实际多为丁类次要建筑)。多年来,有关部门明知地震活跃,大震将至,对危险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不检查,不加固,致使地震发生时,房屋大面积倒塌或粉碎性坍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特别是造成幼儿和中小学生大量伤亡,这不是人祸,什么是?

天灾可怕,也不可违;人祸却是可恨,可恶,可耻,可鄙,更可怜——人祸把天灾的受害者,变成了包括施害者在内的不必要的共同受害者。

在北川,一位北川中学老师也是遇难学生家长向我轻声述说:“主楼不到十秒就垮了。开始还能打通电话,我说乖乖别急,爸爸马上找人来救你。跟着余震来了,那边喊不答应了。”大痛无声,这位家长的平静语气,象在述说别人的事情,惟有提到“赵长能”三个字时,眼里闪过寒光,令我一惊。这位家长详细讲述了96~98年主教学楼修建时的“马拉松”工程,提到了赵校长和几个包工头。很明显,他希望这些应该负有责任的人,能够承担责任。

事情的发展令我意外:开始官方还承认校舍豆腐渣工程问题,并且承诺要认真追查,后来竟然全部否认,不仅使用宣传机器来颠倒是非,甚至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打压要为儿女讨公道的家长们,拘捕处罚前段时间提出过质问的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刘绍坤先生和黄琦先生)。也许有人真正以为,使用高压压制,杀一儆百,使受害者发不出声音,就可以把罪恶掩盖过去。

我想问问:当个别人把问责学校豆腐渣工程上升到“与共产党对着干”的政治高度时,是不是想要表明,共产党已经集体决定,要公开地和腐败分子和罪犯站在一起?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国立法司法执法不是为了社会公正,而是只为掌权者服务?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国现在要建成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只有犯罪,没有法治;只有政党,没有人民;只有刺刀,没有言论的特殊社会?

究竟是谁在抵制民主法治,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有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滥用国家权力和国家暴力阻止学生家长问责校舍豆腐渣工程,把事关法律尊严和政治责任的复杂社会问题,变成6万9万10万买人命的简单经济问题,就是实实在在地把天灾变成了人祸,并人为地把人祸再次扩大了若干倍。这种社会性的“次生灾害”能够导致的,不是“社会稳定”,而是社会崩溃。

被人为事故放大了后果的自然灾害,是一种社会性灾难。这种灾难的发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不能逃避应负的责任。我认为,各级人民政府,欠全世界一个真象,欠全社会一个问责,也欠所有的地震死难者一个交待。抛开地震预测预报问题不论,至少以下问题,政府有责任告诉人民:1)、地震带上修建大型水库的安全性问题;2)、地震带上民用建筑设防标准的落实到位问题;3)、校舍、医院等公共建筑的公共监督及地震设防、建筑分类、修建标准问题。

在校舍问题上,我沉默了两个月,不是不敢写,而是“写不出来”。正如同去北川的唐诗林先生所言“心灵震撼太大,拿起笔来双眼已模糊,哽咽无法控制”。现在,看到事情这样发展,我感到自己很可耻。在北川中学的废墟前,我对孩子们有过承诺。现在,我要重新拿起这只千钧之笔——哪怕提笔就死,我无怨无悔。

请龙门山作证。

四、制度作弊  羌山无语

无须怀疑,在地震中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地震可能导致房屋垮塌,致使人员伤亡。合格的抗震建筑,人员伤亡很小;不合格的抗震建筑,人员伤亡较多;而在地震Ⅶ度设防区里修建不抗震甚至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只能导致人员大量伤亡。如果大量的公共建筑都是不合格建筑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如果没有合理的防震减灾体制和合格的三预机制(预测、预报、预防),大地震发生大面积的人员大量伤亡,是必然的事情。

5·12大地震后,汶川和北川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样板地区,用来研究天灾人祸的真正成因。多年来,汶川也被人称为大禹故里,但是汶川作为《四川省防震减灾十年规划》的四川省示范县,虽距震中仅50公里,房屋倒塌却不及20%,人员伤亡也不及6.7%。而同为大禹故里,同为地震Ⅶ度设防区的北川县,距离震中已经超过100公里,房屋倒塌却超过90%,人员伤亡超过50%。不知道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不是某些部们发明并坚持“汶川地震论”的真正原因?

同样的地震,不同的结果,巨大的差异性至少反映出三个问题:(1)《四川省防震减灾规划》中“经济建设同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以及“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至少在北川是如此;(2)北川作为规划要求的Ⅶ度设防区,大部分建筑达不到设防要求,特别是公共建筑是如此;(3)北川部分公共建筑特别是校舍建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有的是明显的豆腐渣工程。以上基本事实,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

这些基本事实,通过这次国内多数公共传媒出自良知的“集体造反”,已让全世界有目共睹。无论今后“主流媒体”怎么流,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早在1999年12月30日,《四川省防震减灾规划》就指出,四川省90%的强震集中在甘、阿、凉地区的地震活动断裂带,包括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地震带和龙门山地震带。该规划在十年前,已对今后20年内可能在三州地区发生多次破坏性地震,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长期预测,并确立了年、季、月、旬、周预测会商及内部通报制度。近年来,在体制内外都有关于四川地震的中期预测和短期临震预测信息,多达几十条。然而既然有预测,为什么没有预报和预防呢?

1998年12月17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同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这些规定证明:地震预测、预报和预防,是两种不同的权力,第一种权力属于专业职能部门,第二种权力属于公共管理部门。这个制度安排埋伏下的巨大的隐患是:即使专业部门有了科学的预测,也不能擅自发布,而是要服从于公权部门的非科学因素的公共决策。有时这类公共决策,特别是小概率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仓促应对(比如自然灾害、群体事件、安全事故等等),往住做不到以人为本。这种制度安排,可能导致预而不测,测而不报,报而不防,防而不力的严重后果发生。5·12大地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5·12大地震前,根据紫坪铺蓄水后监测到的700多次地震记录,水库地震研究部门和四川地震行政管理部门曾经作出了准确的大震中期甚至短临预报。但是由于对震级估计不足(据报为5.0~5.5级)而成为一次技术性失误。这个低估失误致使决策部门对地震后果估计不足,导致了不发预警的决策失误,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性后果。可见,目前《管理条例》正是使决策层陷入决策困难的制度陷阱。该条例与当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冲突,应该予以废除。

人祸的祸根,不是人,而是事,是体制不健全和机制不合理。制度缺失酿成的人祸,使受害者和加害者,无论官与民,共同成为牺牲者。中国体制陷井,已经成为最大的发展瓶颈,这个陷阱使公共权力越位,公共政策错位,公共监督缺位,公共利益受损,各类公共建筑也因不受监督而粗制滥造并滋生腐败,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物品。

天灾与人祸的合谋,成为谋害中国北川孩子的两把刀子;前一把刀子可以伤人;而后一把,人祸的刀子,才是真正致命的。

这一切,象一个讽刺,不应该发生在大禹故里。羌山无语。

五、禹生北川  可成定论

大禹,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之一,炎黄之后又一位华夏文明创始人。据史记,大禹治水兴国,开创九洲,统一中国,是华夏民族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奠基者。

西汉杨雄《蜀王本纪》记载:禹生石纽。据考,四川省北川县禹里乡石纽村石纽山,即为夏禹诞生之地。自古以来,石纽山即被视为神圣之地,方圆百里之内不敢农牧或人居。即使犯罪之人潜入,官府也不得入内缉捕,在此潜修三年后可获赦免。禹里乡内,至今尚存禹穴沟、刳儿坪、洗儿池、望崇山(禹父鲧,号崇伯)、禹王庙、岣嵝碑(禹功碑)、“石纽”、“甘泉”、“禹迹”、“禹穴”(大小虫篆)等遗址遗迹。这些遗迹,就是龙门山为“禹生北川”作出的证词。

在当今学界看来,共识较高的观点是“禹生北川,兴于西羌”。大禹治水始于岷山湔水,早期活动在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古汶山郡地区。大禹治水兴邦,除害兴利,在此形成了大禹故里文化带。夏传子,家天下。自夏商周始,夏禹以“导为主,湮、障、厥为辅”的治水兴国模式,主张“敬民,养民,教民,护民”的民本主义,奠基了以水利社会为特征的华夏文明。随着大禹从河流上游走向中下游的治水东行的脚步,随着先秦各期中原文化的繁荣兴盛,禹学经历了西兴东渐的历史过程。以至于儒圣孔子也把夏禹视为至公至正,无可挑剔的完人,赞曰:禹,吾无间然矣。暴秦之后,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专制文化替代了民本主义,封建专制“主流文化”的狭隘视野,使大禹故里北川包括大禹治水治国思想从历史长河中淡出,埋葬了这一段历史文化叙事。

北川建县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大禹古迹石纽、甘泉各取一字,组成石泉县(634年~1914年),城址在治城(1992年更名为禹里),北川人称老县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若以北周建县计,当为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唐朝建县时在距县城东南一里的石纽山下建有禹庙一座,为国内最早禹庙之一。1935年,石纽山禹庙因人祸被焚毁(2002年重建),致使民间传统祭禹活动被迫移至禹穴沟口禹王宫(建于清乾隆年间,毁于文革,1994年重建)。北川每年春秋两季及六月初六大禹生日,均要举行祭禹活动,年年延续,至今不断。禹里崇禹之风千年不绝,北川境内除禹里老县城建有禹庙外,禹穴、片口、坝底、曲山、通口、陈家坝等地,也建有禹庙或禹王宫,传承着大禹故里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因此北川,民风淳厚朴实,人民勤劳善良。

多年来,大禹故里北川县,占全了老、少、边、穷四大块(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行政边缘地区、贫困地区)。1935年红军西北联邦政府在此首创禹里苏维埃乡,首倡民族自治政策,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然而历经68年的不断努力后,北川才于2003年7月,被批准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全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赶上了国内民族自治县的末班车。仅此,反映出红色政权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
痛定思痛,5.12北川县城毁灭后,掌权者对大禹故里北川,应该有些惭愧。人民的政府,对北川的人民,应该有一个道歉。

六、龙门山脉  述说心声

四千多年前,生于龙门山中段南侧腹心地区北川石纽的大禹,不可能想象出,如今龙门山脉伤痕累累的样子。

5·12大地震后,据航片观察,龙门山后山地区,岷江河谷一线,绿色覆盖不足20%。已经形成的岷江干旱河谷和风沙走廊,经此变故,正在加快退化,即将成为成都平原沙尘暴的沙源地。龙门山南侧三条矿山铁路的起点站彭州大宝、什邡金河、绵竹汉旺,其连线正是龙门山中央断裂带的地表走向线。在这些工业区也是历史地震多发区内,如今己经开膛破肚,满目疮痍,区内工矿企业损失惨重。其中,1956年发生过6.2级强震的什邡金河磷矿,死亡225人,伤157人。而1999年发生了5.0级破坏性地震的绵竹汉旺镇,有三所学校发生校舍垮塌,仅中小学生伤亡超过1000人。龙门前山断裂带以及山前阶地,是人口密集地区,地震导致的大面积房屋倒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12大地震致使国内2473座水电水利设施受损(其中包括四川近2000座)。龙门山地区震损水电设施1000多座,震损率达到100%。绵阳地区825座水库,震损627座(76%),高危水库178座(28%),其中38座有溃坝危险;而邻近北川的江油县187座水库100%受损,产生裂缝、沉陷、变形、渗漏险情,其中19座有溃坝危险。岷江河谷上,紫坪铺以上9座干流大坝出现险情。根据观察,水库大坝附近,大多是震损最严重的地区。大坝附近山体垮塌往往十分严重,导致多座电站被埋,致使水电部门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

自然力,突然间不可抗拒地成为巨大的破坏力,在它面前,人类引为自豪的“生产力”,如此微不足道,只剩一堆可怜。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天平,为什么倾斜?历史,为什么逆转?该问谁去?这场世纪大灾难,与在龙门山地震带上大搞水利工程,究竟有没有关系?究竟有多大关系?希望整个中国学术界一起来关注、研讨,进行一次跨专业、跨学科的大讨论,而不是只听利益相关部门的一家之言,或象一个宣传部门,模糊是非,粉饰太平,忽悠人民。
四千年前,鲧之子大禹出岷山,治湔水,在前辈治水的经验基础上,改革古道,变通父道,以“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导之入海,高者凿而通之,卑者疏而宣之”的治水方略,以导为主,湮障为辅,凿峡疏渠,因势利导,成功地制服了原始洪水,拓展了早期人类的生存空间。大禹把巴蜀治水经验推向九州,促进了统一国家政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大禹经验,应该成为基本国策。

正是因为当时人类经验科学的原始和工程技术的局限,使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遵循了大自然的基本规律,在除害兴利,造福人类的同时保障了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河流生态的永续性。这使人类在合理利用大自然的过程中,给自然生态环境留下了生态修复的机会,从而使得人类可以永续发展,大自然也可以良性循环。除害兴利共生存,不废江河万古流。

大禹的治水思想,被后来的蜀王开明和蜀守李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而成功地治理出一个千里陆海,万里沃野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李冰开凿的无坝引水的都江古堰也成为人类利用自然,永续发展的成功范例。大禹、鳖灵、李冰的治水思想,以及后来汉代贾让归纳总结的“徒蓄疏堤”治水三策,已经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龙门山脉,是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右岸支流)等四大江河的发源地和流经地,水能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富集。然而,四大江河也是四川之源,流域内是大多数四川人传统的主要生养地。因此,龙门山是为全川人民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为几千座水电站服务的。龙门山脉的生态平衡,是四川人永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可以说,龙门山脉,就是四川的龙脉,千万乱动不得!

2000年以来,四川地震局专家李有才及地质专家范晓等人(包括四川省地震局),曾经明确反对紫坪铺水库选址,把环评报告中的“地质情况基本稳定”,认定为“基本不稳定”,建议水库选址避开地震断裂带。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却受到了无理压制。水利部们的发言人,以“大坝能承受8级以上地震”的承诺,来应对“水库可能诱发地震”的质疑,显然是答非所问。最近又说,紫坪铺与大地震没有直接关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5·12大地震的发震区,正是位于岷江上游第一座干流电站映秀湾电站(1972年13.5万千瓦)和岷江上游最后一座竣工电站紫坪铺电站(2006年76万千瓦)之间的紫坪铺库区。地震当天,两站之间20公里长的紫坪铺库区,成为第一次发震时的极震区。据目击者称,当时库区中心白浪冲天,高达数十米,致使两个电站都受到严重损毁。

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在拜谒浙江绍兴禹陵时感言道: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番话,对于今天过分迷信现代工程力,忽视自然力,忽视自然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平衡的水利科学界,是否应该有所启发呢?全河梯级开发和渠化全川河流的发展战略,可否审视再三呢?

我希望,今后在规划龙门山地震遗址公园的时候,把都江古堰的意义与水电大开发的目的作为一个联结思考,通过可视性的概念设计,表达出中华民族治水思想的精粹:治水,首先是为了除害兴利。除害第一,兴利第二,而不是相反。正如又好又快地发展,还是又快又好地发展,如果关系摆不正,后患无穷。过去过分弱势如今过分强势的水利部门,如果盲目相信貌似强大的现代工程力,以除害为借口,以兴利为目的,乱搞水电大开发,更大的灾害,还会再来。

我希望全中国的水利专家和工程师们,都能够到北川来,到龙门山来,到都江堰来,到紫坪铺来,补补生态环境课。在这里,面对灾难现场,请你们暂时抛开当下“绿色能源”的神话,沉思一下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并请思考,中国水电大开发,如何才能够摆脱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开发失当和乱而无序?如何才能养育出一条“健康的河流”,并建立起相对和谐的人水关系?如何才能在追求水电工程利益和发电效益时,兼顾其它部门利益和全社会的综合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尊重事实,汲取教训,放缓梯级开发进度,实行水电开发节制,当为北川世纪大灾难后,不幸之中的大幸。

七、事实判断  科学正名

2008年5月16日中午,避让过总书记的视察车队后,我直接面对了北川中学的那片废墟。这个垮塌现场对我的震撼,难以形容。但我知道,我的命运和北川联在了一起,我的心中,有了一个行事为人说话写作的标尺——北川标尺。

北川标尺,不是一个政党的标尺,而是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标尺,人的良心的天然标尺。北川标尺的基本尺度,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认定;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的良知。北川标尺的基本精神,就是大禹治水的精神:尊重自然,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尊重人,说真话,做好事。

多年来,学界对禹生北川,还是禹生汶川,各执一词,未有定论。这个现象,与前述中原专制文化背景有关。此次5·12大地震,又是北川与汶川,面临着名分争议。究竟是“汶川地震”,还是“北川地震”,如何命名?正统主流的“权力意志命名法”,是否会又一次给历史留下盲点?或者笑柄?

根据世界地震命名学原则及成例,地震命名方法可以有多种,包括原始震中说,中心城市说,灾难程度说,地质构造说,自然地理说,人文地理说,等等。依据以上各种命名方法,可以对“汶川地震说”的真实性,提出以下质疑。

如果以微观震中论,应该名为“映秀地震”或“映秀陈家山地震”。

如果以中心城市距离论,都江堰市(57.8万人,城市20万人)距第一破裂点映秀陈家山直线距离仅17KM,而汶川(10.6万人,县城3万人)距此57KM。定名汶川地震,舍近求远,舍大求小,名不符实,目的不清楚,十分可疑。姑且不论,在紧急救援阶段,发明“汶川地震论”者,误导了国家救援和社会救助,干扰了抢险救灾,对增加极震区内人员伤亡,应该负有间接责任。
如果以受灾程度论,北川仅县城死亡人口已超过2万人,房屋受损100%,倒塌超过90%。北川为重灾区的中心区,定为“北川大地震”,较为接近真实。

如果以地质构造论,特重灾区北川位于龙门山北川——映秀(中滩铺)断裂北端,原始震中映秀位于该断裂南端,两地属同一条主干深大断裂,原发震区映秀由南西向北东破裂,与北川共同构成极震区,关系直接。从受灾情况看,映秀镇罹难人口接近70%,北川县城超过80%,因此我认为,以主震带命名为北川——映秀地震,也较为适宜。而继发的汶川——茂汶龙门后山边界断裂,仅属龙门山中央,前山、后山三大断裂之一,因而后山受灾情况远较中央断裂区域及前山断裂区域为轻,不应该不分轻重主次,舍大求小乱命名。

如果以自然地理及地质构造论,整个龙门山构造带,都是主震区和重灾区。地质学家范晓、刘兴诗等人提出“龙门山大地震”概念,最为合理。

如果以行政区划论,映秀为汶川县最边远的一个镇,而汶川县属阿坝州,为何不可以叫阿坝州大地震?实际上,是次地震全川都有伤亡和损失,甚至远至重庆也有伤亡,若定为2008’四川大地震,也是合理之议。

北川县,是这次唯一全部殒于5·12地震的县城,以它1374年的建城史,73年的革命史,56年的迁城史,50年的防灾避灾史,20年的等待史,完全有资格“盖棺论定”。此论可让2008年之前的“老北川”,完整地走进历史,以便让新北川凤凰涅槃,在灾后重建中,找到正确的路径,实现社会文明和经济转型。

因此我建议:请北川把美名“恶名”一肩挑,欢迎“大禹故里”荣归,也欢迎“北川地震”,争取“北川地震”冠名(汶川说不定乐于相让呢)。况且,命名“北川地震”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以及尊重地震死难者的人文精神。人心所向,名至实归。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北川人民的共同意愿,才是至高无上的。

灾后重建已经开始,地震政治正在暗中角力,地震经济开始暗箱运行。甚至地震文化,也在灾民的痛苦之中,“主流”着感恩报恩的故事,把大灾难,变成了宣传举国体制“优势”的大好事。这是一种残忍。中国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尊重人。5·12大地震后,缺的是问责,反思,忏悔。如果没有这些忏悔,如果没有公正的问责究责,殁于这次特大惨祸中的北川人、青川人、汶川人、高川人和四川人,就白死了。

如果今天,要把丧事办成喜事;那么明天,喜事可能,成为丧事。

建议北川地震遗址公园,与大禹故里、唐家山堰塞湖和小寨子沟羌族文化,共同组成四川龙门山地震遗址公园群的核心景区。建议在曲山镇设立“龙门山哭墙”,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一个纪念灾难而不是欢庆胜利的灾难博物馆,让天灾人祸得到真实的反映。建议以此馆为依托,发掘大禹文化,宣传生态文明,整合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和当代科学发展观,以世界最大的开放式、组群式的生态文明博物馆聚落,告慰北川罹难的兄弟姐妹。选择这样的建设理念和方案,但愿对得起大禹故里死难的乡亲并经得往历史的检验,否则,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文化膺品和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成为更大的次生灾害和历史笑柄。

龙门山大地震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后有权得到的福报,是观念的转变,人性的觉醒,人权的保障,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而不是习惯性将错就错的伟光正传统的发扬光大,那样的传统,只能害人害己。

5·12大灾难巳经发生100天了。北川母亲们,有权知道真相,有权依法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而天堂里的北川孩子们,在等待着、在盼望着他们鲜花一样的生命的价值,换来一个迟到的公正。阿门!

人命同价,中国人并不是劣等民族。尊重生命,让我们从北川开始。

5·12北川大地震百日祭。公元2008年8月。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