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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运动的经济政策

李千里 ( 大 陆 )

(黃花崗雜誌來稿先刊)

中国民主运动必须提出自己完整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远期目标应是在中国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实现经济现代化,促进公平而普遍的富裕——但这些必须以中国的民主化为前提;近期目标则是促成中共国经济的萧条甚至崩溃——而这是为中国的民主化开辟道路(本文将严格区分中共国与中国)。中国的民主化应以结束中共极权统治、结束中共对大陆民众的奴役与掠夺为前提,而促成中共国经济的萧条甚至崩溃是结束中共极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抗战结束后的内战时期,中共暗中在国民政府辖区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千方百计促使中华民国经济崩溃。现在是他们受到报应的时候了——不仅要为其先后屠杀数千万生命受到报应,也要为其在1949年前的暴乱时期及其后的独裁时期对经济领域的捣乱破坏、抢劫掠夺、贪污腐败等行为受到历史惩罚。

为促进中共国经济的萧条或崩溃,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首先要呼吁、敦促各民主国家政府与人民重新评估与中共国的经济关系,并控制与中共国的经济交往。各民主国家应着眼于其长远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认识到一个腐败而专制的中共国不仅在军事上是对各国的威胁,在经济上也是如此。由于中共官员病入膏肓的贪污腐败,中共国经济迟早会走向崩溃。只有对中共国在经济上疏远,才能使各国免受或少受这一经济崩溃的影响。只有促进中共国经济的崩溃,才能从根本上打击中共邪恶势力,使其没有能力扩充军备,威胁本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外国政府担心中共的军事威胁,却在经济上或直接或间接地扶持中共,使其得以有充分财力扩充军备,这种政策肯定是需要反思的。

对外国商人而言,其在中国投资、经商是有相当风险的。对这种风险,他们可能有所认识与防备,但还远远不够——这既是由于短期利润的诱惑,又是因为对中共本质认识不清。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国民政府低估了共匪的无赖、奸诈与狠毒,最后败退台湾。现在的各国商人更是未能认清中共的本质,未能认清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最邪的一帮人。中共为吸引外资会给出一些小恩小惠,但这恐怕是为了以后“关门打狗”(借用中共一位“经济智囊”鼓吹引进外资时的用语)。也许这些商人来中国后一段时期内会获得一些利润,但迟早会成为中共各级腐败官员的俎上肉,成为中国畸形政治经济体系的牺牲品,并有可能在中共国经济将来不可避免的萧条或崩溃中损失惨重。低估敌人的卑劣正如低估敌人的实力一样,有时可能是致命的。

与中共国的商业交往可能会破坏各国企业与企业家固有的行为准则,甚至受到中共国腐败环境的侵蚀,这对他们在华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即使他们在短期内能获利。美国银行家皮尔庞特·摩根1912年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过这样的话: “首要一点是人格……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在其次……因为我不信赖的人即使以基督教世界所有债券作担保,也不能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彻诺著、金立群译《摩根财团》)其实,不仅仅在商业信贷方面,在其他各个方面与中共腐败分子有经济往来都要非常慎重。 中国旧时商训也有:“货放邪人,纵势威而莫取。”而中共之邪不次于商界中的任何邪人。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应呼吁各国政府在与中共国的贸易争端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抓住机会对中共国展开经济制裁。同样,在有关中共“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中,应呼吁各国政府尤其美国政府对中共国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甚至提出中共政府难以接受的条件,以尽早对中共国实行一定的经济制裁。

除此之外,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还应断绝对中共极权政府及其属下各种组织机构的经济援助。只有不从经济上援助中共极权政府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才有可能得到未来摆脱专制枷锁的中国人民的尊敬,才有助于在未来与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建立正常而稳固的经济关系。各国的长远经济利益要求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中共政权却是中国成为这种现代国家的最大障碍。与这样的国家政权进行经济往来,就是直接、间接地支持一个极权政府,就是直接、间接地阻碍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其实也是在损害它们自身的长远利益。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也应提醒各国政府与人民尤其商界人士加强对中共国经济圈特别是金融圈中所潜伏“匪谍”的警惕,这些“匪谍”在中共国对外经济交往、金融交往中都可能活跃着,比如在大陆招商引资过程中,在官办或官方秘密影响的私营企业海外上市过程中,等等。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要呼吁各民主国家政府考虑对中共政权在经济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或公开或隐蔽的经济战。要使这些政府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政权比苏共政权更邪恶并更善于伪装;而它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各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某些政策的制定或执行,而这是比较危险的。 开展经济战正是要抵御这种不当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要力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思对中共国的所谓“接触政策”。当前的“接触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片面性的接触政策,主要与中共国专制政府接触,徒劳无功地施加微弱的压力以求其改变不良政策,有时还夸大中共微小的“让步”。这种接触政策的症结在于未能真正认清中共的本质,未能认识到中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最恶的政治势力,求其不残害中国人民而不可得,遑论在中国推进民主化。在腐败寡头-官僚集团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面控制下,所谓的“接触政策”并不能促进中共国政治上的民主化(尽管局部可能出现所谓“民主化”的骗局,比如在农村基层),也不能阻止中共国官僚腐败的蔓延扩散。在一党专制下,中共国只能产生畸形的市场经济,这种畸形的市场经济正是适应于腐败官僚集团对民众进行经济掠夺的需要,适应于腐败官僚及“八旗子弟”们内部分赃的需要,它恰恰阻碍了正常、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形成,而这种正常、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是中国大陆民主制度赖以确立的经济基础。

因此,各民主国家应修改其现行的“接触政策”,并推行一种全面的接触政策:不仅仅与中共政权保持接触,更重要的是与广大的中国人民(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与独立人士)建立与扩大接触。现在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共政权深恶痛绝,渴望迅速结束腐败官僚的独裁统治。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对华接触政策应支持中国人民尽早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人民从抢劫杀人的“黑帮政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样中国才能以崭新面目真正成为国际民主社会的成员。而它们对中共政权(这一政权曾屠杀了数千万中国人民)的接触政策也应从属于下面这一点——从各国与中国关系的大局与远景出发,跟中共的经济交往不应强化而应削弱中共的极权统治。力求推动各国接触政策的转型,是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促进中共国经济的萧条或崩溃,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要教育与呼吁中国大陆民众(有些方面也涉及到港澳台同胞)开展与中共的不合作运动。这一运动在经济上的措施包括:让民众认识到税收是腐败官僚进行广泛抢劫的工具,呼吁他们采用各种手段不纳税或少纳税;让广大投资者认识到中国的证券市场充斥着各种陷阱、圈套与骗局,教育他们不买中共国的任何股票、公债、企业债与基金(目前中共股市的虚假繁荣迟早会以崩溃结束——所有利好因素都已被严重透支,而利空因素以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包括上市公司、券商中的腐败现象较过去有增无减);让储户们认识到大陆的官办银行不过是腐败分子的提款机,提醒他们不在或少在官办银行中存款;让百姓认识到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是官商勾结的“黑市”,告诫他们慎重购买中共国的高价住房。这些措施是与防范、抵制与揭露中共对民众的经济掠夺结合在一起的,并可由此来阻止极权主义者巩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要争取私营企业家(有人将其列为大陆的中产阶级)及大陆中间阶层其他利益群体的理解与支持。当前这些群体尽管大都对中共统治较为不满与失望,但还不能将此不满与失望转化为具体行动。这就需要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采取适当措施争取使其中部分有较强正义感者或利益受腐败官僚侵害者摆脱这种无所作为状态,至少能对中共采取某种不合作的立场,直至能从经济上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要在宣传中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利益迟早会受到腐败官僚的侵害,要想切实维护他们的权益不能靠逆来顺受、行贿送礼或卖身投靠等,只能靠积极支持迟早会结束中共统治的民主运动——与其让财产被腐败官僚强取豪夺,不如用之来结束腐败官僚的统治。

在对中共的经济战中,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要密切关注并深入分析中共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力求阻碍其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或诱导其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此外,还应关注中共经济官员的任免情况以及这些官员可能有所区别的立场与举措。最后,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也不能忽视中共“经济智囊”们的言行,无论他们披着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外衣。这里尤其要注意大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如厉以宁、张维迎、周其仁等)提出的“理论观点”或“政策主张”,其中有些人尽管打着所谓“自由主义”的旗号其实是极权主义的“帮凶”或“帮闲”。在对中共的经济战中,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智囊”进行抵制、揭露或批判,除非他们能真正改变向极权主义卖身的立场(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也可考虑利用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国外、港澳甚至大陆成立特定的公司企业作为开展经济战的桥头堡。

在这场关乎极权主义在中国前途的经济战中,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尤其要督促在台湾的民主政府做出表率——率先使台湾与中共控制的大陆逐步冷却以至严格限制经济交往,并使这种有限的经济交往服从于与中共的经济战,服从于推翻中共的统治。为此,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还要加强对台商的宣传(可以考虑将历年来台商在大陆权益受侵害的各种案例汇编成册并广为散发),使他们警惕中共以种种所谓优惠政策作为诱饵“钓鱼”的伎俩,进而使他们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有关经济战的手段既可能是无限的——即凡是有利于尽早促进中共独裁政权垮台的经济及超经济手段都可以采用,无论代价高低;又可能是有限的——主要采取适当、必要且副作用较小的手段动摇中共腐败政权的经济基础。就目前而言,应先考虑采取有限经济战的形式。但到特定时期,不排除实施无限经济战的可能性。

国内外的民主运动人士都不应低估经济战的重大意义——这也许是撬动中共庞大极权专制体系的最有力的杠杆。通过经济战促进中共国经济的萧条乃至崩溃,有助于加剧中共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有助于破坏中共国庞大的军队、警察、监狱系统的稳定,有助于削弱中共特务系统对海内外华人的威胁,有助于加深各界民众与中共独裁政权的矛盾,进而有助于加快极权主义在中国大陆失败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战。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革命方式结束中共统治,经济战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经济战问题上,应结成国内外各界反对中共官僚掠夺集团的最广泛的联合战线。这一场经济战既要有一定的计划性,又要发挥各方面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这一场重大的经济战还应注意其隐密性——战于无形,出其不意,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反对中共政权的经济战中,中国民主运动还要注意对经济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他们不仅是中国当前反共经济战的将才,还是中国未来经济建设的领导人才。此外,为对付中共的经济间谍与其他各种间谍,中国民主运动也要加强自身反间谍组织与队伍的建设,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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