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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生與特務學生

李千里

(黃花崗雜誌來稿先刊)

 

 

前些日子,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大陸留學生寫的文章《我在美國與“台獨”女孩一起工作!》。這位學理工的作者在遇到一位想讀他導師研究生並暫時在其實驗室工作的來自臺灣的女生時,居然向對方“普及什麼叫做地緣政治”,還“給她講了黃繼光,董存瑞,邱少雲,狼牙山五壯士”。他在讓這位女生接受了十二次該實驗室“來自大陸的中國人”的“英雄主義教育”後,在其導師面前對她進行了“適當”的評價——“最後的結果就是她沒有被錄用,我是不會在老闆那裏給她美言的”,其理由居然是“因為她身上沒有讓我認可的‘堅定’,我看不上那些不能犧牲自己捍衛理念的人”

 

這位學生可能屬於那種特殊學生——至少是中共黨員,甚至有可能肩負中共的秘密任務。他既然能因為那位臺灣女生的政治觀點(或他所謂不“堅定”的“理念”)就暗中使對方失去求學機會,同樣會對其他與其立場不一致的華人學生採取類似行動——主要是那些既對“黃繼光,董存瑞,邱少雲,狼牙山五壯士”持懷疑態度,又認為在中共極權統治仍在延續的情況下對“台獨”不應簡單加以反對的人士。不過估計其他華人,包括來自大陸的人,即便屬於他不能“美言”甚至攻擊的物件,尚不至於單純到接受十二次與他同類者的“英雄主義教育”。

 

但是這裏要提出一點疑問:這樣的特殊學生是如何到美國接受教育的呢?在他被美國大學或研究機構錄取之前,美國方面有人調查過他是否屬於極權主義政黨的成員、是否為該黨承擔秘密工作、是否不反對西方的民主制度嗎?他是否還推薦或幫助了其他一些與他立場相近的特殊學生去美國留學的呢?

 

這樣的特殊學生獲得了在美國留學的機會,可能奪去了其他不支持極權主義政權的華人學生包括中國大陸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機會;這樣的學生拿到了美國的獎學金,可能有其他未加入極權主義組織的中國大陸學生失去了這樣的機會。這些特殊學生在國內時估計在校方特殊關照下,其GPA是相當高的。如果有中共秘密機關幫助,其通過TOEFLGRE考試也不會是難事。加上已到海外的特殊學生的幫助,他們進入國外大學甚至拿到獎學金都可能較為順利。

 

《人民報》網站曾前刊載昆士蘭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 UQ)“前主席”徐斌在面對其他留學生質疑的時候居然說出“你在澳洲,你就沒有親屬在國內?你的不負責任的行為,必將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困擾。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是誰?我們已經在第一時間掌握了你的IP地址,國安部門正在追查此事”之類的話。而“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徐凱在美國還叫囂“堅守共產主義和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信條,路見不平一聲吼哇,該出手時就出手。”對這樣的特殊學生——可以稱為“學生特務”或“特務學生”,僅僅揭露是不夠的,應該詳細調查他們是如何申請出國留學的,到國外後又是如何開展各種活動、如何拉攏與聯絡其他留學生的,以及他們還介紹或幫助了哪些特殊學生到海外留學。如果他們的行為與學生身份不符,應敦促校方取消其學籍;如果他們的行為觸犯了當地法律,則應設法使其受到法律制裁。這樣,既能對其他的特殊學生或特務學生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又能對廣大普通中國大陸留學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使他們能更果斷地與這些特殊學生及其幕後的特殊組織劃清界限。

 

除此之外,一切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人士應聯合起來敦促國外高校在錄取中國大陸學生過程中採取措施避免招入這類特殊學生或特務學生(包括所有加入中共這一極權主義組織的學生),使其他的大陸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去國外留學。

 

1949年前的國共內戰時期,類似的中共特務學生在國民政府轄區內蠱惑人心,煽動學生與其他社會階層對合法政府的不滿情緒,起到了相當大的破壞作用。現在對這些潛伏在海外的特殊學生或特務學生的破壞作用也不應低估。這些學生畢業後,部分可能進入到當地商界。他們在外國商界的滲透,對這些國家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會有一定的影響。比如這些特務學生若進入外國的投資銀行界,在促使中國大陸被腐敗官僚控制的國有公司海外上市這一問題上可能起到作用——而這些腐敗官僚控制的腐敗企業即便因其壟斷地位一時間會獲得超額利潤,最終可能危害到海外投資者的利益。這些都是國內外人士應該高度警惕的。

 

本文絕非否定所有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相信他們中間相當部分不是這種特殊學生或特務學生。區分這種特殊學生或特務學生其實也很簡單:他們會參加中共使領館幕後操縱的一些活動——比如反法輪功活動以及支持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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