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自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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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暴力革命是否近在咫尺?

 

張良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地區發生了幾件意義深遠的事件,都與暴力相關。貴州的群眾暴動、楊佳的殺警行動以及昆明的連環爆炸案。

 

  從泛藍聯盟重建開始,我就一直堅持一個觀點:我們不主張暴力革命,但是我們沒有權力制止暴力革命。縱觀海外民運界,我這樣的觀點的人不多。那些有名的民運領袖們,似乎除了王炳章先生,大多是和平演變派。說起來,很好聽,因為崇尚拉甘地、曼得拉,所以主張和平非暴力。但是,他們顯然完全忽視大陸地區人民對於中共這個貪得無厭專制政權的感受。特別是一些因為64事件而成為領袖的,在我看來是最沒有資格鼓吹非暴力的人。雖然民主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寬容,但是,在沒有理清64真相之前,在殺人者沒有作出任何的悔改之前,那些曾經領導了64的領袖們,沒有任何的權力說出放棄武力推翻中共的話。我一直堅持,寬容是勝利者的專利。在沒有取得對於敵人的絕對優勢之前,說原諒他們的罪惡,是可笑的。

 

顯然,最近一段時間大陸人民自發的對於中共的暴力反抗,說明瞭我們海外民運失敗的一個原因:生搬硬套他國的經驗而無視大陸的社會現實。可以說,海外民運 30年來的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放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路線,而過分依賴世界其他國家的所謂的非暴力不抵抗的路線。從另一個方面上,也為中共對 於海外民運的被西方資本家豢養的指責提供了藉口。

 

大陸人民用自己的行動,在中共的奧運之前,告訴全世界一個現實:大陸地區不僅沒有走上胡四世的所謂的"和諧"社會,甚至已經沒有了江三世時代的全民悶聲大 發財的共識。大陸地區的社會矛盾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這不僅僅說明瞭海外30"非暴力"民運的失敗,更是中共64以後經濟分髒路線的失敗。

 

64以後的中共,可以說就是一個賭徒,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押注在所謂的經濟改革上。如果我們稍微用點思考,不要聽信中共豢養的那些所謂專家學者的欺騙性的 理論,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說白了,不過是一場全民性的分贓競賽。因為鎮壓學生運動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中共在內外交困中,不得不對人民 開放了經濟自由。經濟活動成為中共統治區中最自由的領域。可以說,政治領 域是中共的禁臠,文化領域是中共的後花園,唯有經濟領域,是這20年來最開放自由的領域。當然,這個開放和自由,也因為中共的法制先天性的弊端而呈現一種 病態。經濟領域裏面的自由,最為人詬病的就是貪汙腐化。目前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也有各種各樣的治療秘方。我相信中共當局自己,也急於找到解決辦法。但顯 然,這是不治之症,也必將決定中共政權最終的垮臺。因為這個病態自由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法制不健康,不是人人平等的法治,而只不過是統治大陸社會的官僚 階級管束人民的工具。既然如此,需要法律保障的自由,在經濟領域這一塊,也必然是一種沒有平等、公義的自由。特權者永遠淩駕於法律之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貴州甕安的民眾反抗,就是對於這種不公平法制的反抗。一個不牽涉到政治的普通民事案件,映射的卻是政治層面的不平等。這不由不讓我們想起清朝末期發生在四川的保路運動。在一個政治不平等的社會裏,經濟領域的有限自由,必然將成為社會革命的導火索。因為被經濟自由的幻像欺騙的民眾,最終必然發現:只有政治平等,才是保障他們權益的最有利武器。沒有政治上的平等,經濟自由不過是海市蜃樓。

 

中共20年來的經濟成就,一方面得益於64屠殺的威嚇作用。鄧小平的"20萬人換20年穩定"的話,冥冥之中已經一語成讖。另一方面,中共的經濟成就也 得益於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扶持。64以後,中共當局一方面通過鼓勵全中國集體分贓的方式,讓大陸地區的人民暫時性忘卻傷痛,另一方面,就是向西方壟斷資本 集團投降,以犧牲中國的環境、放棄中國未來的方式,取得成為世界血汗工廠的資格。顯然,這種經濟政策讓中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我有個朋友,做海運業務。他 說,一個貨櫃從上海到洛杉磯的海運費是反方向的34倍。造成這個差價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從洛杉磯到上海路程比從上海去洛杉磯短,而是因為從美國運往中國 的貨運數量更少。數位上看,大陸地區對於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讓人很不舒服,但是如果從這個對比上看,這個順差還不僅僅是每年幾百億美元的問題,而是實實在 在的資源轉移的不對稱。就是說,中國大陸地區用幾倍的實實在在的物資換回了一堆堆的美元紙幣。而比這個更糟糕的,是換回了美國的次級房貸的債券。在美國的 經濟學界,已經有人認為,這次次貸風暴的最大的冤大頭就是中共政權。

 

我們無法判斷中共是否清楚它採用的這套經濟政策對於中國資源的毀滅性的掠奪效果,但是無疑,中共已經通過這套政策的實施和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勾結成為一體, 成為西方壟斷資本在大陸地區的代理人。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重利輕義。面對中共政權的盛情邀請,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是決不會放過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 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海外一些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的同仁,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政治上、經濟上一味依賴西方社會的幫助,幾乎完全失去了和 中共爭奪民族主義的旗幟的機會。

 

但是,顯然中共也認識到這套依靠"悶聲大發財"的分贓原理以及充當壟斷資本代理人的經濟政策維持自己的統治不是長久之計。胡溫政權提出了所謂的"和諧社會 "的說法,希望通過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為人民服務"的路線,解決統治中國的官僚階級與人民對立的根本問題。從這點上看得出鄧小平的眼光之短淺,重用一個政 治輔導員出身的胡錦濤,可以說是鄧小平的政治遺言中最大的敗筆。覆水難收,在大陸地區的經濟自由已經遠遠超乎政治管轄能力的今天,希圖通過恢復毛時代的思 想工作的方式、希圖通過擴大准特務組織中紀委許可權的方式約束官僚階級的為所欲為,胡氏政權所做的,不過是毛太祖和錦衣衛的結合而已。不從制度上解決中國大 陸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不從憲法體制中去掉中共的特殊地位,中國大陸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平等,而這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 而顯然,這樣重大的歷史任務,不是大學政治輔導員出身的胡錦濤能夠完成的。

 

在今天,中共代表的不再是意識形態,不再是理想主義的革命党,代表的不過是一撮既得利益者的集團。這個集團的目的就是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實現這個目的的 手段,就是壟斷政治權力。這一點,顯然也不是當初意識形態第一的毛太祖所能夠想到的。但是,毛因為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弄出一個淩駕於憲法、國家之上的" ",在今天卻實實在在地成為這個壟斷資本買辦集團的工具,讓中國大陸地區成為一個無法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

 

如果說64後的十年,因為經濟領域的大片的空白,以及西方壟斷資本和中共官僚壟斷資本沒有能夠完全控制市場,中國民眾在中共的分贓政策中還有利可圖,而使 他們暫時麻痹而意識不到政治平等的重要,那麼,隨著市場的逐漸成熟,西方壟斷資本以及大陸官僚買辦資本逐漸把持了市場的主導權,中國民眾必然會越來越分享 不到經濟發展的利益,而只會更深刻地感受到:沒有政治平等的保障就沒有真正的經濟自由的痛苦。即使中國人具有天生的忍耐性,也必將有爆破的一天。最近越來 越多暴力事件的發生,已經向我們預示了一個可怕時代的來臨:經濟發展的成果已經越來越受制於政治不平等的約束,而不再起到麻醉民眾的作用。我相信,沒有政 治平等的中共政權,面對的必將是一波波層出不窮的暴力抗爭事件。這樣的場景在中國的歷史上並不陌生,是每個王朝末期的共同現象。中國人民所可以期待的,也 許就是這個趨勢的最終的結果不是王朝的更迭而是第二次辛亥革命的發生。

 

(轉自中國泛藍聯盟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